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杜凤治的宦囊
魏光奇指出，清代州县财政实际上实行州县官个人“大包干”制度，收支是公私不分的，各种钱粮解送、公务支出、上司馈赠后的剩余，才是州县官的净收入。 [227] 杜凤治的日记为“州县官的宦囊”提供了一个资料虽不系统完整但极为丰富生动的案例。
前面几目也写了杜凤治的收支，本目集中讨论杜凤治不同任上的宦囊收入。
杜凤治本是一介寒儒，赴粤前可说一钱不名，还背上了巨额债务。他抵达广东后，在省城等候赴任的一个月内就花费了1300两银，杜凤治慨叹：“生平何尝如此用钱！作官真可危也！” [228] 他赴任前后所借之债共8000余两，所借京债是到粤差不多两年后在四会任上才全部还清的。 [229]
广宁本是优缺，但杜凤治一上任就碰上对黄亚水二、谢单支手两团伙的剿捕，花费了不少饷银；尤其因广宁绅士上控浮收、闹考，杜凤治无法在钱粮旺收季节多下乡，还增加了上省城谒见上司、应酬委员等支出；与绅士关系恶劣，获得其他杂项收入的机会又必然减少，结果，他首任广宁“统共亏万零九十余金，除认解款另列二千百余金，实亏捐摊、部杂款七千二百余金”。 [230]
署任四会几个月后，日记记：“会邑窘瘠异常，为肇郡首屈一指，著名苦缺，真乃作一日赔一日，一年统计进项不及三千，而公私用项实计七竿。” [231] 四会卸任前，杜凤治计算收支，认为此任“赔垫无疑矣”。 [232] 不过，杜凤治运气稍好，刚好碰上书吏期满另充，可以抵消“地丁新旧正款两千多两”，余下的“部款如税羡有限，尚可弥缝，耗米赢余等款约计千数百金无着落”。也就是说，四会亏空为数不多，账面上只有一千几百两。但广宁的亏欠自然不可能用四会任上的收入来清理。 [233]
四会卸任后，日记记：“予作令三年，只增身累，未名一钱，仅得三年妻子儿女食用快活而已，家中待臣举火者虽无晏子之多，然亦有数家，只苦予一人而已。” [234] 他说此时尚无积蓄却有亏累当可信。
同治八年、九年杜凤治被委赴潮阳催征，委员薪水、夫价每月共“银七十五两二钱”。 [235] 即使催征时尚有其他收入，扣除本人所用，仍不够家庭在省城的开支，估计基本靠借新债应付。
杜凤治再任广宁前，筹措赴任费也不容易，省城的广裕银号原先应允借一千两，但后来反悔，杜通过新收的门上何贵同另一家银号商量，才张罗到一千两，答应到任后两个月即归还。 [236] 其时杜凤治已两手空空，但有把握到任后两个月就还清这笔千两的债务，可见他对补缺后可以得到较大宗收入是有信心的。果然，到任不足两个月，就得以应付各种开支，并归还大部分借债，还寄给家乡亲属310元。 [237] 其时尚未大举开征，杜凤治显然是靠到任礼等额外收入应付的。两个多月后，征收进入旺期，杜凤治除解送大宗钱粮上省外，把余下的私债清理完毕，又致送一批应酬银两，还给岳母陶老太太带了120元。 [238]
杜凤治再任广宁期间，大概从这个优缺中获得了“正常”收入，调署南海之前，日记记：“任广宁，移四会，正款毫无亏短，只广宁尚欠税羡千余金，而有养廉可抵；此外捐摊、杂款约及万金，清饷兑交三千金可了。” [239] 也就是说五年宦粤共亏3000金。但他此时手头未必空空如也，甚至会稍有节余。
接署（不久实补）广东甚至全国著名大缺、优缺南海县后，杜凤治手头银钱进出如流水，日记不断说自己亏累。接任后数月，日记记：“予作南海五十日已用去万八千金，零用需十二万金，正款需解十万，此缺尽收粮极旺可得十六万金，尚短三四万金，捐摊款尚不计在内，奈之何哉！” [240]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杜凤治称自己不善征求，“实亏万八千金”，“倘征收短四五万，均是向西号贷款，如何了结？子子孙孙不得了矣！” [241] 日记中类似的话引不胜引。杜凤治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没有必要对自己说假话，可见他怕亏的焦虑。但他所说的亏未必是实情，因为收支都是动态的，未离任、会算前杜凤治也难以预知该任最终的盈亏。
日记一些记载则反映了南海任上收入的另一面。同治十三年四月，杜凤治将卸任南海赴罗定，日记记，交代仍亏短2万两（尚未会算），但在任南海知县的第二年就寄5000两回家乡买祭田百亩，清还了家族的各种债务，在绍兴投资钱铺等，两次寄回家乡17000两，“统计应酬、帮项、借贷，朋友累我者，此三年中二万元有多无少也，本家亦万元有余矣”，广宁、四会交代未清之款也在南海初任时清理完。 [242] 应酬、帮项等2万元，与本家1万元，以及寄回家乡之17000两，可能其中互有包含，不可就此相加，但这些作为宦囊收入，无论如何都相当可观。他又说过：“所得者昏天黑地用了三年，妻子媳女享了三年福，每人均有衣饰私储，亲戚宗族俱有沾光，凡此算叨南海光耳。” [243]
首次署理罗定应该所得无多，因罗定钱粮有限，属于瘠缺，最多只是平缺，但日记也没说首次署理罗定有亏累。
再任南海之日记记录收支不如首任时详细，其中仍不乏对亏累的担忧，再任南海日记也没写到卸任，但在光绪三年，杜凤治仅为孙子在家乡结婚、购置房屋就两次汇寄8000元回乡。 [244] 此后再任罗定，“河头船十五六号，护送扒船两号，此外尚有家人自带家眷船四五号，共船在二十号以外，晚间停泊竟成一村。初任罗定亦如此，南海余波岂不阔乎”。 [245] 上面两个细节，可反映出他再任南海也是有盈无亏的。
再任南海卸任后，杜凤治的仕途逐渐不顺利，署理佛冈同知小有赔累，再任罗定期间，办学政按临考差费去二千两，方濬师又“借”去2000两，可能收入也不多，日记说“罗牧大赔”。杜凤治任佛冈、再任罗定没带家属，家属在省城的公馆日用浩繁，加上其他支出，用去2万余两，儿子杜子榕在家乡又亏折了五六千元。 [246]
光绪三年再任罗定卸后，杜凤治希望能署理广粮通判、香山知县等缺弥补此前亏累，但希望落空，日记说“赔垫费用已耗去二三万金”。 [247] 日记不同地方所记亏去之金额不一定是实数，同样应有互相包含之处，不可相加。杜凤治对是否回任南海既有希冀也有忧虑，“两年来将太太积蓄用去二方”，曾想再回任南海弥补，又想到当官如同赌博，赌输了想再赌捞回，但未必不会输得更多，前思后想，杜凤治终于决定为保住既有宦囊不再冒险，引疾求退。 [248]
光绪八年春，其时杜凤治已68岁，回乡已一年几个月，他写了一份“分房另爨条款”，把财产分配给子孙。从条款可知，杜凤治宦粤后先后置买、赎回稻田240余亩；钱庄存本30000元；典居大屋一间，典费加修理费共6300千文；当铺本钱约9000元；油车（榨油作坊）本钱2100元；店屋基地四五亩；三间街屋，每年共可收租钱79千文多，应都是小房屋；此外还有从广东寄回、带回之银锡瓷木器皿、衣物、皮绵夹单纱、玉器等件。另外夫人陶氏尚有数千两、儿媳陈氏有千两私房。 [249]
“分房另爨条款”基本包括了杜凤治十几年宦囊的结余（还有大批藏书未列入，清代书价相当贵，这些藏书也是一宗财产，但如出售则价值大打折扣），即使他手头尚有若干机动使用的银两，估计也不会多，因为杜凤治始终维持自己在家庭、宗族中的权威，没有必要留私房钱，如未列入“分房另爨条款”的钱财太多，反会导致日后子孙的争端，有违他制定这个条款的本意。
我们就以“分房另爨条款”为基础估算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的“纯收入”。把240余亩稻田姑且折价为6000两；按“九千元数核钱有一万串零”的比价， [250] 条款中的钱文可折约4000两；钱铺的30000元折合21600两，当铺、油车本钱合共可折约8000两；再加上夫人、儿媳的私房数千两，还有衣物、玉器、首饰、书籍等。以上各项相加，可以认为，杜凤治宦粤十几年，除了自己和家庭过着宽裕生活、还清债务、为子侄捐了好几个官、接济帮助了很多亲戚朋友之外，从广东带回家乡的财产至少值白银45000两。前文提到，杜凤治宦粤最后两三年用了两三万两，儿子杜子榕在家乡亏折了数千元，如果杜凤治及早辞官归里，杜子榕投资不失误，杜凤治带回家乡的财产总额可达70000两以上。
45000两是个怎样的概念，为让今人有更直观的了解，不妨以2020年7月初的银价、金价和粮价来折算一下。2020年7月初，广州银价约3.6元1克，金价（金条）约400元1克，中下白米约3元一斤。按1司码两37.3克算，45000两为1678500克。如按银价，45000两约值人民币604万元。同治年间广州金银价为十九换， [251] 45000两银可换黄金约88342克，按金价约值人民币3534万元。如按米价，同治年间广州府正常年景中下米每石价格约为一二两（省城会贵些），广东米粮很多从外地外洋输入，故本省、外省甚至外国的丰歉都会影响米价，姑且以每石中下米1.5两计算，其时1石约等于今日120斤，45000两银如按现在米价约值人民币1080万元。如果按美元折算，2020年7月初每盎司（31.1克）黄金1805美元上下，以黄金再折合美元计算，杜凤治的45000两银就相当于约513万美元。 [252]
杜凤治很为自己没有亏累、还可携资回乡深感庆幸：“唯宦粤十五年，屡膺繁剧，浮湛巨浸，任听升沉。粤中同僚凡任大邑者类皆空缺负累，予则刻意俭勤，不敢沾染宦途恶习，俸廉所入，稍积羡余。虽云囊资微薄，而无累归家，上宪同僚叹为绝无仅有。” [253] 他还说过：“目下儿孙子侄均得温饱，门庭显赫，锦天绣地，俱由广东得来，虽云天恩祖德亦不可忘，粤人之厚我为不浅也。” [254]
杜凤治所说“凡任大邑者类皆空缺负累”，“无累归家，上宪同僚叹为绝无仅有”并非虚言。笔者的高祖邱才颖（1791～1864）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福建举人，大挑知县，分发来粤后历任大埔、饶平、西宁、高明、新会、东莞、香山知县及佛山同知。 [255] 东莞的方志说他“以贪酷闻”，香山的方志则说他是深受绅民爱戴的好官。 [256] 有人撰文对两种县志截然相反的评价做过讨论，指出两种评价都各有其理由。 [257] 笔者长辈说先高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因此他不能归葬福建故乡，子孙都留在广东，既不能回福建应试，又无力在广东捐考棚入籍考试。多年后，先祖父成年后家境好转，才得以将先高祖遗骨归葬福建，并回原籍考中秀才。杜凤治的日记也为先高祖的子孙“清苦不堪”提供了零星的佐证。 [258]
其时北京、广东、绍兴都有人认为杜凤治当了五年多南海知县，宦囊至少有二三十万两银。 [259] 光绪九年，给事中邓承修参奏广东官员中“赃私最著者”，“请旨责令罚捐巨款”，列举了瑞麟以下多名官员，其中有杜凤治之名（其时杜凤治可能已去世），清廷乃谕令彭玉麟确查复奏。彭调查的结果是邓所参各官“或业经病故，或早经离任，既无丁书可讯，亦无专案可推，均难指其赃私确据”。 [260] 连刚直的彭玉麟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