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径庭的中学教育经历

同样是被名校录取，不同家境的学生获得的基础教育经历却有天壤之别。经纬家在上海，父母均为企业中层经理，在上海市区拥有四套商品房。用他的话说，他家属于“收房租就可以过得很好”。他毕业于上海市“四大名校”之首的某著名高中。在经纬的描述中，他的中学教育显然与大众印象中的“应试教育”截然不同，“高三其实跟平常也就一样，跟高一、高二一样，大家上完课该打球的还是去打球，周末该放（假）的还是放，礼拜五还是三四点就放了，周末不会让你来补课的”。他的高中非常强调学生志-趣-能的结合式发展，不仅开设了500多门发展课程供学生选修，还创建了30多个现代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帮助学生开发学科兴趣。经纬在年级里位于75—100名之间。根据全校历年的行情，他考上南方大学是意料中的事。高三的时候，他还参加过南方大学的自主招生。在自主招生的初试环节——一个满分为一千分的10科联考笔试中，他的考试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文史科目需要识记的题目他大多答不确切。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露出了自信又鄙夷的神色：“我绝对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记住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它是哪一年，只要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导致了我当时的千分考考得不是特别好，而且我至今还是这样，不太去记某些东西。”经纬自信地批判了他对一所著名学府的招生考核标准。在他的观念里，独立思考的批判性精神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也通常正是那些著名高中的人才培养目标——比识记能力要重要得多。

类似于这样的态度是家境优越的被访者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来自东部大城市、家境优渥的被访者通常就读于质量优异也相对轻松的高中，这让他们更有闲暇去反思自身的处境，发展自己的自主性。并且，华东大都市顶尖高中的丰富资源，使得他们在高中就兴趣广泛，并且形成了与大学类似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我高中有一个老师教政治学的，他讲课很有趣。然后他会说，如果有同学想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下课可以来找他借书。然后我就从他那边开始借书来看，算是一个起步。另外。我还有一部分奇奇怪怪的兴趣来自于我对自然的好奇吧，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的。那个是通过杂志来完成的，我可能一个月当时订了有接近十多本杂志吧，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杂志，我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两本好像是《博物》和《青少年国家地理》。”（晓刚，毕业于浙江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经营工厂）

“其实感觉高中和大学的环境已经挺像了，无论是学校的教学，或者说周围同学的环境，会比较类似。所以我适应（大学）比较快可能与这个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周围同学从高中到大学都很优秀，然后各种特长都有，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彦超，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

“高中时候经常考年级第一，但因为实在不想花很多时间在奥数奥赛班了，就从理科转到文科。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送给我一套礼物，是译林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大概有五箱书，都是在高中看完的。”（庆溪，毕业于江苏省某地方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高级图书发行人）

“我的高中是全福建省省状元最多的学校……反正那个学校……或者说整个福建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思想非常活跃，包括我们高中老师会带我们读什么萨特，所以说进入大学一上手，我们看到这个才是大学真正应该有的样子。”（宇森，毕业于福建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警察，母亲在当地教育局工作）

他们通常不会对成绩太过焦虑，也不会对顶尖成绩抱有执念。他们最常见的心态是——“只要在那个区间就可以了”。他们描述高中生活时的轻松神情常常令我惊讶，或者说，身为在顶尖高中里“傲视群雄”的优等生，他们得让自己至少看起来游刃有余。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淡定地表示，他们在高中其实没有费多大工夫。他们常以一种极其稀松平常的语气向我讲述他们当年取得的辉煌成绩，并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把这些太当回事。虽然他们事实上都以极其优异的中考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又在高中继续保持在优等生行列，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成绩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和轻松的语气：

“成绩考差不多就搞‘副业’去了，那时候喜欢读法律和政治学的书，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科普书。我记得我当时住校，因为要开灯嘛，室友又都睡了，我觉得躲在被窝里不是很好，所以躲在衣柜里看过法律的书。那时候其他人应该在熬夜做数学题，我躲在衣柜里开着手电筒在看法律……我这个‘副业’一直搞到高三，那时候已经通过了自主招生，我只要过一本线20分就可以了。”（晓刚，毕业于浙江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经营工厂）

“我很早就意识到，你成绩比我好，不代表你比我厉害。厉害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那时候（高中）打‘魔兽世界’，每天回家都要开电脑，在当时的所谓‘好学生’里面，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只要在众人眼中你还是这个区间的就行，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干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钦凯，毕业于上海市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工程师）

“高一学竞赛时候还学得非常开心，因为学的都是新东西，高一拿了一次全国（物理联赛）一等奖。高二之后就非常无聊了，刷那些题很无聊都是在炒冷饭，有什么意义啊。然后高三又拿了一次全国一等奖，但那时候就觉得实在很无聊。只是要一定程度上满足父母的期望嘛，然后嗯就听妈妈的话，假装就做个好学生这样子，那时候找到一堆东西来填补空虚，比如篮球和漫画。”（夏宇，毕业于上海市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警察，母亲为教师）

在鼓励独立思考、广泛涉猎的高中环境里，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学习成绩好只是优秀的基本条件。从他们讲述自己高中生活风格的语气和他们想强调的重点中我理解到，在他们的常识中，一个出色的学生本就应该特长明显，有自己的爱好，思维活跃而有主见，又在学业上游刃有余。换句话说，要在鼓励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的中学里成为佼佼者，成绩优异只算达标，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才是加分项。这种超越庸众的思路，恰恰能够帮助学生更早认识到“自我”和“个性”的存在，调动起他们对爱好、目标、倾向的自主掌控，在大学前就对“目标掌控模式”习以为常。

相对而言，农村学生和中西部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则往往不允许他们考虑所谓的“个性”。禹海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患有慢性疾病，一家四口靠着父亲作为矿工的薪水勉强维持。不过即便如此，一贯重视教育的父母还是倾尽所能支持禹海读书，母亲在他中学期间在市区租房陪读4年。在高中陪读期间，母亲为了让他专心学习，趁他不在家时收走了电脑。在类似家境的被访者中，禹海仅仅是一个寻常的例子。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高中生活都极其辛苦，需要学生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专注于学业。许多人凭借出众的成绩跳过了县中，直接升入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高中，但这常常需要合家鼎力支持，学生所承担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因而，一个“懂事”的寒门学子必须十分专注于学业，才能取得好成绩回报父母，或是为辛劳的父母“争口气”。学业成绩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学业本身，更是为自己和家人换得尊重和指望的筹码。

“感觉我妈牺牲挺大的，因为要伺候我上XX一中，不能出去工作，还得在县城里租个房子，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这事我妈和我爸闹得很僵，她也很焦虑。我等于一半的学习动力来自于，我要给我妈争气，你知道吧？有这种感觉。”大成来自甘肃省某乡镇，从初中起就由母亲陪着去外地的一个以“苦学苦教”著称的县中去读书，父亲因为并不看好如此高成本的主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支付学费，家庭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坐在北方大学的咖啡馆里，大成与我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高中岁月，仍然唏嘘不已，“那时候XX一中时间很紧，早上6点钟学生都到教室里坐好了，老师5:50就在校门口站好等着抓迟到，晚上11点下自习，有的学生还要打着手电再学一阵。作业又多，考试又勤，根本没办法考虑别的事，就是学。”那个时候，对于许多像大成那样的寒门学子而言，一纸名列前茅的成绩单，既是对自己付出努力的回报，也是对父母的报答，更是一份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模糊的希望。在母亲租房陪读六个寒暑之后，他总算不负众望，以全县第一的高考成绩被北方大学金融学院录取。

处于同样处境的不乏其人。牛铭家在湖南农村，小学和初中就读于乡下的学校。当地经济状况一般，但历来重视教育。牛铭说，如果说小学成绩好是因为聪明，那初中起就能保持尖子生的水平就必须得归功于他的勤奋了。

雅君：“你初中后特别努力的原因是什么？”

牛铭：（笑）“因为我觉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该好好学了。”

雅君：（惊讶地）“真的吗？”

牛铭：“嗯，我初中突然感觉一下子有了认识，就是我不能再和镇上的那些人比了。我们镇上有两个中学，都很好，但是我感觉市里的同学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那时候我天天看作文书，感觉这些所有很厉害的人都有优秀作文，总感觉需要努力奋斗。”

从初中开始，牛铭发愤读书主要出于某些他“感觉”到的单纯理由：先哲的鞭策，或是打败某些想象中的市里的竞争对手。听到“为什么要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仿佛从来没想过好好学习需要某种理由。他怔了一怔，有点语无伦次：“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学习是我一个，我肯定是希望自己以后有所作为的，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我真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掌握好，你怎么有所作为，就这么回事。再一个你说兴趣吧，我也挺喜欢学习的。……优等生一般不都这样吗？”在他自幼形成的常识里，人理所当然就是要努力奋斗、好好读书，因为只有“学习好”才能“干一番大事”。不过至于究竟什么是“大事”，实际上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紧凑的学习节奏和有限的知识面使得他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地方，湖北教育搞得非常严，比如说6点起床，晚上10点半，初中开始就这样，就一直在学校。早上5点天还没亮就去跑步，然后就一直在学习、刷题，抓紧时间休息，基本上就干这些事。当时基本上从来没有过大学规划，有一个想象就是能考上武汉大学，然后努力奋斗，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学校感觉考上武汉大学也是挺难的。”

天道酬勤。经过初中三年的刻苦学习，牛铭升入了一所全省顶尖高中——在牛铭就读的初中，“一届毕业生能考上四个五个就不错了”。然而，勤奋有时候需要付上健康的代价。因为长期过度透支，他高一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住进了医院，经过手术才恢复了健康。从那以后，牛铭的母亲就从镇上搬来市里，租房陪读。康复以后的牛铭更是加倍投入到了学习中，这种投入可谓是“全身心的”。他专注于“拼命”学，以至于很少考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

牛铭：“主要是我身体不好，我从初中开始身体就不好，一直是身体不舒服，身体弱得很，感觉学校环境比较苦。”

雅君：“怎么会身体不好呢？”

牛铭：“就是一天到晚想学习，很刻苦，其他的人生目的从来没想过，就是学习。”

雅君：“估计你那时候很想考上武汉大学？”

牛铭：“不，高一想过（这个问题），以后从来没想过。都是先考再说。我感觉当你学习进入一个状态的话，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能想的问题是有限的。”

最终，牛铭以全省理科前20名、超过北方大学录取分数线15分的高考成绩被这所全国分数线最高的大学录取。实际上，牛铭在高考前拿到了北方大学20分的自主招生加分优惠，但这20分也没用上，因为他的高考分数已经足够了。

牛铭的故事仅仅是众多低阶层学生的一个缩影，“先考上再说”的思路在他们当中并不鲜见。在我的被访者中，非东部大城市著名高中毕业的被访者几乎都在高中阶段过着极度自律的苦行生活。

“高中我们都封闭式管理的，就一周放假一天，六点钟起来背英语，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午休，就是你必须要去宿舍睡觉。然后我呢，中午不休息，吃了饭就到教室里刷题看书。老师来检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说好话，我就在那边写。晚上10点下晚自习，10点半熄灯。我就拿着充电台灯到厕所里去学。我们宿舍那个厕所，刚好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凳子，不到一点半我不出来！然后高三那一年，整整一年天天如此，周末我也在学校里面看书。我这一年之内刷完了数理化生四套‘五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除了这些之外，还刷了天利38套，刷了30多套理综……然后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我全部做完，不耽误老师的东西。”（鹏程，毕业于广西某县城中学，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事业单位职工，母亲为个体户）

“可能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期待，就是比别人做得出色一点。每个人都有吧。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对自己有多高的期望，我就觉得考试就是大家都考，我也去考，别人都能考那么高，你也读我也读，要读就（分数）比别人高一点。偶尔闲下来，也会想想好好学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考上大学能离开这个小地方。”（梓桐，毕业于云南某市级中学，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务农）

“高中学习是很苦的，是相当苦。虽然我们高中当时也有社团，但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从初中开始就比较苦，很有压力的。压力很大，就是要去竞争角逐那种感觉。当时是叫什么？好像很多高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就是‘多拿一分压倒千人’类似这样的口语。也没人做班干部，越到后面越没人做，大家都像要隐居了一样，一门一心搞学习。”（大明，毕业于贵州某县城中学，非一代大学生，父亲为事业单位科级干部，母亲为个体户）

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