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护省城治安
维持省城治安是首县知县极为重要的公务。南海县并无归其节制的兵勇， [242] 虽说省城内缉捕武营责成重于两首县，但一旦有重大劫案发生，首县知县也必然要担责。省城劫案大部分疑犯都是武营捉获后送来的，南海县也出动衙役缉捕，但主要是审讯武营送来的疑犯。
省城遇有大规模的聚众闹事、骚乱，首县知县的责成就重于武营了。下面以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在省城先后突发的两宗大规模骚乱事件为例，看看首县知县是如何处置的。
当日是院试末场，南海县署外班骑马飞报双门底出现罢市。原来是新会县一个十六七岁的童生到纸铺买纸，店伙发现他支付的一元洋银是铜银，便将铜银扣下。此童父兄纠集新会文童多人到该纸店将招牌、物件捣毁，引发街众与新会童生、家长的冲突，街众抓到新会童生、家长六人。双门底是南海、番禺的分界，事发的店铺在番禺辖区，杜凤治得知广州知府冯端本和番禺知县袁祖安已到双门底，便饭也不吃赶过去。冯、杜、袁在双门底街庙简单商议后就把六人带到广州府署审讯，四营将 [243] 也赶到府署。接着，冯端本、袁祖安、杜凤治三人到了谳局，谳局委员也全到，并把送考到省城的新会学官、廪保传来。在审讯时掌责被捉获者，然后由新会学官、廪生将六人保释。 [244]
新会童生、家长滋事案还未审完，就有杜凤治的“家人”跑到谳局报告说，刚才西关玉石器行的人去龙津桥龙珠茶店饮茶，因打碎茶碗，店伙索赔互相争闹，玉石器行就“纠合数十百人来店大闹，碎器毁门，其势汹汹，竟同抢劫。街坊鸣锣聚合，约众抵御互斗”。西关归西关千总、南海县丞直接管理，两人闻讯立即带领弓兵、差役前往弹压，捉获七人，为首闹事者逃脱。
两聚众闹事事件都发生在闹市区。童生院试期间，容易发生聚众闹事。其时大批外府县应考童生仍留在省城，双门底冲突发生后如不及时平息，事情闹到多大难以预料。所以，官员们相当紧张，知府、两首县都立即赶到事发现场会同处理，四营将也来到府署。西关聚集各行业数以万计的手工工人，他们有自己的行会，不少人好勇斗狠，拥有冷热兵器，甚至洋枪。而清代广州各街道的商民又有一定的自治、自卫机制，拥有街勇等武力，如果街众同手工工人冲突升级，也会造成严重的死伤。从上述两事件看，省城负责维护治安的文武官员对大规模聚众滋事的警惕性相当高，也有应对机制，南海县丞、西关千总在很短时间内至少向知县送了两次书面报告，反应可说迅速。各级文武官的配合亦可称默契，所以，事态得以迅速平息。
防火救火也是大城市治安的重要内容，首县知县防火救火的责任甚至比缉捕还重。其时广州的房舍都是砖木结构，人烟稠密，火灾经常发生。每逢失火，杜凤治都会立即赶赴火场亲自督促灌救。同治十年九月，省城双门底著名成药店陈李济之店铺失火，杜凤治立即赶赴火场，“差、勇排列，独坐弹压”，稍后又派人持手本禀知来到火场的布政使、广州知府。等到火熄灭、上司回署后杜凤治才离开。 [245] 同治十一年十月，杜凤治正在为儿子杜子杕的婚事行聘礼，听事报西关下九甫失火，杜凤治立即放下一切奔赴火场，听取地保与保甲委员的报告。副将喀郎阿、署理按察使钟谦钧、保甲局督办沈传经等一批文武官员也先后来到。这次火灾烧去娼寮七八间。 [246]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西关故衣街一私售火药的洋货店二更时分起火，延烧左右，杜凤治闻讯即率领兵勇前往救火，番禺知县胡鉴也到场，按察使、盐运使、广州知府以及几位武官也到达火场。各官在城楼上坐镇，具体指挥者主要是南、番两县。按察使提出拆毁一些房屋截断火路，因要取得房主同意，杜凤治乃请西关千总罗祺传谕。第二天，杜凤治又去火场调查起火原因，勘查铺屋被焚及人员伤亡情况。 [247] 光绪三年三月新城正南门外蓑衣街夜间发生火灾，杜凤治也是闻报立即起床赶赴火场，水龙车十多部前往灌救，杜凤治为此感叹：“可见广州水车之多！” [248] 官府并无专门的消防队伍与设施，水车、水龙都是民间的。但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带领兵勇到达火场，一方面通过地保了解起火原因、伤亡情况等，并协助救火、临时处置（如决定拆房断火路）；另一方面维持秩序，防止趁火打劫等案发生。赶赴火场的虽有按察使等高官，但他们都不直接指挥救火。南海、番禺两县遇有火警不会很严格划分辖境地界。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西关的火灾，番禺知县也到场，而西关是南海县辖境。
首县知县必须设法防止劫案、盗案在省城发生，最常见的办法是举办团防。与乡村地区不同，大城市举办团防基本是以街区为单位，把原先各街的更练、壮勇整合，添雇有防卫、追捕能力的人员。同治九年，省城多次发生劫案，番禺县幕客李启征受番禺知县杨先荣之托大办团防，其时杜凤治作为委员在潮阳催征，杜在省城的公馆与李启征的住宅都在豪贤街，所以杜宅也出了办团防的钱。 [249] 光绪三年秋，省城“西关各庙属俱因时届冬令，应办团防”，杜凤治不仅提倡，而且同广州知府、广州协参将分别捐银赞助。 [250]
每逢冬天，劫案、窃案、火灾都会多于其他季节，故每年冬天省城都加派查街委员。“南海老城内总查（同、通、州、县）一员、小委员一员、新城一员、西关两员；番禺亦一总查，如南关、东关、老城、河南亦四小委员”，由按察使下札委派，但由两首县知县提出名单，并监督、管理。 [251] 杜凤治自己经常晚上上街查夜，如果番禺县知县外出不在省城，他巡查的范围就包括番禺县辖境。 [252] 有时，巡抚、按察使、广州知府也会出其不意地出署查夜，两首县知县既要应付上司，又要监督佐杂、委员落实巡查，次日还必须处理繁忙的公务，所以格外辛苦。杜凤治就与按察使、广州知府商量，如果他们两位出来查夜自己就不去了，只有巡抚查夜时才出去谒见。 [253]
省城盗窃案多发，杜凤治认为只要解决了窃匪窝家的问题就可以减少窃案。同治十二年，他出告示规定“不论何街何巷被窃，将该处所有二烟馆、娼寮、赌场全行封禁”，日记称实行以后“城中夜间较前安静多矣”。 [254] 二烟馆、娼寮、赌场等不大可能都是窃贼的窝家，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盗、匪经常出没之地，而烟馆、娼寮、赌场与社会上各式闲杂人等联系密切，也有自己的保卫人员，怕被封，不得不在防止窃贼问题上与官府合作。
同治十年，杜凤治向按察使建议：“洋枪为害非浅，固不能禁夷人之不卖，尚可禁我们各店之不卖，并不准各家收藏此物。晚间街上行人如见其形迹可疑，即饬委员、兵勇搜其身上，如带洋枪作为盗匪正法严办。” [255] 同治年间是洋枪大规模流入中国民间之始，广东民间流入的洋枪最多。但《大清律例》只有严禁民间拥有大炮、抬枪的条文，对民间拥有鸟枪则留有口子，对洋枪则还没有增补条文。杜凤治作为其时广东的地方官，痛切感到民间洋枪泛滥对治安的威胁，但这个问题不是制定一些禁令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