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州县官与士绅的一般关系

州县官代表清朝治理一方，绅为官民中介，州县官本身具有政治、法律权威，又通过考试、教化、祭祀建立和强化在绅士中的文化权威，还以各种手段驾驭、笼络，对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予以鼓励、授权，听取他们对地方事务的意见。另一方面，州县官对下层士绅可以拘押，可以向上司详请斥革其功名。

局绅的人选要经州县官批准任命，杜凤治有时还直接指定公局的首事绅士。州县官向公局颁发“局戳”（木制印章）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公局比较正式的文书（如对州县官的禀）要加盖局戳。州县官与公局之间的文书往来也参照衙门行文的规范，命令局绅办事用“谕”，局绅的回复、报告用“禀”。如杜凤治再任广宁，到任不久即在各乡村贴告示，又“谕绅士团防、保甲、交匪，谕帖亦每乡一份”。 [79] 告示是对全体居民的晓谕，谕帖则相当于专门对局绅的命令。

杜凤治下乡催征、缉匪，所到之处都会接见当地局绅和绅士，官绅相见的礼仪也参照官场的做法。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杜凤治到罗定的罗镜墟催征，“众绅上手本，分两班见”，“均不令坐”，杜凤治命将未能按上次承诺催完本族钱粮的张姓绅士六人收押，又申饬其他催粮不力的绅士，待众绅表示畏惧后方“让之两边分坐”。 [80] 局绅有事求见州县官，也如同下级官员见上司那样要送门包。同治六年七月，广宁局绅严凤山到县衙缴交剿匪费用400元，门包也要40元。 [81]

在多数地方，州县官下车伊始就要拜会当地绅士首领，首任广宁时，接印后连续三日与广宁绅士拔贡何瑞图、举人陈应星、举人冯毓熊、同知衔杨承训、道衔陈应芳等互相拜候。 [82] 再任广宁时，尽管此前同广宁绅士有过节，但接印后次日仍拜候绅士（多数绅士表示客气挡驾），还特地出城拜候新进士杨桂芳。 [83] 在广宁、四会、罗定任职时，杜凤治接印前手头已有当地同僚、主要绅士的“官绅单”。如署理罗定时，“官绅单”除列出文武官员外，还有“安良局绅士梁以文、黄亨衢、王寓辰、苏应春、陈殿镛、黄燎炘、黄暾林、谭肇章，德义祠理直绅士赖洲、陈荣时、彭肇庄”。 [84] 所以，杜凤治未到任即已对主要士绅有所了解。

在多数情况下，官员以正途出身的“正绅”为依靠对象，尤其依靠公局局绅。州县官会以召见、接见、公私函件往来等方式与士绅商讨公务及其他事务。如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罗定州局绅黄贯槎、陈晓阊便衣请见，同杜凤治商量了五件事：一、陈永义控梁子佐案，梁实理屈，兹判令充公，饬局绅饬梁子佐缴银；二、令黄亨衢等转谕县试雇请枪手之黄某：如捐助桥工，不仅不追究，且可与学政关说令其子入学；三、商议落实《帮助育女章程》；四、查复总督札谕本州办理义学情形；五、托以附城粮务。 [85] 这次讨论的问题涉及粮务、司法、考试、教育、桥工、救济等多项事务，官绅之间的讨论相当坦率务实。

做地方官者，本人无不注重“民望”，上司对州县官的评价也是如此。一般庶民百姓文化不高，同州县官很隔膜，也难有表达对官员态度的途径；而地方士绅不仅有较多机会接触州县官，且有表达态度以及扩大影响的办法，因此，一个州县官的所谓民望，基本上就是本地士绅对他的评价。清代曾任知县的何耿绳说：“凡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 [86] 杜凤治很介意绅士、县民对自己的评价。日记中不厌其详记载了不少绅、民的奉承话以及绅民所送万民伞等礼物。如同治七年十二月四会绅士致送德政匾额、高脚牌、万民伞等物的细节，详细记下参与此事的绅士姓名、印象。 [87] 又如同治九年六月，他在潮阳县当催征委员，因为不甚暴虐，当地绅士写了几首诗为杜凤治歌功颂德，尽管杜自己也认为“诗均恶俗不佳之至”，但也在日记里全文抄录。 [88]

州县官也会注重去职后或身后之名。一般州县官虽难有机会进入皇朝的正史，但有可能在地方文献留下记录。而一个州县官在方志中的形象，基本上是由他与当地士绅，特别是与当地士绅领袖人物关系决定的。多数州县修志虽以州县官做挂名主持，但实际撰写的都是本地士绅，方志就反映了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评价。

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州县官，杜凤治在处理与士绅关系方面可谓费尽心血（尤其是首任广宁之后），如广宁举人何瑞图，杜凤治私下对他评价不高，但何毕竟是在当地士绅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中举人后到各地祭祖牟利，不幸落水溺亡。其时杜凤治已调署四会，但当何瑞图棺柩路过四会时，杜“为之封船、拨役、发口粮送之东乡，人皆哄然传颂”。 [89] 此举在广宁、四会士绅中赢得不少好感，对杜凤治后来再任广宁有一定助益。

州县官有时还得冒着一定风险支持地方士绅。同治十年八月，南海石湾士绅通过安良局报来一宗抢劫案，称拿获十余名“劫匪”，乃缉拿私盐扒船之巡丁。 [90] 经调查，巡丁均系夜间在村内捉获，勇丁夜间入村本违法违规，就算确实是入村查缉私盐，事先也应该知会地方官。杜凤治知道，这是一起棘手案件。如果案件定为巡丁抢劫，案犯有可能被就地正法，缉私官员至少也要撤任。如果不是抢劫，石湾士绅则要反坐。但在南海县审讯过程中，石湾士绅态度非常强硬，而巡丁一方的供词和证人的说法都漏洞百出。盐运使钟谦钧偏袒缉私官员，要求杜凤治向士绅施压，让他们承认误拿勇丁，承诺不追究其误拿之罪，就此了事。杜凤治知道士绅们不会答应，就示意他们上控，士绅说如果上控，就不得不把知县也控告在内。杜凤治表示：“不妨尽言予审断不公，有心护庇绅士，官官互相照应，愈说得利害，愈为予卸火，绅等亦不必到案矣。” [91] 石湾士绅就按照杜凤治的提示办理，杜凤治推卸了责任，案件转由广州府谳局审理。此案的巡丁明显违法，人被捉获，缉私官员、巡丁在审理中的表现又太愚蠢，村里即使曾有私盐，证据早已消弭，石湾士绅处于主动地位。杜凤治在得罪盐运使钟谦钧和得罪士绅之间面临着选择，他没有按照盐运使意思去做，肯定做过权衡：盐运使毕竟不是督、抚、藩、臬等“正经上司”，对自己仕途难起关键作用，得罪了大不了受些气。但如果按盐运使意思向士绅施压，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士绅不会接受，而南海的士绅盘根错节，背后的势力多大、何人会介入难以预测，一旦事情闹到不可收拾，自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最聪明的办法是对士绅表示同情，再设法把这个案子推走，杜凤治做到了。在南海任上，杜凤治官做得比较稳，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善于处理官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