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投入：锚定职业目标的关键环节

“专业知识给不了你对自我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这个是‘内功心法’，而不应该落实到招式”。谈起大学对他最大的意义，经纬直言并不是课业，尤其不是专业课，而是课外的人际交往、讲座和各样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这样描述大学里的社会性投入对他自我探寻的意义：“经历丰富的人，他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想，其实大多数学生，大学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去经历去尝试，会做错很多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

成绩固然重要，不过作为大学各种机会资源分配、求职、升学的基本条件，它只是一道最基本的关口。英国社会学家Phillip Brown在二十年前就观察到，在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力(employability)越发成了一个建立在比较和排序之上的相对概念：毕业证书只是就业中的敲门砖，求职者还需要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个人品质、甚至性格和自我认同进行一系列管理和展现，才能获得雇主的青睐。这个诊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毕业生需要精心打造自己的简历，不仅展示自己在大学的学业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履历来展示自己的素质和品质，例如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而在打造简历时，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性投入（包括人际交往、实习、实践等）比学习投入可能更重要。泽斌正是因为认清了这一现实，才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在课外的实习实践上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在打造履历的过程中，学生投入过的重要组织和课外活动将一个抽象的学生形象逐渐描画丰满。凭着这份简历，面试官才有理由断定他有足够的资质胜任他所申请的职位或学位。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将与这些实践和相连的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生涯目标也将由此变得更加清晰。因此，对大学中社会性投入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实际上是顺应场域规则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化倾向。大多数“目标掌控者”都清楚，他们需要通过在大学期间参与各类社团、校内外组织、实习实践、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投入，为自己的简历积累增值要素，也使自己心目中职业理想的雏形逐渐变得丰满具体。

“我就一直秉承一点，我就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然后这个有用的事具体问我是什么，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真不知道，或者说哪条路都在考虑中。”海文回想起了他在大学四年中寻求职业理想的历程。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并无明确的方向，但大一时申请加入北方大学的某个因材施教培养计划的经历迅速让他受到了启发：

“在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面试老师）问了我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把我问倒了，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职业？’然后我脑子一懵，我就很坦诚地说，我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我就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够了，政治也可以、科研也可以、商业也可以，这些都可以。然后可能就同时来面试的是建筑专业、数学专业的同学，他们回答起来就非常贴近自己的专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清楚我的专业能干什么。所以我这个问题的确答得不好，而且输在这个规划上，从那之后我就自己主动去寻求、去探索了。”

海文在这次惜败的面试经历中深受震动，自那以后开始了主动寻求职业前景的历程，他一股脑儿讲述了这个过程：“我大一暑假跟着我的班主任建立的一个支队，去调研绿色小城镇的发展状况，第一次了解专业能干什么事；然后跟着新生导师开始听会，报名参加XX计划，然后督促自己去做项目，就发现了专业到底分为哪几个领域，专业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再就是和学长交流，就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带我支队的那个学长，跟我说我们专业除了冷这一块，农村这块还有很大的一块（研究潜力）在热力，我就开始感兴趣这一块。但我们课程培养体系对热的培养不是特别足，特别是对于城市能源这一块的热没有太多，到了大三才会有，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主动申请那个SRT（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跟着那个做热项目的老师做项目，就了解了热，从那之后也定下我以后就要做热的方向”。

显然，海文顺利找到心仪的发展方向得益于他在社会交往和课外学术实践上源源不断的投入。现在，大四的海文已经在本系直升博士，致力于热能源的研究。并且，他在科研学习过程中深受系里老师们学术人格的影响，树立了将科学研究服务于百姓生活的意识。我请他再回答一遍面试老师曾经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爽朗地说出一串：“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给我们国家的城市能源利用带来一些改变，为煤、电、气、热、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利用作出贡献。有可能跟规划、能源政策相关的部门，或者说跟工程相关的部门都可以，总之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其实，到了高年级海文才发现，实际上他所学的建筑与环境专业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专业前三年你（如果按部就班学上来）根本就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因为基本上都是基础课，没有学你能用的东西，到了第三年你才能有稍微清晰一点的认识”。现在回想起来，海文还是很感谢北方大学，感谢那次面试经历，“尽管最后没录我，但它逼着我去提早探索我自己要做什么”。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海文这样幸运，“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志趣所在。可能更多人会像经纬一样，经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尝试—体验—放弃—再尝试……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在这条探索之路上，经纬走得可谓艰辛，一度“山重水复疑无路”——

经纬：“当时所有的人问我理想是什么，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是想当科学家，大一的时候想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读研，大二那时候想当高管，其实连高管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感觉听上去很厉害。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去创了一下业。”

雅君：“那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经纬：“当我失败的时候。”

雅君：“什么？”

经纬：“你知道什么是选择吗？”

雅君：“什么是选择？”

经纬：“我们都害怕选择，是因为选择往往要意味着放弃已有的东西。当你选择自己要的东西时你可能就必须放弃一条安逸的路。其实你大多数的时候不想去选择，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不去改变，顺着既有的轨道往前走。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条（原先的）路堵死了，然后你才会发现什么才是我最终要做的。那个时候其实人很难，当那条路已经堵死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你要么重新启航找一条路继续走，要么说你真的去寻找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认清自己、为之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很多事情。”

雅君：“你的人生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

经纬：“就是大三创业失败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去上课一年，也挂过科。然后那时候本来是想着出国读研，大一大二的时候是想着安安分分出国读研，大三了（成绩）就成了这样……当然又觉得可以去争取。因为我家有足够的钱，要想出国读书不是一件难事。你可以真去，但是你真的是想要这个吗？当时我咨询了很多人，如果我要是去做这件事情，重新开始努力而且我还要比别人更努力，或者说就去做别的事情。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失败）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当你可以不去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不去改变是最好的选择。”

大三的经纬，曾面临过他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创业失败，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不能获得推研机会，先前想好的出国路又犹豫了——光景只能用惨淡二字形容。这是一次自我认同的危机，更是职业出路的困局。奇妙的是，就是在这困局中，社会性投入又一次促成了转机：“我当时选了一门课，一半中国学生，一半留学生，我跟一个新加坡人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来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尝试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当时交谈很愉快，我就忽然觉得我比数学系的学生多了一分这种讲话的条件。”在和不同背景的同学交际的过程中，经纬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之一是口才——能够辩护自己的观点，并且能让别人信服，“我当时就想我应该做什么去符合我的能力，然后就忽然意识到我应该去学金融，金融领域你首先要会算，其次要会说，而且钱也多，所以我觉得金融更适合我，而不是做数学。”

锁定了行业领域，下一步要考虑如何达成。经纬明白，如果以后想在金融领域从业，本科学历是不够的，他需要拿到硕士学位。在出国读研还是本校考研之间，他犹豫再三，最后根据咨询了解的情况，发现出国回来从业不会带来许多额外优势，遂决定考研。他本来报考的是管理学院的金融硕士，但后来听说该项目要读4年，他认为时间成本太高，就凭借自己的高分调剂到了数学院的金融硕士项目。

考上硕士的经纬仍走在探索生涯目标的路上。他趁毕业的空档迅速去了行业研究所实习，“行研实习非常有趣。当时我在XX，号称行业里压力最大的研究所。常常写报告，让你去研究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的行业。可能突然给你一个报告，你就要去研究军工飞机，你要研究飞机有什么材料，会利好哪些公司，谁知道飞机有什么材料？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做那些研究，我可能是那一批实习生中做得最好的，我做完之后老板跟我说，如果你想留的话，就继续来实习，那时候其实我研一还没进去”。他还在毕业的假期去了西藏“漂泊”，在旅途上与不同的人交流思想，这让他有功夫定下心来思索关于人生航向的问题：“去了西藏跟着他们去转山，跟着他们绕着布达拉宫转，然后在那个山上去绕着山转，我就跟着他们转，和藏漂一起生活。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去认识一些当地有趣的人，其实我觉得人生的选择很多，没有必要顺从别人的定势”。他从这些经历里获得的，不只是一个重振旗鼓的机会，也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反思。他意识到人性里的一些矛盾，甚至意识到人的计划和处境的某种虚空性。讲到这里，他张口背起了一段《天龙八部》里虚竹和尚念过的《入道四行经》：“‘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所以凡事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人其实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会让你做很多错误的决定。所以，修身比技术等重要，要去了解自己、剖析自己。”

在实习和旅行中经历了成长的经纬，研一上学期基本上修完了三分之二的研究生课程，研一下学期就去了他现在就任交易员的那家公司开始实习。一年之后，他决定应聘这个公司的交易员职位，应聘的过程可谓惨烈：公司初筛留下60份网申简历，再细筛出20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人力资源部的面试选出2个最终角逐者；接着，部门高管亲自与2人面谈，被选中的幸运儿获得为期6个月的实习机会；最终，实习期满后，公司根据实习表现最终决定是否录用。事实上在申请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不曾松懈，他通过网页尽可能地了解这家公司，在几天内读完整本行业书籍，以及挖空心思琢磨面试表现。最终，他胜出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胜出，很可能正是因为“更有趣一点，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是他身上的“目标掌控者”特质。

经纬的反思可能没错。Jenny Stuber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是一种回报丰厚的投入，既是个体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键渠道，也是显露阶级差异之所。与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社会出身优势的大学生自带乐于进行社会性参与的文化倾向，也更能通过课外活动为自己积累有用的文化能力与社会资本。就读于南方大学化学系的钦凯在大四时已经获得了年薪超过25万人民币的工作机会，但他还是决定继续在南方大学读研，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南方大学的环境不错，“可以再多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经纬一样，他也课外兴趣广泛，把“有趣”作为人生追求。他喜欢独自旅行，也是健身俱乐部的教练级成员，还对养殖世界各地的热带鱼有浓厚的兴趣。因为觉得面试很有趣，他甚至有意向不同类别的公司投了简历，专门去体验五花八门的求职面试，虽然有的公司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用他的话说，他要的是那种“既有钱，又有趣”的工作，收入高只是一个基本条件，终极标准是“有意思”:“月收入是两万还是四万对我来说差别不大。如果在这个能赚钱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不是你纠结每年搬砖300天，为了比如说收入高30%，我觉得这个就不值得。如果你能找到一份，每天比如说工作10小时甚至6小时，你觉得还有意思的工作，那就更好了，更何况那样一份工作你也许也可以去欧洲玩一次，去美洲玩一次，是这样子”。

访谈时正值气氛紧张的求职季，已经手持几个顶尖咨询公司入职邀请的钦凯，看上去游刃有余。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求职面试经历告诉我，那些能抵达顶级金融和咨询公司的终面环节的候选人往往有一些通性，除了“硬”的认知能力和业务素养以外，最重要的是钦凯称之为“演绎”的自我表现能力：

钦凯：“这类公司，一半看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我们面咨询，你对case了不了解；你面投行，你对金融对市场直觉正不正确，基本概念有没有，或者也包括你的学历，可能他们只要求复旦或者交大，专业对不对口，这些都算上。但是另一半就靠演绎，演绎怎么演绎？这个演绎也是一坨东西，包括长得怎么样？你情商高不高？你给人的印象怎么样，仪态怎么样，比如坐下的时候西装外套的扣子有没有解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转化率。诸如此类。”

雅君：“情商是什么？”

钦凯：“所谓情商高的人，就是让你感觉在人际交往中，他能让周围人都觉得很舒服。其实招聘的时候，说到底也是这种我愿不愿意与你相处。即使我是你的上司，我得考虑万一下一次我跟你同时上一个项目，如果我们一起去等一班飞机，结果我们晚点了，我们得在机场留一下午，我跟你有没有得聊。就是这种能力。”

禹海：“我在大学的时候重点培养了一下与高中同学的感情（笑），虽然他们没几个人在北方大学。总的来说，我觉得和北方大学的同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接触。”

雅君：“为什么呢？你对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禹海：“说不到一起去吧。拿我本科的那个寝室来说吧，我们一共4个人，有两个人我感觉明显和我不是一路人，一个是北京本地的，就是不好好学，一天到晚玩，成绩也不好，我和他交流基本浮于表面；另一个是黑龙江的，他和我成绩差不多，但是行为习惯和我不一样，他应该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和他应该有一些单独聊的机会，但是聊着聊着，就总是觉得大家对某些东西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并不会有那种好像很设身处地的那种认同感，然后也不会把话题深入下去。最后是江苏的一个同学。他现在也是我博士寝室的室友，我和他关系应该是最近的，算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另外还有一两个人，我认为从事业上讲，我们是追求比较一致的，想法比较一致的。但是我和他们一般不会交流除了事业之外的其他事。”

雅君：“那大学的老师们呢？你喜欢他们吗？”

禹海：“嗯，大部分人是欣赏吧。我觉得挺好的，但并不会觉得和他们很亲近，会有距离感。虽然他们很亲切，但是我自己确实不管是答疑，还是找他们谈任何（个人话题），比如说谈谈大学里我的困扰，这种事情我都没找他们谈过。

雅君：“为什么呢？”

禹海：“首先我觉得我个人没有这种主动和老师接触的倾向。我也挺喜欢一个人，自己想想就完了，不会特别在关系上和老师走得近。要是遇到困难，反正先自己解决，就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能才会考虑去问别人，但是像这种情况非常少，就一般来说都自己想想好就算了。”

雅君：“那问别人不是更快就解决了吗？”

禹海：“依靠会有不安全感吧。我也会咨询一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不会有太多情感上的投入，只是问一下他们比如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啊，那我去问一下大概就明白了。但我很少会向外界的人和物倾注那种真正的感情，不太习惯投入在一堆人的这种环境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投入进去过。”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禹海在访谈时直言他确实如此。独立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限的社会性投入和同质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扩展“文化工具箱”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为职业道路早做准备的可能。根据同在北方大学的“目标掌控者”宇森的观察，“北方大学在明面上虽然倡导集体主义、奉献社会，但实际上会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地方很鼓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就是想赚钱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大学或许没有搬到台面讲，但是私下里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给你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焦虑、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这一点”。可见，禹海身边的人（甚至是多数人），其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准备。假设禹海与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们沟通更加密切一些，或许他就会更早地意识到树立未来职业方向的重要性。在后文的“转变者”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些后来在大学里转变成“目标掌控型”的“直觉依赖者”们，许多人转变的契机正是社会性投入。

需要说明，我作为现象的观察者，希望努力地避免在分析“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的特点与处境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我力求展现两类人投入学业和课外活动背后的心态以及这些行动带给他们的现实处境，无论是目标掌控者围绕目标而投入的理性模式还是直觉依赖者听话而谨慎地摸索，我并不想表达哪种模式更值得赞赏，也不认为任何批评在这里应有一席之地。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两类人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道德观念，两者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各有其理，他们的行动在他们自身的认知体系内也是自洽、合理的。只是，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的确更倾向于掌控优势阶层的知识和文化倾向的学生。从上文中我们看到，“目标掌控者”以生涯目标为核心来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策略确实更容易使他们在大学里积累职业优势。“直觉依赖者”虽然可能同样努力，其学业和社会性投入却缺乏目标意识的统领，因而容易流于松散，不利于他们在有限的大学时光中积累优势。更不用说，由于习性错配所制造的适应障碍，他们在学业和社会交往上融入大学环境的难度本就更大。结果就是，“直觉依赖者”常常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被推向毕业的出口。抑或说，“直觉依赖者”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松散方式本无可厚非，甚至比“目标掌控模式”更接近于“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一旦被置于第二章所述及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竞争规则之下，其相对于“目标掌控模式”的低效性就显而易见了。说到底，“直觉依赖模式”下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低效方式，是习性不能完全适应场域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大成的一席话正是对这种结构性限制的生动描述：

“（高考）状元也会挂科。比如说你是西部地区的，你的这个原先生活层次就是不够现代化，突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学校，必须要求你开始过现代化的生活、参加现代化的竞争，你的综合素质短板就会被放大，你又很高傲，就会很受打击。比如说你一门课考得不好，很消沉，因为人都是正反馈，一旦有负反馈就所有负反馈都来：你的学习不好，你的声望就低；声望低，你交不到好朋友，你的谈吐也不会提升；谈吐不提升你更不会有女朋友，所以你各种事情都会不顺利；然后你觉得很不高兴，不高兴更没有兴趣去上课，不参加活动，更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话说回来，当然两种模式的学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遭遇这些的恰巧是个“直觉依赖者”，很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比“目标掌控者”更大，因为“直觉依赖者”的自主性和目标感更低，更容易牢牢被外在的反馈所左右，故而更难以摆脱这种限制。

为了使文章更易读，下表列出了上文中描述的两类模式在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上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出路优势的影响。

表4　两类模式的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