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纳韦 自由贸易的前途
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为确保欧元区稳定，部分国家应退出欧元区，当然有序退出要比混乱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小，尤其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存在潜在风险的较大经济体。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就在这一天，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戴维 · 格里纳韦爵士在《文汇报》的安排下，与我就自贸区的意义、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进行了对话。
格里纳韦教授其实有三重身份。一是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管理着诺丁汉大学在英国、中国和马来西亚三个校区的数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二是教师，即便身为校长，他仍不离三尺讲台，坚持给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授“当代经济问题”课程。三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并担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的主编。他曾经开玩笑说，白天“经营”诺丁汉，晚上经营“世界经济”。1998年，格里纳韦创立了诺丁汉大学“利华休姆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该研究中心关注出口和生产率、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现状等话题。此外，他还担任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联合国，以及英国财政部的顾问。
格里纳韦说，无论是任教，还是为学，自己都不喜欢在既有框架中寻找答案，而喜欢换个角度看问题。他说：“每次给学生们上课，当谈到欧元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当前重要的经济问题时，我总希望他们丢掉教科书来找答案，启发他们用批判性的眼光思考这些问题。”
我跟格里纳韦校长成为很好的朋友已经很多年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姚树洁教授的引见。当年诺丁汉大学要成立当代中国研究学院，招聘了姚教授担任首任院长。那年我受邀出席了中国研究学院的成立仪式并结识了格里纳韦校长。他精力充沛、讲话精练、做事果断，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自那以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主编，他于2008年发起了“《世界经济》年度中国讲座”（The World Economy Annual China Lectures），并先后邀请著名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教授、姚树洁教授和英国《金融时报》的著名资深评论员马丁 · 沃尔夫（Martin Wolf）分别做过三届演讲。2011年6月，我收到他的邀请，希望我担任第四届中国年度讲座的演讲人。那时我恰逢大病初愈，左右为难。担任这个讲座的演讲人无疑是个极大荣幸，但我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准备这个讲座并无十足的把握。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接受他的邀请，也算对自己健康恢复的一个检阅。讲座被安排在2011年11月4日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举办。当晚我用英文发表了题为“朱镕基也许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Zhu Rongji Might Be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的演讲，格里纳韦作为诺丁汉大学校长和《世界经济》的主编亲自主持了讲座。我的演讲稿经过修改后在《世界经济》上正式发表，我还基于这个英文稿改写过一篇中文文章，作为首篇发表在了吴敬琏教授主编的《比较》杂志上。
据我所知，英国诺丁汉大学每年都会在上海举行校友招待会和宣传活动。2013年9月26日晚，应格里纳韦校长之邀，我出席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柏悦酒店举行的校友招待会，那次会上，我以《文汇报》名义向他发出了对话的邀请。
我们的对话安排在了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14日《文汇报》在“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我们的长篇对话，当时的标题为“经济兴衰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文汇报》发表时，用了这样的按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日正式挂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与来访的诺丁汉大学校长、经济学家格里纳韦进行对话，双方就自贸区的意义和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经《文汇报》授权，以下对话内容仍然使用了当时的发表版本，但删除了小标题。
张军：让我们先谈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情况。对中国而言，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以下简称FTZ）非常重要，其意义不仅限于上海。上海提出经济转型升级已有多年，但抓手是什么？我认为，在制度层面，仍面临一块“玻璃天花板”。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要提升上海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要使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发挥，我们在体制上就要有大的突破和创新。
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律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上海市组建专门机构、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为试验区运行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金融方面，试验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并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等。
在贸易层面，围绕在全球竞争中加快总部集聚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目标，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围绕推动航运中心功能和物流效率提升的目标，积极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这将使上海在服务贸易上迅速提升能级，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在服务贸易中的首选目的地。大量跨国公司如能将地区总部，尤其是重点总部，或者说是关键环节的地区总部落户上海，会使上海成为承接国际的延伸产业链中心，成为未来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
另外，以自由港为中心的航运领域的自由化试验可以很快辐射到沿海诸多重要港口地区，将来应该能形成一个东部港区的联动，形成自北向南以天津、上海和香港为三个中心的航运共同体。至于金融开放方面，可能会慢些，但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数年应该会很快形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金融开放地带。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有800多个自由贸易区，这些地区被公认为世界经济中最为开放、自由化程度最高、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地区。你对自贸区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其意义何在？
格里纳韦：让我们先从整个自由贸易区域（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FTA）的概况谈起，最终再聚焦在FTZ。显然，FTZ和FTA仍是两个概念。
诚如你所言，世界上有800多个不同形式的FTA。它们之中有的已经是很成熟的经济共同体了，如欧盟。另一些仅仅是开展自由贸易的区域。那些经济共同体的特点是深层次地相互融合、依存，而非仅仅让参与国会员降低贸易门槛。像欧盟这样的FTA还承担着发行统一货币的责任。一般而言，FTA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贸易伙伴，双方或多方承诺，相互降低贸易门槛，以便刺激、提升贸易总量。
与FTA相比，FTZ的概念稍有不同。一般而言，它建立在特定的国家内，或者以国家的部分领土为中心。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将取消各种壁垒和限制，这包括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关税，减轻各级官僚体系对于公司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壁垒和不良影响。如中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FTZ都是成功的范例。
张军：自贸区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少国家抬头，它将对全球自贸区发展带来何种影响？
格里纳韦：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要么尚未完全脱离下滑，要么正经历缓慢复苏。在此情况下，世界经济正承受着下行压力，部分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将招来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但眼下我们发现，随着经济的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的确正在抬头，它将最终影响世界经济的活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抵制这种趋势。
张军：自贸区产生的背景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停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谈判势头强劲。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贸易安排存在诸多局限，会导致贸易规则的碎片化，侵蚀非歧视性待遇原则，偏离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你如何看待区域贸易对WTO的冲击？两者最大的冲突在哪里？
格里纳韦：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建立自由贸易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WTO最重要的一项原则：非歧视性原则。我的态度是：当FTA不断增多后，多边的贸易自由主义相对于我称之为“少边”的贸易自由主义，是更具优势的一种形式。按常规，只有当贸易壁垒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且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你才需要借助WTO的非歧视性原则。从2001年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后，WTO框架内的协商机制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这让更多国家倾向于通过FTA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无法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达成协议，那么至少可以和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就消除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在我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形式更具可操作性。
至于WTO谈判能否重启，我想有两个前提：一是当我们再次遭遇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时，一些贸易大国领导人表态，为转型经济、刺激贸易，必须终止小范围谈判。二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美国和欧盟能达成某种共识。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WTO的谈判或许有望恢复。
张军：你如何看待日元的持续疲软以及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它们是否也应该被归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格里纳韦：学者们正在讨论有关汇率保护方面的问题，即人为地通过货币贬值来帮助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取得更强的竞争力。但如果要我说，美国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QE1和QE2并非有意使其货币贬值。我认为，美国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目标在于逐步刺激经济，任何使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后果都是副产品，而非其政策出台的首要考虑。不过这些政策的确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压力，因为这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张军：欧盟以自由贸易协定进军亚太市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这将给全球战略带来怎样的变化？
格里纳韦：显然，欧盟非常热切地希望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双边协议，而非在WTO的原有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因为欧盟委员会认为，与多边的贸易自由化相比，双边谈判显然将给欧盟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协定达成能给欧洲和亚洲带来更大的贸易量，我们对此自然乐观其成——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参与方都不会因为出于保护本国贸易的目的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排挤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贸易转移”。显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贸易转移”现象。
张军：如果欧盟能凭借自贸协定成功进军亚太市场，英国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格里纳韦：虽然在欧盟中英国位列贸易四强，但在自贸协定中英国没有独立的声音，欧盟委员会将代表欧盟做出统一的回应。在我看来，英国当初没有加入欧元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然而毫无疑问，欧盟与亚太地区达成的任何自贸协定都适用于英国。
在欧盟境内，德国经济依旧强大，但强在制造业，弱在服务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在服务业上占据优势——伦敦毕竟是世界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英国，德国的出口制造业也优于英国。但是，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意在扩大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能，诸如绿色产业、低碳汽车等，我们期待从这些产业中获益。
张军：自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关于是否出手援救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西欧诸国态度不一。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格里纳韦：我认为，应该采取短期的必要措施来援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塞浦路斯，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是能够长期并可持续进行的。按照定义，一个单一货币不能通过贬值而增加其竞争力。只有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才能让这一货币变得更具竞争力。但你若问我，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希腊将呈现这种利好现象吗？我的回答是“不”。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为确保欧元区稳定，部分国家应退出欧元区，当然有序退出要比混乱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小，尤其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存在潜在风险的较大经济体。
张军：2013年6月，欧盟和美国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旨在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加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向联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谈判将异常艰难。你如何预见最终的谈判结果？如果美欧达成协议，将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何种影响？
格里纳韦：在WTO框架内，欧盟和美国曾进行过协商，但它们发现，在既定框架内很难达成任何协议。这两大巨头认为，或许双边谈判可以分散注意力。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和欧盟很有可能在农业贸易方面展开谈判，因为对于农业贸易，欧盟延续了以往的保护主义态度，而美国的态度则更开放。如果它们最终达成协议，将潜在地开启双方在WTO框架下的谈判，以打破两者在双边贸易中的冰冻状态。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将旷日持久，至少将持续一年以上，我不指望在两三个月的谈判中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张军：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新一轮的世界贸易大发展？
格里纳韦：包括美国、西欧在内的经济体都增长迟缓、经济疲软，碰巧它们都选择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力。显然，它们都希望通过提升出口来提振经济。但要提升出口就必须提升贸易总额，因为总要有人来购买它们出口的商品。但持续增长仍需期待新兴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一些规模稍小却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如印尼、越南和墨西哥等。
然而美国、西欧的影响力又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仍占世界GDP总量的25%，这一比重是世界经济不可小觑的。今后，刺激国内需求将逐步取代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
在学界，很多学者也仍在讨论，究竟是经济增长来刺激贸易，还是贸易增长来驱动经济。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回顾世界经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就会看到，经济兴盛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张军：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自贸区？原因在于，WTO僵局出现以后，全球贸易组织在规则上面临很多局限。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全球经济合作模式是跨国投资的制度安排——跨国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贸易制度安排固然同样重要，但其局限性也很大。新的发展趋势是投资比贸易更活跃，如何促进、保护跨国投资，需要写出新规则。这也是为何美国领衔提出TPP—TPP不是一般意义上的FTA，而是双边促进投资的框架，中国必须适应这一潮流。现在，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协议也在考虑升级到投资与金融领域。
目前，在全球投资领域中，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正日渐成为主流，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大家目前还不一定能看清其中的利弊，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这些协定将逐渐取代全球性的有关协定。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途径是投资自由化。中国要适应这一趋势。过去这些年，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双边的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美方多次提到：中国要确保美方在华投资利益上采取制度化的承诺，这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投资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越来越高。在这一问题上，你的看法是什么？
格里纳韦：我认为对中国而言，TPP带来的机遇将大于挑战，因为部分世界主要经济体已被纳入TPP的框架内。毫无疑问，日本并未掩饰其对TPP的浓厚兴趣，在太平洋另一端还有美国。因此在我看来，成为其中一员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大威胁。
当然，我承认，中国能否最终加入TPP，地缘政治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政治诚然重要，但经济合作有时也能弥合政治差异。这也是我认为，加入TPP带给中国的机遇将大于挑战的一个重要理由。
张军：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3年预计增长速度为7.5%左右。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口号。
格里纳韦：的确，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在西方，7.5%的增长速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不过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因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速度放缓的确将引起人们的忧虑。
张军：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一些困难，在过去五年中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以往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依靠投资、消费拉动经济，通过刺激政策将经济拉回正常增速。但现在中央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之所以不采取以往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进行结构调整，就必须先解决过去五年里因为过度的经济刺激而累积的产能过剩、不良投资和地方债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去库存化、压缩产能和去杠杆化。而要完成这些目标，就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下滑，调低增长目标。如果经济增长仍靠短期的政府支出维持在高位，这些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大解决难度。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中国要尽快制定中长期结构改革的计划。所谓中长期结构改革，就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和政府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推出新一轮的改革。金融领域、投融资体制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
要把没有效率的投资压缩到最小份额，就需要将越来越多的投资交给市场分配，而非过多地集中到政府部门进行分配。而要做到这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降低到最低限度。
格里纳韦：我认为，刺激中国经济仍需借助拉动内需，改变以往投资拉动的模式。因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存款率和总额仍旧高居不下。消费、出口和投资，仍将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全世界的比重从不足1%上升到10%，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显然，中国政府深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将有助于保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这都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作。
我想澄清的是，中国经济需要依靠消费拉动，但并非不需要投资。在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问题上，必须先弄清投资部门分为公共投资和个人（民间）投资，对这两种来自不同部门的投资，应该采取有所区别的态度。
张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更多的投资决策需要由市场做出。为降低无效投资，政府除了退出投资和干预外，还需要进行金融改革，逐步改变中国金融资源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中国金融过度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不利于有效使用资金。因此，需要进行金融结构改革，鼓励更多非官方、非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来担当分配金融资源的功能。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债券市场，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债，而非过分依靠银行提供信贷，这可以成为解决地方债务的一个手段。
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就有望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将驶入一个依然比较快的增长轨道上。只要我们推进结构改革，改革红利就会逐渐释放，也就是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率改善和提高空间会进一步增加。单位要素的生产率大幅提高后，才能让投资进一步增加。我估计，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有望在7%—8%之间。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在十倍以上，在增长潜力上空间仍很大，中国没有理由在未来十年跌入低速增长阶段。关键问题是，如果结构改革能持续推进，释放改革红利，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的投资还会增加。说到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就是缩小单位生产率的差距。而生产率的提升，依然需要资本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看，如果存在所谓的“产出缺口”，消费增加也许会影响增长率的变化，但那是短期的现象，是假设了供给水平不变。从中长期看，消费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就是供给能力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依然是离不开投资的，不然，经济增长就是无源之水。
2013年9月30日于上海
（翻译：赵博）
格里纳韦小传
戴维 · 格里纳韦爵士（Sir David Greenaway）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并担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世界经济》的主编。2015年起担任著名的英国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董事会的主席。
他在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发表论文150余篇并出版著作60多部。1998年创立诺丁汉大学利华休姆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他是英国政府多项事务领域的顾问，并曾担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