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州县亏累问题
此前有不少学者讨论过清代州县的亏空问题。 [201] 刘增合指出：“清代州县在交代时出现亏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经过不断追缴、减免、清理，但陈欠未完，新亏又生，形成积亏。” [202] 清代巡抚、布政使通常会要求后任州县官承担前任的亏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不接不能到任”。 [203]
杜凤治日记经常提到的“亏累”（或简称为“累”），含义与“亏空”不尽相同，但两者有联系。“亏累”一词是站在州县官立场而言，意思是州县官因亏空而受累，不能委缺升官，甚至被参揭罢免，还会贻累子孙。入不敷出、积亏已多的州县便被视为“累缺”。
州县官的各种赋税上解、捐摊、公务支出、上司馈赠、往亏流摊，一直到家庭生活开支等是必不可减的，一些突如其来的支出如委员程仪、衙署维修、办差、赙仪、贺仪、“打把式”等，也是难以避免的。州县法定收入的项目不多，额外收入有很大随机性，因此，当州县官就得善于经营，胆子大、心思细、手段多，还得要运气好，否则就会亏累。
同治五年，杜凤治刚到广东还未去广宁赴任，就得知“（广东）七十余州县中十有九累，不得缺则已，一经接印竟有终身挂碍不克清厘者”，幸好广宁“历任无甚亏累，又无摊款及一切差使”，是个优缺。 [204] 四会任上，杜凤治在致友人潘其璿（顺德人，时在浙江任州县官）函中说：“（广东）通省情形大不如昔，又值蒋中丞骤减米价，在民未见富有，且未必知感，而州县艰苦不可言，著名如贵邑（顺德）自此亦不可为。捐摊、杂款之累甲于天下，牧令不绾绶尚为完人，一经南面，非特终身不得洁净，有为子孙之累者矣。” [205] 在此后的日记记载中，上至督抚，下至州县官，都说广东州县多亏累之缺。例如，肇庆府首县高要县是著名累缺，肇庆府幕客吴桢对杜凤治说：“高要每年必要赔八千金。” [206] 同治七年，有风声说肇庆知府不满意高要知县叶大同，有荐举杜凤治接署之意，杜凤治大为吃惊，因“高要署名赔累之缺”，“以上历任无不亏累”，自己广宁任上已有亏累，“再调高要，岂不身家性命均搁在内乎？” [207] 但这只是一场虚惊。三水县地当西江、北江交汇，是高级官员往来必经之地，办差支出特别多，“为最累之地”。同治十二年，蔡忠沼任三水几个月，“已亏征存四千余金，加以捐摊、杂款，此刻下来约亏八九千金之则”。 [208] 蔡署任三水时刻了一枚印章“从今长作岭南人”，意思是自己任这个著名累缺，交代难清，恐怕难以回家乡了。后来蔡忠沼没等到调剂优缺的机会就病故了，杜凤治担心他死后会“抄家追款，子孙拖累，颠沛流离”。 [209]
日记曾记：“番禺早列入累缺，东莞且列入最累缺。” [210] 此后，有一次杜凤治与巡抚张兆栋谈话，张说到广东“安得有不累之缺？”杜凤治则谈到一些著名优缺已大不如前，“番禺、东莞早成累缺”。 [211] 番禺、东莞都属于“广府六大县”，番禺还是首县，竟都被视为“累缺”，未免出人意表。广东巡抚李福泰、潮州知府何广龄都当过番禺知县，任上都亏累，李福泰是升任盐运使之后（一说升任布政使后）才把番禺任的亏空清理，何广龄未清理完就去世了。冒澄、徐宝符、张曰衔、杨先荣、胡鉴任番禺知县无不亏累， [212] 可见番禺为累缺系实情。
日记里记载了很多因亏累而苦不堪言的州县官，其中不乏两榜出身者。如唐泰澜原先是岁贡教官，50多岁时连中举人、进士，到广东后任过黄冈同知，黄冈是苦缺，必然亏累，唐后任安良局委员，收入无多，死后萧条。 [213] 杜凤治认为他原先当学官虽然清苦尚可温饱，当地方官则要亏累。彭君谷是翰林散馆“老虎班”知县，来粤后八年一直有缺，还两任新会优缺，但“累日重一日”。 [214] 张曰衔也是翰林散馆的州县官，任过南澳同知、嘉应知州，得病去世，“官亏且莫论，闲住日久，私债丛积”。 [215]
州县官本来就难做，上司多，经常受气，而且很辛苦，“十缺九累”，既然如此，为何候缺、候补官员还要想尽办法补缺？别说番禺、东莞这样的大缺，即使高要、三水这样的著名累缺，也不会没人愿任。这其实也不难解释。其时的官员，除了当官，几乎没有别的“就业”途径（能当幕客的也不多），长期无缺的官员会度日艰难，只有补了缺，才可以过“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216] 的日子，亲属也可过富裕生活。有缺愁累，无缺想补，州县官无不如此。缺有优劣肥瘠，争赴优缺肥缺、怕赴累缺瘠缺是人之常情，但得缺的机会转瞬可变，并非人人有后台、有本事挑肥拣瘦，因此，任何累缺、瘠缺都不至于无人赴任。州县官任累缺、瘠缺一段时间后，通常会被调剂到较优之缺作为补偿，这是累缺、瘠缺州县官的指望。此外，所谓亏空、亏累，是指是否完解正、部、杂各款而言，但州县官收入来源不仅是赋税。很多时候，亏空的是府库，州县官本人未必真亏。只要有心计、会经营、运气好，累缺、瘠缺未必没有盈余。如“开建虽名苦缺，然按部就班作去，每年尚可仗二千之则”。 [217] 如前文所说的张庆鑅，在所谓“累缺”东莞只署理一任，就获得五万两。知府张崇恪早年任州县官时善于理财，“甚如韶州府最苦之缺，卸事后余剩二千四百金”。 [218]
即使著名优缺，也是有的人做满载而归，有的人做就亏累不堪。南海县是全国著名、广东第一大优缺，钱粮额是一般州县的很多倍，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也特别多，但支出非其他州县可比，是个大进大出的缺。杜凤治的两位前任赓飏、陈善圻善于催征，日记虽没有写他们的宦囊如何丰厚，但也没说两人亏累，以常理言，收入应该不少。但杜凤治的后任张琮，人有点书生气，太顾情面，在钱银上心不算太狠，杜凤治早预见他会吃亏。 [219] 张琮任上又碰上瑞麟丧事、英翰到任、俊达丧事等大事，支出颇巨。巡抚张兆栋原先就对张琮有看法，因张琮西樵禁赌办理不善，将张撤任。本来，在州县官已垫付大宗开支后，上司一般会给予时间弥补收入再撤任，但张琮突然被撤，他自己说这样一来要亏八万两。杜凤治认为没有那么多，大概是三四万到六万两。日记说张琮不仅欠下钱庄、银号大宗借款，私人债务也不少，其账房一空如洗，连挑夫钱也拿不出。杜凤治感叹：“真自来南海卸事所未有者也。” [220]
但也要看到为亏累叫苦连天是州县官的例行表演，无论累缺、瘠缺、中缺、优缺都如此。叫苦求卸，往往是想在没有收入却有开支的时段卸任，或想调剂到更优之缺，或求减少、推迟上解数额，或诉穷以避免“打把式”等额外支出。真亏空者固然有，随时面临亏空的也不少，但州县官实际的亏空，往往不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严重。有一次，广州知府冯端本（其时署理盐运使）同杜凤治议论番禺胡鉴为何说“亏累至极”，但又要继续当下去（胡鉴未引见署理首县，本不合例）。杜凤治回答：
南海一进一出尚无出入，不过自己用去，而归咎于缺中用去，人人皆有此技俩，所谓官亏私不亏。其实缺何负人？番禺即以去年论，南海丁米收至十四万三千两，番禺收至十三万四千两，解款较南海短少万余，岂不与南海同乎！税契一项，南收产价七十余万两，番亦收六十余万两，以四六分派，南实吃亏。南胜于番者，只封赌馆一项每年有一万元进项耳。以此比较，南尚进出可以相准，番何独不然乎？若夫妻兄弟，穷奢极欲，衣服器皿、饮食起居靡不讲究，挥霍散漫，到时算总帐，不言自己靡费，而归咎于应酬上司、帮贴同寅用去，则看各人良心，难言之矣。 [221]
杜凤治对南海、番禺收支的比较有片面之处，但“官亏私不亏”五字道出了很多州县官“亏累”的真相。他所说胡鉴生活奢侈，也部分解释了胡鉴想继续当首县知县以及亏累的原因。
同治三年，巡抚蒋益澧奏定了一个“奏销处分”，规定“未完不及一分者均照例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未完八分以下者有不同处分，“未完五分以上照例革职”。也就是说，所有州县完粮九成即可，但多数州县官不甚理会这个规定，杜凤治认为，“处分倘如此认真办理，广东州县要无此等处分者百无一人”。 [222] 法不责众，很多州县官即使有钱也不清解。如四会是瘠缺，乌廷梧任四会七年，“共短解正款银七千两零”，但私人有巨额资金存于银号生息，“人言共有五六万”。 [223] 普宁知县宋锡庚卸任后仍欠征存六千两，征存是已征收并割串的钱粮，必须上解。面临参劾，宋锡庚恳求首县知县杜凤治向上司求情，先解三千两免参劾，但布政使让杜凤治转告宋至少得解五千两。因为宋还有其他可参的情节，宋希望上司承诺此时不参，年终也不列入大计。宋锡庚担心解了五千两年终仍被参，上司就认为宋患得患失、有钱不解。 [224] 巡抚有一次问杜凤治，前开建知县俞增光交代未清，“闻甚有钱，何故观望？” [225] 光绪二年，交代局总办沈传经（拜庚）禀告总督：杜凤治、彭君谷、胡鉴等官“或赍项归家置田产，或将银留此存铺贪重利，而交代公事则置若无事然”。 [226] 杜凤治说沈是恶意中伤，但从杜的日记看，沈所言确为事实。杜凤治交代未清，但寄了很多银两回乡购置产业，为子侄、亲属捐官，还在家乡投资了钱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