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士绅与赋税征收
在史学研究者以外的人群心目中，可能会以为清朝官吏主要逼迫农民（庶民）纳粮，但实际上清朝是向田土的业主征粮，而不管业主的身份。虽然很难找到有关清代庶民、士绅分别占有土地比例的史料，但就常理而言，士绅一般会比庶民拥有更多土地，尤其是在广东（捐纳门槛低，有钱的庶民不难捐个虚衔）。清朝对士绅并无钱粮豁免的优待，因此，州县官征粮的对象也包括士绅。在杜凤治笔下，州县官催征对象甚至主要为士绅，而且士绅还经常被责成汇征一族、一村的钱粮。
按清朝法律，揽纳他人税粮属于违法行为，但又规定“其小户畸（残田）零（零丁不足以成一户）米麦，因便凑数（于本里）纳粮人户附纳者，勿论”。 [132] 清末，广东官府仍认为不可委托士绅征收，因士绅“平时武断乡曲，其行为与书差即无分别，若付以征收之权，势必恣意鱼肉，而挪移侵匿之弊且无所不至”。 [133] 然而，士绅早就参与了征收，从前文提到过的林谦留下的札记、书信，可知香山里长（士绅充任）早有轮流承担“督催”本图本甲钱粮之责，而粮胥、书总、图差在征收过程中还对里长敲诈勒索。 [134] 片山刚研究清代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论文，分析了宗族组织在钱粮征收中的作用，并指出：“换言之，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是以这种同族组织对族人的控制为基础施行的。” [135] 片山刚并未特别关注士绅，但晚清广东士绅众多，尤其是南海这样的州县，能控制宗族的基本上是族绅而不是庶民族老。
士绅与庶民花户一样，对钱粮征收既有延抗的动机，也不乏延抗的事例。晚清一些地方的抗粮事件，甚至由士绅带头。在杜凤治笔下，各地士绅乐输的罕见，延抗的则不少。如“广宁读书有功名人，往往藉以抗粮”，廪生樊树仪十余年从未交过粮。 [136] 杜凤治为征粮采取的缉拿、羁押、威胁甚至烧屋等手段，也往往以欠钱粮的士绅作为对象。江屯绅士江献图欠粮300余两，年底尚未完纳。杜凤治大怒，派“家人”李福带30名壮勇前往，杜交代说，如不将粮全迄，就把江献图带回，“如无钱并无人，过年不必归县，即在江献图家度岁可也”。 [137]
杜凤治拿押欠户有所选择，如果拿押贫穷欠户，押不胜押，且威慑效果不大；如果拿押有地位、有影响的士绅则有可能惹来麻烦，所以，强制手段的对象主要是下层士绅。广宁生员樊树仪、樊树仁欠粮躲避，杜凤治悬赏捉拿：“无论绅民、差勇，有能拿得一名交案者，立时赏洋银二十大元，将二名全行拿交者，赏洋银四十大元，人到即付不误。” [138] 悬赏数额不低的花红，是为了威胁其他欠户，尤其是欠粮的士绅。再任广宁时，杜凤治的侄儿杜子楢（师侄）与绅士冯寿山商量后对杜凤治说：“附城各村各姓钱粮最为紧要，亦最疲玩，年内不严催，出年无有矣。必须将不上不下之欠户严办一二，方共知畏，可望起色。” [139] 于是杜凤治“令师侄带家人、书差亲往督催，拿到欠户叶思华、叶亦香二名，一经拿到，粮即清讫，可见家中有钱，有心抗匿，情殊可恶，虽经完纳，仍然提讯交押，治以有钱不完粮之罪”。 [140] 在南海时，杜凤治也谕令粮差：“完户疲玩，准锁拿押追。” [141] 押追的对象包括士绅。上文提及催征时的革功名、封祠堂、锁木主的做法主要也是对付绅士的。
杜凤治在自己任官的所有州县，都会谕令、逼迫士绅协助征粮。他首次任广宁到任不足一月，传见绅士陈天宠、严凤山等人，“谕以曲水铺新旧银米着落该绅等往催，必须新旧全讫。予捐廉办公非为己私，钱粮上司催解甚急，予以寒士作令，不能为汝等赔垫”。 [142] 杜凤治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州县官身份下乡催征，就把钱粮的着落压在刚认识的士绅身上，还说了一番坦率的话，这说明谕令士绅催征是广东州县官的惯常做法。在石狗，杜凤治又谕令局绅严凤山“代为催粮，并令酌保一二公正绅耆各处帮催”。 [143] 到附城一带催征时，杜凤治在各村先后召见杨、陈、林、周、冯等姓士绅，对秀才杨宝珊、杨作骧说“予今将大雾寨一村银米均交二公身上”，限10天完纳；廪生周宜绳等4人担保“合族完纳不迟”。 [144]
杜凤治着重要求族绅、局绅、大绅协助催征。南海九江著名大绅明之纲深受杜凤治敬重，杜“时与通信，托伊帮催钱粮”。 [145] 杜凤治也曾亲自写信给佛山大绅梁植荣、李应材，托其协助催征。梁、李复信说明两家全讫外，会向各亲友致意促其完粮。 [146] 南海“银米大半出于大家，往往宗祠中公业为多”， [147] 收粮更要依靠士绅，特别是掌管尝产的族绅。
士绅协助催征是不可推卸的，不管本人是否欠粮，往往被责成催完合族、全村之粮，否则就会被惩罚。如广宁永泰卢姓欠粮者多，杜凤治就将卢姓一族之粮责成卢姓族绅兼永泰公局局绅、监生卢庆韶三日内全清，另一位局绅岑鹏飞为卢庆韶做担保。卢庆韶不可能清楚本族各花户欠粮情况，只能依据书、差所说去催，也并没有强制全族清缴的本事，他禀报“本家人多，粮亦零星，人心非一，不肯听从”应是实情。杜凤治就决定亲自带人再到永泰催征，烧欠抗者之屋，要求卢庆韶在场指引。但杜再到永泰时卢庆韶、岑鹏飞均躲避，只有局绅岑鹏翀（监生）、岑钟奇（州同衔）来迎接。杜凤治大为生气，就命将岑鹏翀、岑钟奇羁押，要等卢庆韶与岑鹏飞出来、“粮有起色”时才将二岑释放。 [148] 卢庆韶被责成催全族之粮，并被要求引领烧抗粮族人之屋；岑鹏飞因担保卢庆韶被追责，岑鹏翀、岑钟奇不欠粮，又非卢姓，只是因为也是局绅，且为岑鹏飞族人，也被无辜羁押。从此事可见催粮时对士绅责成之泛、株连之广。
在罗定时，杜凤治为催征陈姓粮召见陈姓绅士陈彝德、陈彝教，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大意是“陈姓人多，官安能人人与言”，只能向有功名之人要粮，我是给你们面子，换了别的厉害州官，把你们收押，到时你们仍不得不清讫。 [149] 一个多月后杜凤治再见到陈彝教，陈解释说欠粮多的陈永春户“系五服外之本家”。杜凤治对他说：“我亦不管，既非你兄弟，你将此户的丁交出，我自押追他。” [150] 在榃白村，因陈悦来户旧欠甚多，就要人转谕例贡生陈鼎晋等完缴，陈回复说不是自己欠，是族中贫户所欠，杜凤治就说：“予安知伊贫户姓名？”陈鼎晋等人既不肯管，就发朱单拘传。无法逐一同花户打交道，所以就要责成族内有功名之人清缴，士绅收不到或不愿意承担就予以惩罚，这是州县官的逻辑，且不容分说。
在催征中，士绅为何在多数情况下仍与州县官合作？杜凤治在潮阳催征时曾召集南阳郭姓绅耆训饬，说道：“读书人岂不知古什一之制乎？则是夏商周以来亦有完粮之事，历朝以来谁敢不遵？尔等人非化外，所耕皆国家之土，所居皆国家之屋，而竟以抗官为故常，抗官即抗皇上也，是情同叛逆也。” [151] 这些大道理士绅不能不认同。而不合作的士绅真的会受到惩处，仅在首任罗定时，杜凤治就以抗粮的罪名详革三名文生员、两名武生员。 [152] 而且，还有上文所写的种种逼迫手段。相对于缉捕、司法，征收是官、绅更容易产生矛盾的领域。
士绅协助州县官征粮，是否也有回报？应该说还是有的。例如，杜凤治对催征、缉捕事务上合作的士绅都会更给面子，在讼事上更相信他们的意见，他们出面保释疑犯时会爽快应允，在县试出图排名时适当照顾他们的子侄，等等。因为包括征粮在内的几项重要公务需要获得士绅的合作，州县官对士绅在乡村地区的权势就必须予以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某些强势士绅武断乡曲。在催征这一具体事项中，士绅承担了责任，也有可能因此获得快意恩仇、优亲厚友的特权，甚至趁机索贿；有些有办法的士绅还会利用汇纳钱粮的机会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