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泰尔 70年前，系统设定时已埋下瓦解的种子
今天我们的确在问，布雷顿森林体系真的成功吗？许多人认为，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25年，是全世界经济复苏、贸易繁荣、乐观主义的一段时期，这其中理所当然有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劳。但我认为并非如此，事实上，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三年以后，杜鲁门政府就开启了马歇尔计划，以其全面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2014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70年前，也就是1944年，当时的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布雷顿森林聚会，决定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度并建立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场会议上，主张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怀特计划”（美国）最终击败了提议设立超国家主权货币的“凯恩斯计划”（英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元霸权”并持续至今。而70年后，在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的全球经济始终未能复苏的背景下，对这场决定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会议的讨论也逐渐升温。
2014年5月，在中国杭州举行了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的研讨会，会上有一位特别的学者以更别致的方式讲述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发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就是纽约著名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国际经济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本 · 斯泰尔。他参会时携带了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哈里 · 德克斯特 · 怀特与世界新秩序的建构》（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 Harry Dexter White,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1]。这本书以当时英美两国谈判代表—美国财政部的怀特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两位个性极端对立、出身与经历都迥异的人物为主角，描述了为何凯恩斯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最终还是未能敌过主张美元全球至尊地位的“怀特计划”。在斯泰尔的这本著作中，我们甚至还能瞥见政治浪漫主义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斯泰尔披露，一手缔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特，竟然是苏联情报人员，这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影响了会议的走向，也影响到战后两项重要制度安排，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时至今日的人事决定。
我跟斯泰尔并不十分熟悉。事实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4月的最后一周，当时我应邀在韩国首尔出席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i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主办的著名的“2014峨山大会”（Asan Plenum 2014）。4月22日我在“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新秩序”（The New Global Financial Order after 2008） 分论坛上担任讨论嘉宾，与另外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共同讨论中国的货币国际化与全球金融改革的话题。而坐在我旁边的嘉宾正是斯泰尔，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带来了自己的这本新著，使我第一次得见此书。他告诉我，这本书的中译本即将在中国出版，他还受邀出席下个月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的研讨会，届时将有机会到上海与我再次见面。
2014年5月14日上午，斯泰尔在上海应邀出席了“陆家嘴读书会”，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研究中的主要发现。而我担任了现场评论。之后在《文汇报》的安排下，我就感兴趣的几个问题与斯泰尔继续聊了不少时间。美元最终统治世界，是因为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崛起以及英国的快速衰落。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试图借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英国濒临破产之机，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这是斯泰尔的书让我们看到的。而历史常常会惊人地相似。今天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美国则成为最大的债务国，两国是否愿意让货币秩序根据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进行重新调整呢？这也让我们今天对7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回溯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2014年7月21日《文汇报》发表了我与斯泰尔的长篇对话“70年前，系统设定时已埋下瓦解的种子”。本文主体采用了那篇已刊稿，但我做了部分修订并重新增补了按语。
张军：今年正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这个时候回溯那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确有着特殊的意义。看过你的书才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实可以说是怀特和凯恩斯两个人的故事。
斯泰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2009年的时候我就想重述这个过程，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蔓延，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首相戈登 · 布朗都呼吁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我想，回头看一下那个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会很有意思。虽然关于其货币体系及衍生物的创造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还从未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写。我想过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因为里面的人物非常精彩。
布雷顿森林会议在1944年7月连续召开了三周。这是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最隆重的国际会议，有来自44个同盟国的700名代表参加。顺便说一下，中国当时派遣孔祥熙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他对国际金融体系兴趣不大，但他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同盟国向轴心国发出的重要信号。他相信这次会议能说服轴心国们，它们的挣扎是徒劳的，以此促使战争早点结束。
整个会议的细节由两个人决议，一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一是他的副手怀特。摩根索并不够格成为财政部长——他没有大学文凭，他也自称是个种苹果的，但很偶然地成了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因此，对经济一无所知的他，在担任财政部长的12年（1934—1946）中，始终高度依赖怀特，而怀特很可能是人们所知甚少的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尤其是摩根索和怀特两人——我称他们为经济决定论者。他们对于这次会议为何召开有着非常明确的一套理论。他们认为，1930年代早期的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导致大萧条在全球蔓延，催生出一种痛苦悲惨的氛围，从而为大衰退和欧洲独裁者，特别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出现铺好了道路。他们给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他们着手准备做的事情赋予了重大的政治含义，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固定汇率，来稳定货币和贸易世界。这个汇率是围绕着美元来的，将美元汇率牢牢固定在黄金上——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因此美元将会在战后的货币框架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战后的两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他们的设想中，联合国是补充性的政治架构。
但他们也有其他非常地缘政治的安排，说出来可能挺让人震惊的，那就是战时美国从来没把日本或德国，甚至苏联当作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首要对手，他们相信战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所谓正常，对他们来说，也就是19世纪末的世界秩序。他们认为英国人才是他们的“天敌”，才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强国。因此在战后，英国人肯定要做点什么来恢复到过去的样子——他们曾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所以他们决定在会上阐明英国在战争中走向破产的事实，来迫使英国对其政策做出彻底改变，以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为一个难以匹敌的经济和政治大国。怀特曾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说，你要是跟美国代表团讲话，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大部分美国代表都是政客，而不是在货币经济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因此其实在他们这里，货币经济只是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怀特就是这么来说明为什么他也会在那里的。
张军：非常有趣，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当然是这两个人，怀特我知道的不多，他不过只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小人物，但凯恩斯可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以凯恩斯的个性，怎么能容忍怀特占了上风？
斯泰尔：当时的会议上，凯恩斯当然是最有名的人，经济学家，剑桥毕业，出身于学术世家。美国媒体对凯恩斯也非常着迷，他们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关注，其实主要集中在凯恩斯身上。他们未必喜欢他的想法，但喜欢凯恩斯发表观点的方式，而且这些记者对美国代表团没有太大兴趣，反而觉得英国代表团充满着思想的魅力。
而相形之下，怀特家境普通，他比凯恩斯小9岁，是立陶宛犹太人移民后代。怀特的父亲是五金店店主，在他9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则是在他16岁时去世的。怀特在哈佛大学读到博士，后来去了一个小的学校当老师。怀特其实也是凯恩斯的崇拜者，在谈判前，他几乎病倒了，因为他觉得在凯恩斯面前根本没有底气。
怀特把凯恩斯安置在银行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不让凯恩斯染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后的金融体系其实是要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建立的，然而这恰恰是凯恩斯强烈反对的。
凯恩斯有不同的想法，他当时的设想是建立一种超国家的货币，叫“银行币”，他设想用这种货币来替代美元。有人曾批评说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犯了一个错，不应该采纳怀特的方案，而应该接受凯恩斯的方案。
凯恩斯是英国政府派来当“乞丐”的，他也深知英国当时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但他毕竟不是职业外交家。他很希望人们能把他看作推翻金本位体系的大人物，建立超国家货币的大经济学家。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之所以接受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体系一定会崩溃。
张军：哈哈，所以我觉得20世纪30年代非常有趣，那是政治浪漫主义的年代。凯恩斯的思想跟计划经济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强调国家干预；包括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上的一些想法，在他设计的全球货币系统里，也是强调政府要管制资本的流动，对吗？
另外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当时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的罗纳德 · 科斯（Ronald Coase）拿了奖学金去苏联考察，1937年写了重要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他受列宁的影响，对托拉斯兴趣极大。虽然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的，但是他问自己，如果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有企业呢？所以他的思路就完全被引向了企业，他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发现这个结构跟列宁设想的全国的托拉斯是一样的。所以政治浪漫主义对经济思潮其实有过很大的影响。英国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苏联模式的粉丝，其中包括剑桥的女铁人琼 · 罗宾逊（Joan Robinson）。
在美国，哈佛大学已经完全变成了经济思想上的左派，但芝加哥大学不一样，有雅各布 · 维纳（Jacob Viner）这样一位自由主义思潮的重量级人物，正是他教出了米尔顿 · 弗里德曼。按照你书里的发现，怀特正是因为结识了维纳这位在财政部工作的反对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家，而获得了在财政部工作的机会。因此，怀特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思想斗争，我想应该是有一些思潮方面的原因的。
斯泰尔：是的，这就是更有意思的地方。怀特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让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无法接受的，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人物，实际上是苏联的间谍。从1935年开始，他就把一些秘密文件传递给苏联特工，还告诉对方，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政策应对，并将跟苏联有关的一些人安插到一些重要岗位上去。
怀特本质上应该是反凯恩斯的，但实际上他又崇拜凯恩斯的思想，因为他羡慕苏联，被苏联的成就所震撼。严格来讲，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从美国那里得到优惠的贷款，对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他们也是乐意看到的。因为苏联的黄金矿产储备也很丰富，正因如此，苏联的货币思想在战后体系中没有留下任何烙印——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想法。
张军：你在书中也提到，一些有智慧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方案的内在缺陷。其中有一位是凯恩斯在剑桥的同事——詹姆斯 · 米德（James Meade），197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罗伯特 · 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50年他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五年以后，就说一定会出问题。因为这个体系有内在缺陷，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要跟黄金挂钩，发美元要用黄金储备，那么，其他国家只要手上有剩余的美元，一定会把美元卖给美国政府，然后把黄金拿走，最后这个过程就会变成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他作证时就警告说，这是一个悖论：美元如果要避免通货紧缩，就要多发，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后来我们也看到，确实这个缺口就变得越来越大了，1971年美国认为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尼克松总统就只能无奈地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了。
既然那个时候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储备的缺陷，也就是黄金和美元不能同时满足条件，那么，在你看来，1971年之前的25年，全球经济那么好，应该归功于这个货币体系吗？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呢？
斯泰尔：今天我们的确在问，布雷顿森林体系真的成功吗？许多人认为，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25年（1946—1971），是全世界经济复苏、贸易繁荣、乐观主义的一段时期，这其中理所当然有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劳。但我认为并非如此，事实上，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三年以后，杜鲁门政府就开启了马歇尔计划，以其全面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背后的政治思路和经济思路，很大程度上与摩根索和罗斯福政府的思路相悖。怀特和摩根索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有四个基本信念：英帝国可以和平地解体；苏联可以成为和平时代同盟当中的一员；让德国解体，对德国去工业化；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一些国家提供短期贷款，复活全球的多边贸易。
马歇尔计划全面推翻了这些设想。首先，英国不再被视为美国的对手，而是一个绝望的破产伙伴，需要被救助。第二，苏联不再是合作伙伴，而是如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 · 凯南（George Kennan）那份举世闻名的报告所说的，必须得到遏制。第三，不应该让德国解体，对德国去工业化，而是应该把联邦德国打造成西欧的工业引擎。西欧作为一个新的经济体，其实也是“二战”后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第四，事实上没有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所有国家都破产了，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推行大规模援助，而非贷款，才能让世界经济和贸易复苏。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提出的货币体系，直到其建立的15年后才真正开始运转，直到1961年，才有第一批九个欧洲国家达到了主权货币与美元兑换的资格门槛，而这个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饱受压力。1971年，尼克松总统终止了这个制度安排，防止美国的黄金储备被套换光。
张军：是的，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但让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担当国际储备货币，其实还是会让这个所谓“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问题始终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里。
斯泰尔：对，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今天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国家——乌克兰。2013年4月，亚努科维奇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一笔150亿美元的贷款的谈判失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亚努科维奇政府取消对能源部门的巨额补贴，而这会导致民用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尽管乌克兰经常项目赤字超过GDP的8%，他们还是拒绝谈判协议，决定继续向外借债。他们以7.5%的年利率发行了一个十年期125亿美元的欧元债券。2013年5月22日，美联储时任主席伯南克发表了他那篇有名的退市讲话，非常谨慎小心地表示，在将来某一天，某个经济状况稳定的时候，美联储将会开启退出QE。
作为一个经常项目赤字超过GDP 8%的国家——这比其他退市政策的受害者如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南非都糟糕得多，乌克兰对退市十分敏感。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亚努科维奇被罢免，乌克兰还留在深重的危机中。当然乌克兰的问题积累已久，并不是美联储创造出来的，但确实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不是2013年5月的退市政策，亚努科维奇可能现在还在任上。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转向，并不是所有新兴经济体都会倒霉。受到冲击的国家，通常都有大量的外来投资和借债，而表现最好的韩国和中国，都有着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存款。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美国自2010年起的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他们发现能够很好应对这些政策的国家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外来投资占比较少，二是拥有庞大的经常账户项下盈余，三是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呢？显然，在经济好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应该保持低汇率，以增加出口，但这种政策的含义，按照美国的角度来看，就叫作操纵汇率。因此美国国内有很强的呼声要求对这些国家采取行动。这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问题给整个贸易世界带来的压力。
张军：确实美联储的退市政策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你刚才特别提到乌克兰，其实这一政策对整个欧洲市场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联储的退市政策——其实还没有退市，只是削减美国政府对长期资产购买的规模——已经对新兴市场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可能这个根子就在70年前，整个系统开始设定的时候已经埋下了瓦解的种子。也就是，由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来担当全球的储备货币，这是不一致性的根源。这是凯恩斯当年反对，但是怀特支持的。凯恩斯是想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但这个方案没有通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衰落了，而美国强势。
斯泰尔：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能出台，是因为有两个国家需要这个体系。一个是美国，作为债权国，要在战后给其他国家提供短期贷款，通过这种方式恢复多边贸易。另外一个是英国，作为债务国，它希望借助这个安排，避免各国货币竞争。
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债务国，中国是债权国。中国认为，目前的失衡状态，完全是由美国高度松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当年美国也是这么对英国说的。当时，美国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对它的政策说三道四。但是今天美国的反应，完全就是当年凯恩斯和英国的反应。美国认为，目前的失衡是债权国造成的。所以几年前美国时任财长盖特纳提出了一个封顶说，就是对美国顺差极大的国家，给予一个封顶，以防扰乱美国经济。这其实也是1944年凯恩斯和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主意。因此，我们可以对比着看今天这个有趣的互动。
从美国角度讲，美国更愿意也可以通过谈判来看看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中国的债券市场中，外国债券持有人非常少，即便达到5%又如何？如果能达到30%，那人民币的地位就不同了。目前，美国债券市场中，外国债券持有者占36%。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需要对它的债券市场进行改革，以此激发国际投资者的兴趣。
张军：有趣的是，去看文献就会发现，100年前，也就是“一战”时，美国GDP的总量和贸易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英国。就像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的货物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而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指数来调整GDP指数的话，中国其实很可能也跟美国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英镑被美元取代的时间要远远晚于英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发生转变的时期，有人说晚了40年，有人说晚了55年。关键看你所认为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战”时，当美国的经济超越英国以后，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情理之中，都有逻辑的延伸，比如苏伊士运河的危机。所以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很自然地，美国要拿出方案，要建立一个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的系统。尽管凯恩斯非常强硬，但以英国的实力已经无法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的方案没有通过。
历史有时候惊人地相似，今天的状况真的很像当年。当然什么时候人民币会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目前仍是个问题。很多研究认为可能在2031年前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比重将会提高到三分天下的水平。但是由于货币的惯性，美元会继续担当全球储备货币中最重要的一种。就像“一战”到1960年代期间，英镑还继续担任储备货币一样。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中国的货币走向国际化的问题。
2014年5月14日上午于陆家嘴
（翻译：《文汇报》评论部）
[1] 中文版译名为《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斯泰尔小传
本 · 斯泰尔（Benn Steil），先后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他加入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国际经济项目负责人。1999年，他加盟在纽约的著名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任国际经济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他与萨尔瓦多前财政部长曼努埃尔 · 海因兹联合撰写的著作《金钱、市场和主权》被授予2010年哈耶克图书奖。他最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获得了2013年金融史Spear’s Book奖，并且荣获全球决策人和CEO中最畅销的书，入围2014莱昂内尔 · 吉尔伯奖，这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纪实类图书奖”。
本 · 斯泰尔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国际金融、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经济历史。他是《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