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们关上过去的大门，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不让过去奴役我们的心灵。”当写下这一某部影片的后记时，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2002年写硕士论文后记的情景。当时，考博未果，前途渺茫，整个人沉浸在陈寅恪著作所构筑的悲怆中。一晃8年过去了，这其中，所有的光荣与梦想，痛苦与耻辱，都如同烽火扬州路，散了，淡了，溶了。现在，博士学习就要结束，未来方向也基本明确，过去的大门，那些刻骨铭心的苦痛与困厄，需要关上了：生命需要以亮丽作底色。

此时此刻，唯有感激。

感谢北京大学。从2005年进入北大攻读博士至今，我不仅实现了从历史学向社会学的转型，从而得以沉入于所喜欢的学术领域中，而且结婚、有女、入党和挂职，很多人生大事，都在北大一一实现。感念在北大的岁月，而且愈临近毕业，感受愈是强烈：只要你努力，北大就会给你提供舞台。

感谢中县和中县的干部们。中县民风淳朴，文化积淀深厚，对于我这个从事研究的异乡人，相待甚厚。我在中县也注意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交了很多朋友。如果不是学术研究，我实在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因为学术研究的惯例，我无法在此写上中县干部们的名字，他们已和本研究融为一体。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研究：我罪我言，是存明哲。

感谢导师郑也夫教授。郑老师在学界特立独行，对学生亦严亦苛。本论文大至思想观点、谋篇布局，小至段落表格、词语标点，郑老师均一一斧正，大删大砍，直至从当初的30万字砍到现在的20多万字，历经3遍，始成定稿。20多万字，郑老师几天就看完，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遍布其间。试问今日之学界，有几如此负责之良师？跟着郑老师读书，是脱胎换骨的再造之旅，是学术训练的荆棘之路，幸乎？痛乎？个中滋味，五味杂陈，沦肌浃髓，没齿难忘。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刘新成教授和王勤榕师母。2003
年非典，是国之难，也是家之难。非典还未结束，我的母亲就查出了食道癌。当时，我本来已经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刘北成教授的博士生。母亲不菲的医疗费用，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学习的机会，去挣钱借钱。这时，刘老师和王老师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期。那一段的经历让我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坚韧，而坚韧意味着未来——“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此后在我的考博、挂职乃至最近的求职中，刘老师和王老师都给与了指导、支持和帮助。可以说8年来，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重大关口，都有刘老师和王老师无私的帮助和关怀。大恩无疆，大爱无边，此恩此情，永远铭记：

“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党委书记吴宝科教授和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党建研究室张洪峰主任，以及北山市和中县的领导，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才能到中县挂职锻炼，也才有了本论文的完成。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教授、张静教授、杨善华教授、刘爱玉教授、卢晖临副教授、刘能副教授等，他们都给我以学业的帮助；感谢匡国鑫、于小萍、郑怡洁等老师和张翔、赵联飞、王列军、马红光、李勇刚、刘阳、李伟东、储卉娟、王晴锋、王文亭、刘万顺、焦长权、汤宁等同学和师门，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也都给我不少帮助。

感谢我的父亲冯治安和母亲节雪梅。父亲年轻时在天津当兵，1969年从部队复员后担任河南老家的村干部，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父亲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正直廉洁，深受毛主义的思想熏陶，本论文的很多主题都和父亲讨论过。母亲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劳动，抚养我们四个长大，身体疾病，完全是劳累所致。2003年母亲患病，我最痛心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感谢上苍的是，母亲手术后身体一直健康，并和父亲一起照看我的女儿，这是现在最温暖的事情了。

感谢我的妻子鲍红。妻子是我的高中同学，相知多年，感情甚笃。我下去挂职的两年，她承担了养家和抚养孩子的重任，个中辛苦，可想而知。在她繁忙的研究工作之外，本论文的修改和校对，她都着力甚多。好在我就要毕业，曙光初现，她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读博期间，最对不住的就是我的女儿冯云舒了。2008年我下去挂职的时候，她才7个月，中间回来的几次，分别的时候，她逐渐从哭到会说“ByeBye”。在我挂职结束回来的几天里，有一天早上，她醒来后突然看着我，满带惊喜和惊奇，指着我对她妈妈说：妈妈，爸爸？爸爸！

2010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