斯科尔斯 互联网、金融市场和期权定价模型的发现
我出生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地区，那里有许多低价的金矿股，所以常常可以看到投机行为。有些人会在股市中进行赌博，赌股价是涨是跌、谁会是赢家。我对此很着迷，总是思考如何定价、如何确定经济价值的问题。所以我对金融的兴趣，部分来自对这些人行为的观察。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因发现“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而荣膺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科尔斯应复旦大学之邀前来出席2015年5月25日举行的“上海论坛”。在论坛开幕的前一天，我预约了斯科尔斯教授，希望聊聊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并没有事先告诉他我们究竟要聊什么。2015年5月24日9：30，我来到复旦皇冠假日酒店顶层的校长俱乐部，看到斯科尔斯教授正在接受韩国媒体的专访，也有多家上海媒体在场。不过，从我听到的访谈内容来判断，韩国媒体对他的采访应该集中在了他的专业领域，问了他不少关于期权定价理论方面的问题。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重复类似的话题。于是，我临时决定要和他聊一些资产定价理论之外的话题，也许这样我们都会感到轻松。据我了解，他本人对新技术很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围绕新技术这个话题来展开我们之间的对话。以下是对话实录，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孟俭副教授根据对话的现场录音听译而来，我在孟教授的译稿基础上做了文字方面的核实和校对。
（我和斯科尔斯被引导着面对面坐了下来，我们寒暄了一番，然后我询问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航班和目的地等，之后我们开始了对话。）
张军：早上好，迈伦。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并来聊一下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争取一小时结束。
斯科尔斯：你好，张教授。你希望聊些什么呢？的确，我只有一小时的空余时间，之前还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有些消耗过多了。
张军：我最近注意到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写了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人们过度关注金融和培养过多金融学科毕业生的忧虑。你怎么看？
斯科尔斯：不错，即使是经济学家，过去也很少谈论金融的话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张军：这种情况不知是好是坏。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担心我们在金融这门课程中的投入是不是太多了。
斯科尔斯：担心这一点的人想必是生活在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需要金融的。金融要解决的是不确定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然，不确定性如何解决？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就是金融最首要的关注点。
张军：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问题的答案往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很多理论的想法，回到真实世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两个星期以前，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部分校友见了面。之前，我还顺道去了圣彼得堡大学做了报告。可是每次我去欧洲或者美国，总会有那么几天遭受时差的困扰，很痛苦。所以我想，有很多活动也许应该通过视频来完成，而不是让人们亲自飞过来飞过去。为什么不呢？
斯科尔斯：那是，而且这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
张军：昨天有位上海的企业家说，他的公司想要通过网络把美国顶尖医院的医生和中国一些城市的病人连接起来。他说，一些富裕的中国人生病之后通常会想方设法花钱找到好医生，他们会愿意花钱把美国的医生请到中国来，但这个真的要花很多钱。他的公司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把美国的好医生请到中国来为这些富人看病。但他们现在想试试能否通过互联网来连接医生和病人。
斯科尔斯：这个应该是可行的。我的一位朋友有几个机器人是专门陪医生看病的。医生去看病人时，会带上机器人。机器人有一张脸，病人的信息可以从机器人的脸部传到坐在办公室里的医生那儿。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些医院里，医生给病人会诊时，除了有其他医生陪同，还会带上机器人一起去看病人、问问题。所以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进行的。
张军：现在机器人在中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当中也很受欢迎。当人们出门在外没法照料，甚至也没法和家里的老人交流时，他们会让机器人陪伴独自在家的父母。他们可以通过机器人看到父母的生活起居。现在一些中国的公司就在投资这种机器人的领域，市场发展得很快。
斯科尔斯：人类步入老年社会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照顾好老年人。机器人可以代替孩子们照顾老人，而且它们很听话，能成为好孩子。它们可以给老人喂食，照看老人，每天和老人保持接触，提供医疗服务，并通过终端设备发送信息。
张军：我听说你是新技术迷，你能否预测一下十年以后的前沿技术会是什么情况？
斯科尔斯：问得好，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就经济领域而言，新技术的发展会使一切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灵活。人们想法的改变，会带来更多选择，个性化同样也会带来更多选择。另外，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之快使我相信，接下来的转变是从以产品为中心转移到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将自行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决定企业如何经营的将不是商人而是消费者，由商人、消费者和信息高速公路构建的网络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关键是该如何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帮助商人和消费者更好地找到客户所需要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未来的商业模式。
张军：你是说未来解决方案的提供商（solution provider）将居于主导地位？
斯科尔斯：我想是的。
张军：是，在我看来，未来的适度化生产将完全不同于以往只为了满足相同客户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而且我们的商人需要对客户有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才行。现在企业真的需要为消费者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了。
斯科尔斯：没错，这才是客户真正需要的。我认为，一个交易处理的世界，一个独立的、由T型账户、债券和借方、贷方构成的世界将发展为一个交易分析的世界。独立的快照式世界将消失，变成镜头连续的电影式世界。一组连续镜头式的交易该如何进行？它将给经济学带来怎样的变化？它将如何改变企业的生产？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这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一切将因此而改变。
所以我认为，谁驶上了信息高速公路，谁储存了连续交易的信息，谁就能占领先机。比如，我之前在杭州和一些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他们和许多商人有过交易，他们有客户，有连续交易的信息。与商人相比，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向客户销售产品和服务。因此，就劳动分工而言，他们提供信息高速公路，他们用区块链[1]验证行业和交易，然后为商人和客户创造一种沟通方式，使他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更高效。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方面，客户能获得多少信息，有多少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存在，双方是否缺乏信任等，这些都是需要设法克服的难题。
另一个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的领域是区块链，它将实现信息流和数据流的民主化，消除银行业垄断和信用卡垄断。封闭的系统被开放的国际互联网打开了，人们可以利用数据网络来创新、来创造。金融经济学家马娅[2]认为，那将带来从IC卡到供应链的无数令人兴奋的奇妙变化，我们将更有效地实现金融的各项功能。
同时，随着高科技、机器人及其创新的运用，我们将看到纳米科技领域方面的巨大突破：人们可以利用微小的粒子制造庞大的东西，也可以将庞然大物变成微小的东西，而这将催生不同的工作方式。3D立体打印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突破。想想3D打印将带来怎样的速度方面的变化吧：过去，要制造一个机器原型，人们必须先设计一个模具，再制造部件，然后将各个部件装配起来，最后才能给客户看机器原型。如果客户想稍稍改变一下原型的话，就得花很多时间重新设计模具。现在，当3D立体打印机和电脑连接之后，人们可以直接看到三维的机器原型——我不知道是否能呈现时间这个维度。而一旦三维的原型在电脑上出现，人们就能把它打印出来。机器原型打印出来后，如果和客户的要求有出入的话，只需要重新输入参数，然后再打印出来就行了。按客户要求修改后的机器模型一旦打印出来，就能直接投入生产了。这样，生产的速度加快了，而研发、测试的时间和测试的成本都大大地减少了。时间减少了，灵活度增加了，这正是客户想要的。我认为，5—10年之后将出现人体三维扫描，人体的每一部分将被记录下来。25—30年之后，如果你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3D打印机可以精确地打印出你所需要置换的部位。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母亲在加拿大北部的百货商店工作，在矿井下工作的矿工们会到她那里买靴子。那家商店当时只供应一个尺码的靴子，因此，那些脚小的矿工们只能将袜子塞进靴子里才能穿上靴子到矿井下工作。而那些脚大的矿工们就没法工作了，因为没法穿上这些靴子，即使勉强穿上，脚也会很疼。创新者们于是设计了大、中、小不同尺寸，结果百货商店卖出了大量的靴子。
我现在穿的鞋子是43.5码，而我的右脚比左脚稍稍大了点。将来，我的一只脚可以穿43.5码的鞋子，而另一只可以穿43.475码的鞋子。未来的一切将变得越来越个性化。生产和创新的方式都将发生改变。
就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而言，将来会演变成研究—测试、开发—测试这两种模式，研究或开发不再是常规项目，取而代之的是测试。因为有反馈系统的存在，人们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欧洲或是日本，未来科技领域方面的创新是否成功，都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创建高效的反馈系统和学习能力。就产品开发而言，要缩短测试的时间、减少成本从而增加或提高产品的价值。
张军：你说得很对，个性化太重要了，它要改变甚至颠覆以往的商业模式。以小见大，你真的认为3D打印很快会彻底替代现有的工业生产吗？
斯科尔斯：事实上，3D打印目前已经替代了全球生产的20%。这是纳米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着的变化。
张军：真是不可思议。
斯科尔斯：你知道，在中国，在北京郊外，有着全球最大的3D打印设备。
张军：我听说过这个，但看起来你比我更清楚。
斯科尔斯：而且它目前在打印飞机的机翼，可以打印出更轻、更坚固的机翼——人们正需要这样的机翼。
张军：科技领域发生的变化实在令人惊叹，技术的发展使得个性化的服务供应商变得越来越重要。
斯科尔斯：是啊。之前提到的在医疗方面的种种变化也是如此，比如远程医疗。目前，有人正在思考如何最有效地将科技运用在医疗方面，我们能看到的在治疗病人方面的许多进展都是人口的老龄化所引起的；还有食品生产的效率问题。现在人们在食品生产和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效率仍很低。稀缺资源的日益枯竭使人们思考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能源，于是人们想到了利用能量转换传感器来进行不同能源之间的转换，比如水和电之间的转换。目前，美国人正在设想取消国家电网系统。因为如果全美只有一个电网系统，就意味着一旦系统崩溃，所有人都没电可用了。所以，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出现了许多小型的电网系统，为不同地域的社区提供能满足不同需求的、更个性化的服务。这涉及更多方面的协同：电力、风力、太阳能、太阳能的储存、电池组、用来储存能源的东西，等等。我想，关于在这方面我们能有何作为的信息量是很大的。那么多复杂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其实是为社会、为新一代创造了新生代的技术。
张军：但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关心替代的问题，如果机器替代了人的劳动会怎么样呢？劳动者的出路在哪儿？劳动者不再劳动了，也就不怎么再分享劳动收益了，大部分的收益会主要由资本方获得。
斯科尔斯：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个有趣的经济学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总是认为，人一旦有了机器，劳动生产率就能提高，工资随之增加，劳动力收益提高，资本收益提高，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富有。这是劳动力和机器两者效用结合的结果。这是人们熟悉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 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有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统理论。但实际上，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劳动力收益将大幅度下降。这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人类世界：我们只要坐着谈论有关哲学的问题，而机器人会为我们干所有的活。因此，人工智能确实是个大事儿。我们现在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旦机器能够编程，机器人通过学习也许就会开始为自己编写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能变得和人类一样的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
张军：你真的这么认为？
斯科尔斯：我思考过和学术有关的编程问题。如果把一套数学题目给一台机器，它会通过随机尝试不同的组合而分辨出哪些解题方式管用，哪些没用。机器能够很快地对其进行数千次的排列组合，它不需要上过学，就能通过随机尝试的方式学会解题。人们可以通过转动钥匙来打开车门，而过去，为机器人编写实现这类动作的程序很难，但利用现在的随机技术，我们已经可以为机器人编写这样的程序，机器人也能像人类那样转动钥匙、打开车门了。尽管机器人打开车门后可能会做傻事，但至少它能上车了。机器人可以随机尝试做数以千计的事情，它可以重复做正确的事情，它会进行归纳。我们也会归纳，但我们可能会做出愚蠢的推理，因为我们缺乏对事物进行全面扫描的计算能力；而机器人能够重复扫描成千上万个样本，并从中剔除错误的选项。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从远程教育的角度思考一下如何创建一个包容的社会，使得其中没有受过教育的庞大人口也能够加入学习的队伍。在印度，约50%的人口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这一部分人群的识字率只有10%。
张军：10%这个比率大大低于中国的识字率。
斯科尔斯：是的，中国是80%。在印度这个文盲率如此之高的国家，有80万人在小学至高中阶段的教育系统中教书，其中只有1%是合格的教师。因此，要改善这样一个社会，创建一个拥有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世界，基本上就只能靠远程教育了。整个教育体系必须变得更加个性化，而不能像从前那样“所有人穿同样尺码的靴子”，也不能只是我讲你学而不知道学生是否真的在学——我希望他们真的在学。这一切现在彻底改变了。学习方式已经是个性化的。在远程教育、模块化教育理念下，重要的是创建什么样的学习模式，而不是授课模式。教师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半小时的课堂内传授知识。在学习的模式下，消费者是谁？是学生。我们是教师，是生产者。问题是，消费者有学习的需求，他们不需要我们来告诫他们，他们自己需要学习。我们想要教书，他们想要学习。个性化的模式因人而异，这是主要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消费者是学生，学生需要确定他们自己的学习方式。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我们就创建了一种学习的文化。学生们拥有改变想法和向不同方向成长的灵活度。如果我们能通过远程教育和技术的结合增加互动的价值，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看到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
张军：你是说学生自己有学习的能力，我们要改变的是学习的模式。你承认智力水平的差异吗？
斯科尔斯：我相信，智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人认为人们的智力水平是天生的，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如果你能坚持学习，你的智力就会不断地提高。不断的学习能让你变得越来越聪明。
张军：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创建适合每一个人的教育模式这一问题上，远程教育比课堂教育更有前途。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在印度实施远程教育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斯科尔斯：你说得对。但印度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一样东西：一部手机。我们需要树立利用手机进行学习的理念。你知道在非洲孩子们是怎么学习的吗？在那些没有教师的赤贫城镇，只要有一台电脑，那些学生们就会围坐在电脑旁，渴望学到一点儿东西。每个人都有学习的需求。因此，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利用互联网、利用手机、利用移动网络。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在一些贫穷地区，即使每天的收入只有2美元，他们也在用手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因为每月要支付10美元的手机费。真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在使用手机。
张军：美国生活在最底层的25%人口是不是也深受缺乏教育的困扰或面临类似的问题呢？
斯科尔斯：是的。
张军：那你是不是认为改变学习模式也能解决这些人面临的问题呢？
斯科尔斯：是的。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学习受阻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企业和个人喜欢办事迅速，喜欢个性化，喜欢灵活。而政府却喜欢办事拖延，喜欢管制，喜欢刻板。这是政府的三大弊病。因此，如果政府控制了美国，在年轻人的教育方面不允许竞争制度的存在，不允许人们连接数据网络和信息网络的话，那么，政府就阻碍了人们的学习之路。就创造一个教学模式或教育模式而言，政府便施加了太多的管制。而且，由于政府是教育费用的承担者，他们会创建一个教育评估体系，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如何评估教育，因此就会以错误的方式来评估教育方面的产出。他们不是将学生学得如何作为评估的依据，而是根据学生是否能够通过考试来进行评估。能否通过考试并不等同于学习。学习意味着在掌握了一些常用的知识和技能后，还能有所创新，为社会增加新的价值。
张军：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听说，一些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它们对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的中国基础教育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近英国方面甚至还引进了上海中学生使用的数学教辅书，认为这些教辅书编写得真的很好。他们鼓励英国的学生尽可能和中国的学生一样多地学习数学知识。
据我所知，在美国的中学，政府也一直想推行考试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评估。我听说美国的教师团体和教师工会抵制这种做法，他们不想把考试作为评估教学质量的依据。其实在上海，我们在这方面也一直有讨论。考试能说明什么呢？它能评估谁的表现呢？我们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很清楚，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或许应该脱离用考试来评估教学的模式，我们需要新的评估方式，而新的评估方式应该不单纯是基于考分。
斯科尔斯：对。创新能力、创造能力更重要，不一定是考分。不过，虽然我显然并不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这样告诉过我的学生：我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模式，是用最佳的方法，尽可能从同学和老师那里“窃取”学问。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终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成长——“窃取”他人的学问。
张军：而且现在“窃取”知识变得更容易了。
斯科尔斯：是啊。我说的当然是褒义的“窃取”，是向他人学习。向教科书、向你的同学和老师、向社会学习，这才是学习的模式。我认为，要做到用最好的方法、从最优秀的人那里获取知识，你本人也必须是最优秀的，不然他们会把你赶出去。因此，你必须做最好的自己，用最好的学习模式不断地成长，并思考如何和别人互动以找到最好的学习模式。你和同事们合作，是因为他们对你来说是最优秀的。也有许多人会停滞不前，他们不想保持前进的步伐，不想做最好的自己。当边际生产力下降时，这些人就会被替代。
张军：对。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的。
斯科尔斯：是的，那是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我认为我们现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线学习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在线教育更像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假如使用机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与它一起形成一个团队，把事情做好，未来的工作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张军：对。我知道，你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所以我想这或许和犹太文化以及种族相关。就像中国的家庭会教育孩子不要偷窃。
斯科尔斯：对，对。在具有学习传统的家庭中，如果父母有学习的渴望，那么你也会学习。生活就是这样，这一点很重要。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将时间花在狭义的学习上。我母亲常常对我说，出去玩吧。从9：00出去，到18：00回家吃饭，自己出去玩耍，自己出去学习，学习什么都行，要有好奇心。所以，我从小就有自发的好奇心。而我这种探究事物的想法、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的想法或者好奇心，都来自我的父母。我认为，就个体而言，我之所以能真正地成长和学习，是因为我拥有学习的自由：我可以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指令学习。我父母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从不会对我说：别担心失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是别的父母会犯的错误。他们总是对我说，你能从失败和各种经历中学到东西，你该从中学习。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失败也是有趣的经历。因为生活其实就是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你总是成功的话，说明你从未承担过足够的风险。如果你总是成功、从未失败过，那是因为你父母一直在保护你、支持你，这样你永远也学不到东西。如果你从不出去冒险，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你永远不会有好奇心，你永远不会对某个领域的事物有很深的了解。
张军：所以，父母应该容忍孩子的失败。父母好比国家，国家也应该接受机构和企业的失败。否则，创新是不可能的事。
斯科尔斯：对。制定目标之后，必须经过尝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不需要尝试就能实现的话，那它一定不是很远大的目标。即使尝试失败，也可以从失败中获得如何实现目标的信息；或者获得目标无法实现的信息，那也不错——那就是经济学，那就是生活的模样。如果我们确定目标可以实现，那么别人很可能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张军：是啊。
斯科尔斯：不确定性肯定存在。关于创新，关于经济学，一定是有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你做的一些试验是会失败的。
张军：对。我听说你在读中学的时候买过股票。你当时没有学过投资学，没有股票交易的知识。一个中学生竟然可以在证券交易所花钱买股票，这一点让我感到吃惊。你的父母能够接受吗？
斯科尔斯：他们能接受。我出生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地区，那里有许多低价的金矿股，所以常常可以看到投机行为。有些人会在股市中进行赌博，赌股价是涨是跌、谁会是赢家。我对此很着迷，总是思考如何定价、如何确定经济价值的问题。所以我对金融的兴趣，部分来自对这些人行为的观察。
张军：那你在麦克马斯特大学主修的是什么专业？
斯科尔斯：我在麦克马斯特大学学了数学和经济学，并主要侧重于数学。大学毕业后，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去了芝加哥大学。因为我读过乔治 · 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米尔顿 · 弗里德曼的论文。
张军：他们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科尔斯：确实伟大。我还读了哈佛经济学家们写的一些东西，然而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后并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张军：那是在1960年？
斯科尔斯：是在20世纪60年代，确切来说是1962年。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暑期的电脑编程员，和那里的教授一起工作。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有很好的想法，或许是因为我编程做得很好，他们给我提供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于是我成了一名博士生。我想他们喜欢做研究。他们研究的是财富，所以我也研究财富。
张军：那你的导师是尤金 · 法玛（Eugene Fama）吗？
斯科尔斯：不是，默顿 · 米勒（Merton Miller）才是我的导师。我和默顿 · 米勒一起搞研究，我们一起做了许多事情。尤金其实是我的同代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和尤金一起工作，和他交往，但我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是跟米勒一起做的，我认为他是全面的经济学家，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我和他共处的时间更多一些。
张军：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的期权定价模型能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大大简化我们有关资产定价的思维方式？因为，在此之前，关于资产定价的所有理论都是和风险溢价相关的。
斯科尔斯：对。
张军：但你似乎认为这并不正确。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或许创建了新的或独到的理论呢？我对此很好奇。是在你读博士的时候吗？
斯科尔斯：不是。其实是在我去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时候。
张军：那是你得到的第一个职位吗？
斯科尔斯：是的，我的第一个职位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担任教授。当时我在指导我的一个学生做硕士论文，他有一些场外交易市场的期权数据。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触碰到了期权定价的问题。有趣的是，当时在我脑海中徘徊的首先是期权交易的时间问题：我思考的是期权交易的动态变化，我对它们的变化方式入了迷——可以观察到，期权交易中的风险程度始终在变化。而我对期权定价的真正思考则始于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期权。我和费希尔 · 布莱克（Fischer Black）讨论我的研究进展，因为我们在共同研究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的一个项目，是关于为该银行创建指数基金的。
张军：布莱克当时也是教授吗？
斯科尔斯：不是。他当时是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他离开这家公司之后，我们共同创建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合作为富国银行提供解决方案。我当时对他说，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可以多旅行几次，我们一起工作。我开始和他谈论期权，而他也在研究期权，思考期权的问题。就这样，我们共同创建了期权定价模型。关于模型的构建，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该模型构建于1971年，并被运用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证券和期权的交易。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变成了体验式的，投资银行纷纷改变了金融产品的生产方式，从原来的中间人角色——各代理方之间的中间人、买方和卖方的中间人、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中间人——变成了主角。如果客户对某种结构性金融产品有需求，它们就会生产这种产品。这在金融业引发了一场彻底的革命，金融企业从原来的代理人变成了主角。它们可以为生产并出售别克牌汽车的通用汽车公司提供对冲风险的产品，而经销商本身可以为不同的汽车品牌，如TL、别克、本田等充当代理。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因为它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使其更个性化、更灵活。
张军：我听说你们的论文投稿好几次都被经济学期刊拒收了？
斯科尔斯：是的。
张军：那它为什么最终会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3]上？
斯科尔斯：因为我们后来扩展了期权定价的模型。之前人们觉得它太晦涩难懂了，他们不明白这个模型演绎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除了模型的构建和证明，我们还解释了大订单期权的交易原理。
张军：那你认为该公式是太复杂还是过于简单了？
斯科尔斯：你如果不懂，那它对你来说当然是太复杂了。但它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这个贴现计算公式提供了期权定价的方法，而不必知道预期收益是多少。
张军：关于这个公式，我读到过一篇数学家伊恩 · 斯图尔特（Ian Stewart）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你们这个公式毫无疑问是改变世界的17个最佳公式之一。你读过这篇文章吗？
斯科尔斯：我读过，是的。我们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当然很荣幸。不过，当时我们只是想解决一个经济学问题。具体是怎么说的？17个最佳等式？
张军：改变世界的17个最佳公式之一，而且它是唯一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公式。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教授群体而言，获得这样的评价真是太荣耀了。
斯科尔斯：谢谢，是的。
张军：据说在这篇论文发表后，你预测到自己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科尔斯：哈哈，这很有趣。人们一直告诉我说，我有望赢得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不过是预期而已。就像某些人总是声称他们应该获奖，而获奖人却声称他们不知道会获奖。但其实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显然，总有人会想着获奖，不过也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有时候你也弄不懂他们是怎么选择获奖者的。尤其是当费希尔 · 布莱克去世之后。
张军：那是在你获奖的两年之前？
斯科尔斯：对，两年前。很遗憾，这件事让他们担心。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对此并不担心。不过我一直在被提名的名单上，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有时候还有激烈的讨论。
张军：那是。不过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教授好像几年后也获了奖？
斯科尔斯：不是，默顿教授是在1997年和我同时获奖的。
张军：哦，是这样。对不起，我搞错了。
斯科尔斯：他也构建了模型。我们已经提供了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他提供的另一个方案其实是已经被证实的东西，但他运用数学中的连续时间概念，大大增强了解释的部分。而我们最初并没有引入这一概念。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用离散时间（discrete time）来解释，即各期权交易时间点的数值，也就是期权价格会变得越来越小。这与现实更贴近。假定我们有一个动态结构，但这个结构本身是恒定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在我们的论证中，最初的参数有了变化：波动率变了；利率变了；状态变量也一直在变。
张军：他比你年长？
斯科尔斯：默顿年长？不是。他比我小几岁，我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家伙了。
张军：不，不，你看上去很年轻。所以我还以为他比你大好几岁呢。
斯科尔斯：感谢你的恭维。不过，你要是这么对他说的话，他会感到难过的。下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可别说他看上去比我大。
张军：他说，他一开始并不关注你的研究工作。他说你邀请他出席你的研究汇报，但他睡过头了，所以没有露面。
斯科尔斯：没错，有这回事。
张军：他在写有关你的想法初步成形的文章里提到了这件事。
斯科尔斯：对。但是，猎人总能找到好的猎物。你知道，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研究这个问题，默顿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同事之间的竞争会促使你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研究中去。在你能够公布成果之前，你会隐瞒你的领先地位。这样，你可以继续研究，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研究有了长足的突破，才会将它公之于众。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研讨会上，有来自美国各地的金融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我在那里第一次汇报了我的论文结果。我的证明过程震惊了在场的每个人，他们不相信我竟然能推导出这样的定价公式。
默顿当时睡过了头。三个星期之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听说你在你的那篇有关期权定价的论文中没有运用效用函数的理论，那一定是错的。”我对他说：“好吧，我们在舞会上讨论吧。”于是，我们这两个热爱学术研究的好教师和好学生在那里争论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回家了。那是在星期三。到了星期六，他打电话到我家，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解决方案后觉得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价公式，比其他方法更好，因为我的证明过程阐明了它的原理。
那感觉真是好极了。作为同事的教师之间可以互相质疑，这使你能和最好的人合作，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成长。
张军：但是人们还是把它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
斯科尔斯：对。人们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个是这个公式的技术方面，即在任何动态环境下的任何期权的定价，那是技术。默顿参与了技术部分的扩展和改进。另一方面，为了让人们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假定利率是常数，波动率也是常数，从而得出了一个模型，它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基于这个模型的公式，完全是按照既定的参数得出的。模型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假定了利率和波动率是常数。但是，这两个假定与现实是否贴近，取决于人们选择的交易时间是否合理。模型只是模型，它并不完全正确。正确的是技术，技术提供了正确的解决方案。如果在长期范围内，参数的运用是正确的话，没有人能质疑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是有错的。
张军：这个观点很有趣。我能再问一个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吗？伯南克今晚要来这里，明天上午我要和他对话。[4]他希望我们的话题围绕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资产价格等。在此之前，我想了解一下你对其中有些问题的看法，比如，你是如何看待和衍生品相关的次贷危机的？
斯科尔斯：你看，到处有衍生品，到处有证券。大致来说，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混合在一起的。比如生存法则，你会问，乔治 · 斯蒂格勒也会问：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价值是什么？我认为，衍生品给今天的市场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过去。如果没有掉期，什么交易都无法做成。如果没有掉期合约，市场价格会大大提高。所以我认为，衍生品真的管用。问题是，结构化产品也是衍生品，这在商业上是可能的。因为，在商业上，任何来自其他产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作衍生品。股票是衍生品，它是相关公司的债务和股权的衍生品；而债务则是相关公司的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怪罪于衍生品，那么所有人都有错。金融业有错，因为他们关于债务及其演变过程的假设是错误的。政府也有错，因为他们鼓励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发放。我认为，货币政策也有错，因为利率定得太低。
张军：利率太低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
斯科尔斯：对。所以大家都认为，一旦危机发生，那不是我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银行家说，那不是我的问题；政府说，不是我的问题，不是管制的问题。
张军：应该是政府的问题。
斯科尔斯：对，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某人获得政府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他们并不承担信贷风险。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评估机构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来看看2000年发生了什么。那些银行开始考虑：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是让库存的资金周转起来，发起新的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等，发起所有这些新的业务。让资金周转起来是需要付钱的，但我们必须动用这些库存的资金。所以，他们必须动用库存的资金，必须发放抵押贷款，必须发放信用卡贷款，必须开展这些业务。这些产品的有效持有人是谁呢？是保险公司，是养老基金，还有主权财富基金，或者冠上其他名称的类似机构投资者。于是，他们又说，让我们想想如何持续开展这些业务，如何让资金周转起来。资金库存是暂时的，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转移给别人。于是，他们就这样参与进来了。作为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评估机构所作的评估使他们能够向感兴趣的保险公司、财富基金或其他机构投资者提供结构化金融产品。他们利用衍生品来对冲债务的结果是，他们利用评估机构和美国开了个玩笑。
评估机构运用时间序列对信用数据进行了分析，给出的都是AAA的评级，明明是垃圾，也能获得AAA的评级。评估前提是他们假定相关的结构性产品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他们在进行这些结构性产品交易时签订过合同，即信贷违约互换合同（CDS, credit default swap）。结果便是，当那些结构性产品开始债务违约时，AIG垮了，银行垮了，因为他们的库存定价过高，售不出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创造的结构性产品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稳健和高效时，恐慌出现了。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人们为什么会用房屋作为抵押来购买这些产品？代理机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局面无法控制？为什么没人监管？这些是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在不同的方面都难辞其咎。
张军：对。你认为像这样的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还会出现吗？即使美联储决定遵守所谓的“充分指导”（full guidance）原则，他们似乎也无法躲避利率的问题。
斯科尔斯：他们现在又遇上麻烦了。伯南克说出现倒V型反转是很容易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货币政策有问题。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和你长谈货币政策问题。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以后再安排一次面谈的话，我们就可以谈谈货币政策了。
张军：是呀，期待下一次面谈。在我们结束对话前，我还想顺便问一下，人们在提及你参与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失败时，认为这是个特殊案例，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这些教训是什么？
斯科尔斯：关于此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张军：关于该公司的失败，你有什么观点和我们分享呢？
斯科尔斯：公司唯一的错误是，它向投资者承诺，其产品有40%的投资回报，波动率是20%，交易方式是杠杆式的。这个承诺的前提是，你必须减少杠杆率，减少和其他中介的交易。如果你同时从提供市场再保险业务的中介那里购买产品，就有大问题了。公司的合伙人之间曾经争论过，我告诉他们，公司不该减少资本，而应该增加资本。可以增加资本，但不能提供如此高的回报率和如此高的波动率。中间业务最好不能有太高的杠杆率，不能有太大的风险，必须减少风险。如果能减少风险，就能生存下去。公司基本上深信，那些相关结构性产品是风险分散型的，而它们其实是风险集中型的，存在高度的相互关联性。我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情况就是如此。我其实早在1998年就不想干了，因为我还有个研究项目要完成。
公司失败的基本原因就是，本该减少风险，却采取了增加风险的行动。风险是把双刃剑：可以让你赚很多钱，也可以使你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于企业，尤其是对从事杠杆式交易的金融业而言，选择合适的风险程度才是明智的。这是从事杠杆式交易的金融业和其他任何行业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没人真的吸取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教训，因为之后我们又从参与的其他事件中吸取了同样的教训。
张军：那你现在研究什么？
斯科尔斯：我现在研究的是动态风险管理：风险的动态变化及其测量、风险的变化轨迹、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投资组合的管理。关于这方面，我认为，在期货市场，在再保险市场，都有许多相关信息。当今的经济学家们会花很多时间来预测经济的基本面和经济的变动方向，却不研究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传达了大量信息，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信息，尤其是在提供“尾部风险”[5]信息的市场上了解风险分布的变化轨迹。我利用这些信息，把它们纳入建模中，来研究成本问题。这是我的另一篇论文的研究主题。那篇论文是研究和财富价值投资约束相关的成本的，其中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如何找到这些约束？当约束存在时，这种约束是不是有成本或影子成本（shadow cost）？就失去的回报（lost return）或隐含的回报（implicit return）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投资者怎么去降低这些成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降低这些成本？这么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总之，在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外生的交易世界里，这些约束对投资活动有什么影响？对价格和回报有什么影响？
张军：听上去很有趣。很高兴和你见面，抱歉花了你那么多时间。
斯科尔斯：不，不，我很享受我们的对话。
2015年5月24日上午于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听译：孟俭）
[1] Block chain，交易数据库。
[2] 可能是指马娅 · 伊登（Maya Eden）。
[3]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份由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
[4] 参考本书前一篇对话《对话伯南克 大萧条和货币政策》。——作者注
[5] Tail risk，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破坏性巨大的风险。
斯科尔斯小传
迈伦 · 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1941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因为家庭缘故，自幼就对经济学产生兴趣，而他的双亲在他就读高中时就帮他开设账户来投资股票市场。1962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默顿 · 米勒教授，196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1973年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72—1983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1983年至今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斯科尔斯与已故的经济学家费希尔 · 布莱克于197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著名的“期权定价和公司债务”一文，写出并证明了他们的期权定价公式，即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公式与以往期权定价公式的重要差别在于它只依赖那些可观察到的或可估计出的变量，而非对未来股票价格的概率分布的估计和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假设进行推导。这篇论文的开创性想法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学术荣誉。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后续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一革命性贡献，斯科尔斯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默顿教授共同荣膺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