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场运作中的要角
被选为首县知县并能当下去的官员，必须是总督、巡抚、布政使都接受并且有能耐的人。总督对求见的下属往往会不见，但对首县知县，“不论何时来必见，见必有许多话”。 [222] 首府和两首县是除布政使外单独见总督最频繁的官员。 [223] 杜凤治只要人在省城，大多数日子要谒见督、抚、藩、臬等上司或被他们召见，上司们予以谕令、指示，经常同他讨论各种问题，杜凤治则常在各级官员之间传话沟通，在官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一般州县官有很多不同，除事务性的公务外，还参与了大量“会典事例”所规定的知县职责以外的公务。
清朝地方官员架构的设计，既复杂又有太多空白模糊之处，不能应付官场实际运作的各种情况，有很多必须经常做而又不可“见诸公牍”的事。例如，为免户部、刑部书吏对广东秋审、奏销挑剔，广东每年致送两部书吏“笔资”3000两银，这笔钱必须送，但又绝对不可以在官方文书中出现，都是藩、臬委托两首县具体办理，先垫付解送，然后两首县以私人信函的形式要求各州县分摊（但“解者寥寥”）。 [224] 又如，督、抚、藩的故旧或翰林来粤“打把式”，这是年年必有之事，但不可用督、抚、藩的名义和其衙署的文书要求各地道、府、州、县致送银两，发信的事同样落到两首县头上。
有时，某些重要公务，督、抚出于种种考虑不愿直接出面或通过正式公文处置，首县知县就负起沟通督抚与具体办事官员的责任。同治十一年春，番禺鹿步司鸡公崀村与其他村庄械斗，参将邓安邦（宝臣）率兵勇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前往弹压。鸡公崀村不愿缴械、亦不愿交出“斗匪”，还与弹压的官兵对峙月余，其间向官兵发射抬枪。按照清朝法律，民间不准拥有大炮、抬枪等重型火器，枪击官兵更是形同叛逆。但如果这些情节都通过正式公文禀报，就只能按王法严加剿办，死伤必多，事后也要诛杀多人。总督与署理按察使商议，认为既不能听之任之，又不想事情闹得太大（鸡公崀离省城不远），希望以威慑的办法使鸡公崀等村缴械交匪，只求事件平息。但这些想法不符合王法，所以也不能见诸公牍。于是，处置事件过程中，胡鉴以私人信函的形式把鸡公崀情况告知杜凤治，让杜凤治再向各级上司禀报。总督、按察使、知府等上司的指示以及上司一些具体细致的想法，又由杜凤治以私人信函的形式告知邓安邦、胡鉴，使邓、胡两人及时了解上司意旨，不至进退失据。最后，鸡公崀村表示愿意服从官府，交出武器和若干名“斗匪”，缴交花红银1400元了事。 [225] 杜凤治在日记中颇为自豪地记下：“此次若非予为上下周旋，信息如飞通报，则上下不通，中堂初甚怪宝臣，几乎撤去，予急通信，即时进兵，方得成功。”邓、胡两人事后得到总督的赞许，也很感谢杜凤治。 [226]
遇有州县官因交代、缉捕等事项拖延有可能引致处分，督、抚、藩、臬往往会让首县写信或传口信，提醒有过失者赶快弥补改正。如果由督、抚、藩、臬直接出面，就等于追责进入程序，由首县转达，既让有过失者知道上司的态度，又留有转圜余地。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新任布政使俊达让杜凤治提醒卸任兴宁知县张琮，因张在兴宁任上“亏短正项五六千金，部款千余金”，要尽快筹解，“如不筹解，必然揭参”。如果张琮能清解，“我必与以一缺，即请君为中证，断不食言”。 [227] 光绪二年八月，顺德赌风甚盛，兵丁包赌，总督刘坤一要杜凤治转告顺德知县林灼三：“留城弁兵渔利包赌恐必不免，但此地方官之责也。林令当予初到时循声卓著，人言啧啧，今见一年碌碌庸庸，未见其行一事建一言，直同泥塑木雕，为循吏者固如是乎？君必以我言告之。” [228]
上司有时会把一些涉及全省的政务交给首县知县调查、报告。同治十二年，因为很多州县官不仅捐摊杂款观望不解，其他款项亦不解，致使清饷局无银，武营领饷无法应付；布政使俊达便命杜凤治发信给各州县官，并要杜查明各州县缺之优劣及欠解数目呈报。杜凤治很快向俊达密呈各官欠项及贫富情况，但请求布政使为其保密免招怨恨。 [229] 光绪三年四月，巡抚张兆栋又要求两首县查明各州县欠数、贫富开单呈阅，以便严追。 [230] 杜凤治这次没有抓紧做，20多天后，巡抚催促，杜回去后只好把全省州县官分上、中、下三等开列名单应命塞责。 [231] 上面提到的布政使、巡抚交办事件，就不属于南海知县的职责，但因为杜凤治是首县知县，与各州县官经常交往，且居官省城，有较多了解信息的渠道，所以布政使、巡抚特地叫他去办。首县知县还会参与讨论、制定涉及全省的章程。州县交代是个大难题，积重难返，蒋益澧奏减米羡后州县官收入大减，交代时亏空的情况更多。同治十二年，布政使俊达打算制定一个新的章程规范州县官的交代，初稿拟出后，除了藩署师爷、交代局作签注外，俊达又召集广州知府和两首县知县讨论，赴藩署前知府冯端本先找两首县知县统一意见，杜凤治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府署讨论的情况。到布政使预定的时间，三人到藩署，俊达谕令门上，其他人无论何人一律不见。三人带来在府署签注过的章程稿本，同俊达一起“悉心逐条酌议”，俊达基本上接受了三人的意见。 [232]
首县知县经常参与委缺、委差的讨论，并有颇大影响力。杜凤治两任南海的日记，都有布政使同他详细讨论委缺、委差的记录，有时总督、巡抚也会就此询问他的意见。当一个“苦缺”空出时，通常是首县知县出面从候选人处得到明确答复后，督、抚、藩才决定任命；有时甚至事先让首县在候补官员中放风声询问谁愿意任某缺，再确定候选人。 [233]
光绪三年二月，布政使杨庆麟接见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袁祖安，同他们讨论长乐、增城、新宁、潮阳、河源、阳春、高明、饶平、儋州等州县任缺事，事前杨庆麟命杜查问何人愿意到儋州任职，杜当场把名单呈交布政使。 [234] 几天以后，杨庆麟再与杜商议博罗缺调何人署理为好，又讨论潮阳、揭阳两大缺知县的更动。因不少官员不愿赴苦缺任，杨庆麟打算定一新章程，规定任苦缺者到一定时间予以调剂，委托杜凤治把各缺情形分成五个等级开单作为制定章程的依据。 [235]
按察使周恒祺也曾要杜凤治开列同、通、州、县十余员，以备充任赴各州县办理积案的委员，又要杜推荐谳盗局审案委员的人选。 [236]
杜凤治不止一次参与了知府、直隶州的委缺讨论。同治十一年九月，布政使俊达问杜凤治嘉应州缺之优劣，又问张曰衔（翰林出身，实缺同知）是否可以署理此缺，杜回答说可以，后来挂牌的结果就是张曰衔。 [237] 光绪三年春，知府征霖有机会补韶州府缺，布政使杨庆麟问杜凤治，征霖和另一知府凤贵谁更合适。征霖曾多次求见杜，显然有请杜美言之意，又请托杜帮忙致函部吏照应。 [238] 后来，杨庆麟告诉杜凤治，征霖就算补不上韶州府，也可以得雷州府。 [239]
杜凤治还协助上司处理官场的难题。如署理南海县丞恩佑是总督瑞麟的亲戚兼亲信，署理这个著名优缺已期满，又禀留过一次，按制度和官场惯例都应该让其他人当。瑞麟向布政使邓廷楠示意要让恩佑继续署理，邓廷楠认为如此会招物议，又以为瑞麟未必会太在意一个佐杂缺，最初不打算按瑞麟的话办理。杜凤治通过方功惠等人了解到瑞麟对恩佑很有情，对此事也很上心，为此特地谒见邓廷楠，提醒其犯不着为一个佐杂缺与总督意见相左。但瑞麟这样做确实是阿私，官场一定人心不服，所以不宜公开禀留恩佑。最好的办法是装作忘记恩佑署理期已满，既不派人接任也不禀留，让恩佑再做半年，等过年后看情况再说，在单独谒见瑞麟时婉转说明，估计瑞麟就不会见怪了。邓廷楠表示也只可如此。杜凤治又把恩佑找来把情况告知，提醒其不要声张。 [240]
杜凤治还经常在上司面前为其他州县官求情。新会知县郑菼、香山知县张经赞、顺德知县林灼三都因事可能被撤，杜凤治作为首县代他们求情，请求不要在钱粮旺收时撤任。杜凤治对上司说，自己“与郑、张、林三令初无深交，亦无年、世之谊，既为州县领袖，可为之缓颊，无不尽心力为之”。 [241] 他觉得做这类事是首县知县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