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组

来自云南省的农村学生梓桐也曾一度出于“直觉依赖模式”的惯性，最看重学业成绩。他回想起刚进入南方大学的时候，“还是很在意这个绩点的，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成绩和高中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很优秀的那些人，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学不过他们”，大一上学期小心翼翼，拿下了将近3.6的绩点。然后渐渐地，通过他对系里同学的观察，他发现那些优秀的学生似乎都不是很看重成绩，于是也亦步亦趋地“开始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并且对盲目追求绩点的人有了一丝鄙薄。大二时他一门课拿了“C-”，绩点应声跌落至3.2，成了班里排名后50%的人。梓桐这样解释他对绩点看法上的转变：

“中文系很崇尚那种书读得多、思维活跃的人。当时我就观察那个班里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我们班最有想法的那些人，就是中上等那些人，这种人绩点都不好，后来我就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发现这个不是正比关系嘛！刻意去追求那个绩点没意义！后来就大一下了，大二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名教授来讲座，去蹭讲座，然后就越发感觉这个绩点不是太重要，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还是多读书，这个才是重要的。要不然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听讲座的经历和与其他同学的接触使得梓桐开始意识到，似乎并不能将绩点等同于“优秀”。然而那时候的他，更像是处在一个过渡性的十字路口——发现了自己固有的“工具箱”可能存在问题，却也不能完全了解另一套“文化工具箱”的运转原理，于是当他一下子意识到绩点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就模仿性地放弃了对成绩的掌控，实际上他那时尚未意识到成绩对他而言或许还有“用”。处于这种“半觉醒”状态之下的他选择了一条学业投入的“中间道路”，既拒绝刷绩点，又不再对所有课全心投入：“一方面专业课绩点我很在乎，还有什么史记精读，这种课我是很在乎的，选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认真上，不能刷（绩点）。另一方面其他的课就那样，混一混。一些课拿了好成绩也没意义”。直到梓桐后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期之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细致的反思，树立了明确的目标意识——决定读博并从事学术职业，并且重组了可供他组织行动与生成意义感的“文化工具箱”，他才算基本完成了从“直觉依赖模式”到“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持续不断的社会性投入开始的。梓桐在大二、大三期间陆续参加了勤工助学中心、支教等活动，还曾自己组队去甘肃定西支教，并在平时不断地听各类讲座。在一些名师讲座的熏陶下，他对古代文学有了一些研究兴趣，身边志同道合的小圈子也为他的学术兴趣提供了支持，“我们有个微信群，都是5号楼的，都是文史的，平时也不怎么见，互相见面不认识，建了一个群慢慢地就发展成为一个小圈子，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周聚个一两次，就是讲大家研究的是什么，大家最近有什么新发现，什么都扯。在大学同学之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特别容易，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东西和从老师身上获得的东西都是很有分量的”。梓桐在讲述同学和老师的时候充满了感激和钦佩之情，看得出他十分珍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大三上半年，他又去台湾某大学交流了一学期，全新的经历给了他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在那边又是全新的，因为话语环境不一样，是另外一套东西，等你回来以后就会想，我做的这些事有意思吗？当时我很纠结，大三下学期非常迷茫，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要怎样？搞学术又有什么意义呢？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以前也爱读书的人也有准备去工作的，大二、大三就开始到处实习，然后就拿到了offer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强烈的反差，就会经常在想搞这些有什么意义，要不要还是找工作赚钱去算了！”

从跃跃欲试找工作到决定投身学术，对于梓桐而言，要归功于他跟着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做研究项目的经历。“大二上课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我那个指导老师，一个搞古代方向的老师，对我非常提点，指导也非常深，所以经常跟他聊天什么的，我就跟他申请了一个XX项目（本科生学术资助项目），跟着他做。我申请的XX项目是一个古典文献学的东西，做起来很枯燥，但这个老师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本科生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先把该做的东西做掉，该读的东西读懂。不要去搞那些花拳绣腿。”与导师密切的交往使得梓桐逐渐移入了老师所秉持的价值图式，即作为学者，“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有所建树”，就他所钟爱的古代文学而言，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继承。说到这里，他回忆起了导师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我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GDP，是社会的废人。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废人，但我至少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这个东西要有人来读。现在的人天天想着搞大新闻，整天想着提出个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你不要这样。你先把前人的东西读读懂，传下去，不要让它断掉。”梓桐坐在我的对面，淡然地笑笑。他发现自己还是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希望自己日后投身学术职业，“如果我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我就只求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面有点影响。你研究那个人，至少你要提出一个有启发的洞见或者一种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身处经济理性发达的上海，他当然发现大批同学在择业的时候“还是最看重钱”，但他在大学阶段逐渐形成的职业理想显然与随大流的选择形成了某种对抗，他管这个过程叫“整个人的画风变了”。当他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求，并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审慎的抉择，他提到了南方大学对他的影响：

雅君：“你是怎么就慢慢‘画风’变了？”

梓桐：“其实我觉得当时大一大二的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X演说家’（南方大学前任校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开学演讲，他讲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要对自己的使命有更高的要求之类的。他在开学典礼上一直这么讲，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但是记住了这些话。我同意南方大学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因为你吸纳进来的这些人全都是国家的未来精英，如果你把这些人全部教成一个出去赚钱的工具，那这个国家难道还指望那些二本、三本的出来做那些赚不了钱但很重要的事吗？”

雅君：“这种转变是在南方大学完成的？”

王梓桐：“嗯，这肯定是南方大学带来的。我刚进大学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认知能力呈指数型增长，每天想的问题都不一样。当时很傻，看到一个大四的学霸，恨不得跪在地上朝拜。后来慢慢开始考虑一些真正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慢慢搞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会怎么样，大概知道一点。我觉得所有人的认知都是这样过来的吧？之前本来就没怎么想过，就是想也就是以后要跳出农门，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因为我之前的生活经历还是很局限，不像江浙沪的孩子，他们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出国，到处去长见识了，这个也是个人局限吧。所以到了大学会有很大的转变。”。

雅君：“你觉得大学对你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呢？”

梓桐：“南方大学的资源比较好，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你能切身感受到一种感召。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因为你光鼓吹没有用的，你必须实实在在地摆出来给我看。我们南方大学能把宇文所安请过来，能把田晓菲请过来，还有裴宜理……看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通过学术研究，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在他们这个领域里面影响世界、影响其他的人。就觉得这种才是一个南方大学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雅君：“那你怎么看现在很多人追求的‘小确幸’？”

梓桐：“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小确幸）很好，比如说在寝室楼下摆个花，就能感动一年，然后他们喜欢大半夜骑车到阳明山去吹风。我就想啊，可能台湾社会相对公平一点，社会问题也稍微少一点，在那个社会你去追求小确幸，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大陆，读了这么好的大学，你追求小确幸，发发朋友圈？如果满足你的生活只满足于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上了南方大学，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够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源，国家把资源都投在这个上，你享受着这个资源去过你的小确幸日子？我做不到。”

雅君：“那你会不会顾虑学术界里面的潜规则呢？”

梓桐：“没有办法，你还能怎么样，学庄子去钓鱼？不现实，要做事情，最主要是你要做事情。前两天我们那个系主任还讲，求学问如果只是为了知识的话，没有意义。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我觉得人文学科都会有这种野心企图，没有这个你做什么学问？”

雅君：“你所说的这个‘道’是什么？”

梓桐：“用张载那句话说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南方大学的求学经历，让梓桐心目中对“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一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经过自己详细省察的答案，并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生涯目标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他将这一预料之外的转变归功于大学经历。这个转变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也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有秩序感和意义感：“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和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就像我有些同学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比较慌，到毕业季就看出来了，有的人真的慌。一开始是准备保研，保到一半就要出国，出国到一半又要去工作……我看到过有这种。他可能没有太注意反思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或者他想做什么，所以到了选择的关头就非常慌。所以想想跟他们比至少挺幸运的。”虽然家庭背景劣势明显，但大学教育过程带给他的转变，使得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掌控，并从本科阶段就开始有所积累。他甚至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日后的知识精英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他直研出现问题的关头，他的老师“马上找了另外两个教授给我写了三封推荐信一起交上去”，使他最终免于出路上的风险。两年后，他顺利转入本系的博士修业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