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 全球货币与汇率
在我看来，世界货币或许是最理想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我并不认为这种世界货币就是单一货币。这种货币应该是一种基础储备货币，它应该像一种通用语那样，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第二语言，所有货币都能通过这种货币实现交换与互通。这就像金本位主导的年代。那时根本不需要固定汇率的存在，所有商品定价都是通过黄金来衡量的，它决定了自由市场中的交易比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黄金”。
罗伯特 · 蒙代尔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过去这些年他在中国的时间似乎超过了在北美的。他常住北京，也经常在中国举办的论坛上发表演讲或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我跟蒙代尔是老朋友了，相识20年。其中2007年11月4—5日我和他同时被邀请到韩国首尔出席首届“中国论坛”（China Forum）。我从上海飞首尔，他则从北京飞首尔。我们俩在首尔金浦机场相见，被会议主办方接去酒店，当晚还一起出席了招待会。第二天论坛结束后我们也是一起去的机场。年届八旬，蒙代尔依然神采奕奕，面带微笑，待人十分友善，但思维相当迅捷，谈问题逻辑清晰。看得出他作为宏观经济学家的那种超人的直觉和视野。
在经济学界，蒙代尔年少成名，著述颇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保罗 · 萨缪尔森就曾赞扬他“将人们对货币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国际贸易中来”。而在生活中，他是十足的“宅男”，除了上课和去超市购物，据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
在中国，更多的人知道蒙代尔是因为他总是被称作“欧元之父”。作为世界上唯一超国家性质的货币，欧元在诞生之时就引发了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欧债危机肆虐的背景下，统一的货币政策、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并没有让欧洲充满增长的活力，相反，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不仅拖垮了一些本身就有问题的南欧国家，也让德国、法国这样的强国深陷泥潭。欧元区的前景在哪里？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经济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单一货币是否是充当储备货币的最佳方式？如果不是美元，又是哪种货币形式可以担此大任？崛起的中国又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借着蒙代尔应邀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2013年度的“上海论坛”的机会，我受《文汇报》之托，希望能与他进行一次对话。但是蒙代尔逗留上海的时间太短，无法进行一次性的足时对话。于是我就决定在2013年5月25日早上论坛开幕前能与他先聊上一会儿。于是我一大早就赶到他下榻的酒店，陪他一同前往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大约有40分钟的路程，我就在车内与蒙代尔教授进行了对话。次日早上，我无法脱身，就请同事林曙教授赶到蒙代尔下榻的酒店与其共进早餐，再叙谈一番。
张军：鲍勃，很高兴在上海再次见到你。不好意思，我们在车子里对话。我是想利用路上的时间跟你聊一些大话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很关注全球货币体系的问题，在你看来，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什么问题？你如何看待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这个话题？
蒙代尔：不妨从2013年这个节点开始说起。因为2014年将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70年前，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建构。当时，他们并不清楚最终要建立的体系会成为什么样子。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两次明显衰落，经济学家们开始考虑建构一种新的货币体系。但那时恰逢“二战”，战争期间，人们对于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体系的认识是不清晰的，在摸索中也曾犯过一些错误，但也形成了一些后来被证明为正确的共识，即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
我之所以要重提这段往事，是因为如今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那个节点，我们现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1971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走向衰落，尼克松总统决定使美元与黄金脱钩，而其他货币也受到波及。随后，德国、法国等主要国家的货币陆续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但这一趋势并没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美国通过美元与黄金的比率来确定世界的通货膨胀率。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一个公约或者协定，不知道该通过谁以及何种方式来确定全球的通货膨胀率。由此可以看出金本位制在控制通货膨胀中的作用，其实质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决定了物价水平。这让很多欧洲国家难以接受，它们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的扩张性过强，它们不愿就此让本国货币升值。1973年6月，精明能干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乔治 · 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法国时任财政部长瓦勒里 · 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德国时任财政部长赫尔穆特 · 施密特决定携手重建浮动汇率的世界货币体系，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世界货币体系。
这一问题在今天之所以变得格外重要，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元区的建立，欧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货币区，这一区域几乎可以和美元区等量齐观。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东方古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现在中国的GDP总量紧随美国和欧盟之后，在2020—2025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将有望与美元区和欧元区持平，届时，中国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张军：我同意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系统看起来卓有成效，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但奇怪的是，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其实并不符合传统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悖论，你对此有何评价？
蒙代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首先，它反映在浮动汇率的终结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通货膨胀率，这之间并没有联系。货币之间的汇率是浮动的，但如果把这个系统、概念具体落实到方法论层面，就会有点儿可笑。因为我们有188个国际货币系统成员，可并没有188个货币种类，欧盟有17个成员国都使用欧元，世界上其余17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浮动汇率和独立的定价系统。因为你要应对上万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不可能在这么多定价中寻找共同价格。
幸运的是，情况还没有变得如此糟糕，因为美元仍是全球主要货币，可以在数千种货币之间完成转换，将其他货币兑换成美元。虽然这并非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唯一方法，却是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主流方式。
但是，这一机制也蕴藏着危险，成为金融危机的温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随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每次金融危机都源于美元汇率的巨大波动，以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为例，美元与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先是下降，随后猛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美元汇率偏低时，它们大量借债。但还债时，美元汇率剧增，这使得这些国家陷入破产边缘。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起源是1994年人民币急剧贬值，紧接着是1995—1998年的日元贬值，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80：1上升至145：1，最终形成强劲的美元、疲软的日元格局。从2008年夏天开始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其实在上一年的夏天就出现了危机的苗头。2008年10月，美元开始猛升，世界恐慌，最后导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2011年，G20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批评国际货币体系。他的批评分为三部分：首先，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石油价格达到创纪录的140美元/桶，但随后又猛跌至33美元/桶，这一变化持续了几个月。第二是关于汇率，先是美元飙升。等到美元汇率恢复正常时，欧元又开始升值。第三是关于国际货币市场的管理。从理论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肩负着监管全球货币市场的责任。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小国仍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对于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力量过于孱弱，无法对这些国家造成影响。
就眼下的问题看，我们还是应该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在这个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各汇率间不够稳定的问题。如果不能稳定美元与欧元之间的汇率，那么将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有效的浮动汇率机制。
张军：谈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一些国家认为，只需要创立一个世界主导的单一货币，也有国家认为，需要多种世界货币共同参与，还有人认为干脆直接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你的看法呢？
蒙代尔：我们可以创立一种世界货币。在我看来，世界货币或许是最理想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我并不认为这种世界货币就是单一货币。这种货币应该是一种基础储备货币，它应该像一种通用语那样，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第二语言，所有货币都能通过这种货币实现交换与互通。这就像金本位主导的年代。那时根本不需要固定汇率的存在，所有商品定价都是通过黄金来衡量的，它决定了自由市场中的交易比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黄金”。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体制层面上创立这样一种货币非常难。这和黄金的情况截然不同，和纸币相比，黄金是一种商品，是有内在价值的。
张军：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林毅夫教授也认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统一的货币，尽管政治上可能困难重重。那么，这种政治上的难度有多大？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吗？
蒙代尔：问题在于，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怎么保障世界货币。你可以把黄金这种商品当成世界货币，这是“黄金的魔力”（magic of gold）决定的，在没有财政政策一体化的情况下，它仍旧可以维持高度连接的货币联盟。但在今天，这一点很难达成，因为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把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当我们没有世界政府时，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才是最好的呢？我们能否创造一种货币，它既拥有金本位制的优点，但又不是黄金，而是纸币？我支持这种设想，但目前还没有形成计划。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提出的怀特计划，一开始都希望形成一种世界货币，但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支持，最终都没有实现。
但是这一体系的确帮助中国实现了今天的发展奇迹，因为在其他的货币体系中，中国都不可能积累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类似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中，一个国家新增货币意味着别国要减少货币，这会造成对别国的伤害。现在美联储有点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但这对中国并没有坏处，因为中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积累起了巨额的储备。
我们并不想完全抛弃现在这个体系，其中一些面相在未来的货币体系中仍然应该予以保留。这个体系的包容性很强，尽管它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国、欧洲、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主要的经济力量，这些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情况都应当予以关注。所以最好的方案并不是取代现有体系——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太困难，在经济上也只是一种想象，而是改善它，最好的改善可能是稳定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也时常因此出现问题——哪怕它只盯住美元，因为美元的价格相对欧元一直在浮动，导致人民币对欧元的价格也在变动。
张军：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你认为特别提款权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货币吗？
蒙代尔：我认为它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因为一揽子货币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也没有这样的先例，特别提款权这个篮子里面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后还会有人民币，有五种货币，总是在不停波动，没有人会使用这种货币来购买债券，除非它能够固定。特别提款权刚提出时的初衷并不是货币篮子，1968年，1特别提款权的价值被设定为1盎司黄金价值的1/35，与美元等值。1974年，特别提款权开始与黄金脱钩，创造了货币篮子。的确，这个货币篮子有优点，但是它对货币没什么用，它没有成为世界货币的属性。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它可以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它和国际货币体系没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保留特别提款权，但是不承认它可以变成钱来使用，它只是五种货币的加权平均。
张军：你知道，你常常被人称为“欧元之父”。时至今日，你认为欧元区还符合最优货币区域的条件吗？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且不论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在欧元区内的要素流动程度是非常低的，比如劳动力流动程度，都比理论上的最优货币区域的情况要低得多，各国的财政政策也很难协同。这样一来，欧元区的命运难测。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蒙代尔：我并不同意这种批评。实质上，在欧洲国家内部，并没有非常高度的劳动力迁移，比如德国内部，迁移并不多，人们希望待在他们本来的地方，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情况总体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土耳其的劳动力大量涌入。一般在国家的边缘地区流动会比较多。欧洲的问题和劳动力流动关系不大。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人口并不是要去德国找工作的人。哪怕在美国，失业率也要达到7.5%，接近200万人口，在过去的经济衰退中，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和现有的工作机会并不匹配。在法国，大概有300万失业人口，同时也有300万个空缺岗位，但是由于技能的原因，两者并不匹配，所以法国经历的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这并不是缺少需求和劳动力不流动的问题。
欧洲的问题很早就存在了。1970年代，有一个大型的对于政府开支的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平均是25%，到20世纪70—9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0%，这些钱并不是花在基础建设上，而是花在了社会福利上，人们乐于接受这些福利，政府也迎合这些需求，对承担改革责任的兴趣不大，以至于最后已经没有税收收入可以支撑支出，形成了巨额的预算赤字。以意大利为例，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6%，增长到了目前的120%。欧元区规定，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但希腊是110%，意大利是120%，比利时是130%，哪怕是这样，仍旧是被低估的数据，因为还没有把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计算在内，未来几十年，真实债务可能会更严重。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享受的福利和德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德国的人均收入是希腊的2.5倍。所以希腊破产了。希腊有很多人失业以后，由政府雇佣，这让赤字更严重。希腊的1000万人口有接近1/10是为政府工作的。有时候我们不可能把税收提得太高，因为这对生产力和竞争力都会有伤害。
张军：那就欧元区而言，你认为欧洲央行的角色真的很重要吗？发挥了重要作用吗？
蒙代尔：欧洲央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欧洲央行的任务是不做任何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事情。没有人喜欢通货膨胀，但是它的另一个使命是拯救欧元，所以它在两者之间必须做出妥协，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不要让欧元的汇率太高。我认为欧洲央行犯了一个错误，美国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年会有大量美元新增，欧洲原本可以从中得益，它们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欧元汇率稳定——当大量债务存在的时候，听任欧元继续升值是不对的。但是欧洲没有这么做，一个强势欧元可能会让欧洲陷入第二次衰退。它们现在可能有所改观，因为它们正在调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我认为这对治理赤字是最有力的。
张军：我想该提及财政政策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欧盟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而导致的，所以货币政策也举步维艰，你同意这个解释吗？
蒙代尔：这是我想予以澄清的一个问题。一些经济有问题的国家向富国，比如德国借钱，德国愿意借更多钱，并支持那些弱国。这个过程中，要做出选择，到底是让这些有问题的国家自己负责来处理自己的负债，还是让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处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联盟，就不可能有货币政策联盟，但是这么说时要小心，因为美国有货币联盟，但它从来没有财政联盟。美国各州在1792年的时候，把债务整合到美国联邦共同的债务中去，采取更为统一的措施来平衡债务以及相应的预算，各州对自己的预算和债务仍旧保留了一定的主导权。到19世纪40年代，有9—10个州出现债务违约情况，英国的债权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承担责任，出手救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每个州与自己的债权人自行谈判。
欧洲可能走得太快了，回到财政联盟，共享军事和金融权力可能是一个选择，但这是非常大的主权转移，需要各国政府的参与，以财政联盟的权威性要求各国政府减少支出，至少减少支出的增长。
张军：我们刚刚主要谈论欧洲。现在也许应该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了。你知道中国正在努力改革金融体制，首先就是汇率改革，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决定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目的其实只是希望控制通货膨胀。
蒙代尔：是的，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5年，待了四个月。当时我组织了一次会议，参加的人有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通货膨胀率高达25%，1995年通货膨胀率仍旧要达到15%，那时候我就说，对中国而言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固定汇率，这样就会将汇率稳定下来，然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有双重的好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中国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固定汇率，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就会同中国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相似。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固定汇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它的效果确实不错。
张军：但这样一来问题也来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创造了很大的贸易顺差，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重估的要求也就出现了。你认为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并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蒙代尔：是的，很多人都这样向美国建议，说1997—2005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一直保持在1：8.28，但实际上根据购买力评价，应该是1：4或者1：3，然而如果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说会是灾难性的，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我写了很多文章来解释这一状况。2005年，中国央行又有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确实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一下子就到了8：1。接着就是每年4%—5%的升值。2008年，美元飙升，对欧元也是如此。因此央行停止了人民币升值，这时汇率固定在6.8：1，此后两年保持不变。之后在2010年又小幅浮动，从6.8：1到6.1：1，直到现在。这样缓慢的升值不会带来很大伤害。这个战略非常有效。我认为中国唯一需要考虑升值的时候，是如果固定汇率会导致过度通胀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可能就是这么做的。
张军（林曙 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你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严格管制还是应该有所放松？
蒙代尔：资本管制当然有其原因。其实，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实行过汇率管制，因为美元还是十分强劲的，人们更愿意持有美元。1958年，也就是直到“二战”结束13年之后，才出现了变化。
为什么中国也要朝资本开放的方向变化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中国会加入特别提款权，这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不过事实上，我也不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股市和别的地方很不一样。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企。在深圳上市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只占40%，对私营企业来说，深圳市场更重要。也许将来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整合。
张军（林曙 代）：你认为人民币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吗？上海是否会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蒙代尔：我想会的。只是时间问题。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计价货币。人民币的前景会越来越广阔，其兑换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一战”期间，美元成了最重要的记账单位。曾经的国际计价货币是英镑，伦敦至今还保留了一项具有特色的优势：国际金融市场对专业人士的需求增多，而英国人是最国际化的，因为曾经的大英帝国可以让他们看到整个世界，他们也因而一直拥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即便美元是现在最重要的货币，英镑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储备货币。伦敦依然很重要。
如果从市场的资本化来说，排第一的是纽交所，第二是纽约的纳斯达克，第三才是伦敦，之后是东京、香港。上海将来可能取代香港的地位。但是上海在金融人才的专业知识以及国际化，特别是语言方面，要远远落后于香港。即便是在德国和法国的交易市场，人们也是说英语的。因此这对上海是个问题。北京要考虑的则是决定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上海会是个极大的优势，对香港可能会有伤害。
虽然东京交易所很大，但东京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当然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人们还是会去那里。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很好，这是个劣势。我想东京交易所无法真正国际化的另一个原因和人民币有关，人民币的过度升值，会对日本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长此以往会削弱东京交易所的重要性。
2015年5月25日晨于行驶的车内、26日晨于酒店
（翻译整理：田晓玲、赵博、李纯一，校订：张军）
蒙代尔小传
罗伯特 · 蒙代尔（Robert Mundell），生于1932年，先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23岁便以一篇关于跨国资本流动的论文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6—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1974年他转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并于同年应邀在剑桥大学发表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他还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政府及美国联邦储备局顾问。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集中在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即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欧元之父”的美誉。
因为杰出的学术贡献，蒙代尔1997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会士奖，1998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