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和时代诊断
哈耶克在其所著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对他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得出了这样一个最终结论：“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置其于权威当局指导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我……现在给我就这些问题的四十年的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7〕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不仅为我们理解他的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基础提供了最明确的启示，而且也的确勾画了哈耶克整个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毋庸置疑，贯穿于上述核心命题的乃是个人自由与整体社会秩序间关系以及秩序与规则间关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就是“哈耶克的终身问题”，或者说，哈耶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核心目的乃在于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即内部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因为正是这个“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反映了或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哲学的建构过程。
哈耶克的这一“终身问题”的确构成了他基于时代体认和理论反思而抽象出来的根本问题。从哈耶克的整个学术思想历程来看，困扰他的这一“终身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问题形式，但始终具有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实际上，哈耶克关注的一般性问题在他问学之初就粗具雏形。哈耶克早期甚至是一个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是社会主义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把他引向一个一生都意图回答的问题：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受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得以进入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的堂奥，转而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坚定的反对者。自此，终其一生，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辩和分析贯穿了哈耶克的整个学术理论生涯，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学术上终身所探寻的问题。因而，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哈耶克与路德维希·米塞斯一起，发动了社会主义大论战，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O. Lange）、迪金森（H. D. Dickinson）、泰勒（F. M. Taylor）等人展开了论辩，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不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又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学巨擘凯恩斯展开了论战。
30年代纳粹的掌权和由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欧洲的政治演变直接型塑了学者们对人类文明的分析和忧思。对此，哈耶克也不例外，如库卡瑟斯所指出的：“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诞生，正是渊源于他对欧洲的前途与现代文明的忧患意识，也渊源于他的一种信念，即坚信美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挽救人文价值的传统，因为它的生命力受到了世界大战及极权主义势力的瓦解”〔8〕。然而，与其他学者不同，哈耶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对当时思想观念和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分析。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集中对影响整个欧洲的历史观念进行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
如果哈耶克的“时代诊断”就此止步，仅仅把他那个时代的危机归结到他批判的“集体主义”之计划上的话，那么哈耶克最多被看成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吹鼓手。然而，哈耶克对欧洲文明的反思却指向了自由主义观念的核心层面。在哈耶克看来，无论是他所批判的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他所担忧的当时欧洲占主导性地位的观念，都源自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一种异变，这种异变以“自由”的名义，却走向了对“自由”的反动。哈耶克清晰地标示出了它的源流，他称之为一种“大陆的”、“建构的”自由主义传统。它首先来自笛卡儿（也有英国的霍布斯）提出的新理性主义（唯理主义），在18世纪通过法国启蒙哲学而影响大增，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高潮。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有“百科全书”派成员卢梭和重农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
因此，哈耶克实际上把所面临的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诊断为支配人类文明发展背后的观念的危机，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在哈耶克看来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走向自由还是奴役，取决于对这种危机的深刻体认和对自由社会原则的重新阐述。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哈耶克看来，已经为另一种自由主义传统所深刻阐发。这种古老的“古典的”、“渐进的”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最早从英国发展起来的，它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其近代形式形成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辉格党的政治信条，而其现代发展则始于约翰·洛克，尤其始于伯纳德·曼德维尔和大卫·休谟；而在乔赛亚·塔克尔、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以及他们伟大的同代人埃德蒙·伯克的著作中，这种真正的个人主义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哈耶克笃信“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基于对所处时代的根本诊断，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就是要阐发自由社会的基本原理。哈耶克正是在其“终身问题”的支配下，以其分梳出来的“建构论唯理主义”和“进化论理性主义”为基本框架，建构出其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