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讲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法国文学

一九九零年十月（缺）日

我理解这种心情。我在狱中时，看见五十六个男人睡熟了，心想，好，大家统统释放了，出狱了——早晨醒来，大家又在牢里了。

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看到他的《随想录》后，大失所望，全是新教徒的思想。他应是神学家，这类智者，都被宗教催眠。神学更是宗教的催眠——所谓催眠，就是我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志——这催眠的力量，在西方非常大，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可是大思想家在催眠中，有时会醒来片刻，说出千古不朽的话。

（帕斯卡）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原来准备两讲，现在合并，要讲两个国家一百年间的文学，讲二十四个文学家。比起来，英法两国，应是十七世纪法国更昌盛一些，英国实在也不差。按理十七世纪整个欧洲文学是停顿的，但照样天才降生。

天才降生在哪里，哪里就出艺术。

那时的德、意、西班牙，一片沉寂，没有天才。但英法有天才。

读欧洲历史，别忘了两种思潮：希伯来思潮、希腊思潮。

希伯来思潮以基督教为代表，注重未来，希望在天堂，忽略现世，讲禁欲。组织上，教会统治一切；希腊思潮以雅典文化为代表，讲现世，享乐，直觉，组织上讲自由民主。现在东欧大变，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希腊思潮。

始终是两种思潮消长、斗争，或隐或现。我看人类世界也就是这两种思潮的斗争。

英国，希伯来思潮主流。文艺复兴后，希腊思潮没有完全得胜，两者并存。

英国多清教徒，是新教的一派，反旧教、国教而起。旧教重形式，崇拜。新教以清纯简单为立教之本，基督教堂非常朴素。新教是民间的，老受压迫，有人移民到荷兰，也有人移民到美国。美国即新教徒建立起来的。

西方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异教的，是广义的新教精神的体现。取旧材，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我以为是假借名义，比直接发挥更大胆。

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大卫》，是古代以色列王，他弄成男性裸体美，当时何等大胆，不得了的大事。莎士比亚也异教得厉害，在清教徒看来，大逆不道。

当时诗人被看成魔王，达·芬奇被同代人看成巫士，路人见他，会将孩子拉回家。连他的学生也怀疑他，以致有吊死、摔死、发疯的学生。千万别做伟大天才的学生。

听我讲课，保证诸位不发疯，不自杀，不跌断腿。出卖呢，我不值三十个Dollar。

而且我不来单方面宣扬希腊思潮或希伯来思潮。两种思潮不是谁赞成谁，是并存的，不可能消失。我倾向于希腊思潮得胜，不希望希伯来思潮再统治这个世界。

先讲所谓信仰。听起来，信仰是宗教事，其实信仰是广义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同源的。一神论，在政治上表现为领袖崇拜，尊为神，斯大林、金日成，总要信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一切权力。神、皇帝、领袖，是行使权力的基点，都很脆弱，经不起一点思考的余地，必须愚民，愚民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现在还要“坚持”，坚持的意思，就是总要倒的。

凡一种信仰，强制性愚民，一定阶段后，民会自愚。这现象不仅是当代，人类本身如此：自愚，而后愚人。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把自己的画送到宗教裁判庭上去烧。中国“文革”，这种恶例更多。英国有诗人将自己的诗作当众烧掉——幸亏被朋友抢了下来——早就有这种事了。

十七世纪的赫里克（Robert　Herrik，1591—1674），自然美，生命美，写在诗里——他在信仰上是教会诗人，文学上是自然美的诗人，双重人格，两种思潮并存（据说阿尔卑斯山春季奇美，教士走过，就不看）。比他更可爱的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 1618—1657），美男子，骑士，招清教徒恨，判他死刑。死前在狱中写诗，死时才四十岁。下面是他在狱中写的几句诗：

石墙不能就是监狱，

铁窗也不能成为笼子；

沉静的心灵，

视这些为一所隐居之屋。

我理解这种心情。我在狱中时，看见五十六个男人睡熟了，心想，好，大家统统释放了，出狱了——早晨醒来，大家又在牢里了。

两种思潮在同一时、同一人身上并存，有为之而死，有为之而留存文学。我更喜欢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散文一流。有一书名《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他文中常接引“古人说”如何如何，其实是他自己写的。这办法很有趣，我也要用，捉弄那些以博学著名的人。

英国人日常口语中常带伯顿的熟语：

矮人在高人之肩上更高。

鞋匠赤脚走路。

便士聪明，英镑糊涂。

鸭子从前都是天鹅。

上帝有殿堂，恶魔也有住宅。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文字俊美，雕琢得玲珑剔透，难读难懂。

但上述都只能归入二流。十七世纪只出一位大天才：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西方视他和莎士比亚齐名，最有名是《失乐园》（Paradise Lost ），写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之后的情形。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每一行弥尔顿的诗，都能看出他的性格。我心里长久记着他的这句话：“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这是我终生追求的，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格言。你把梵高、塞尚的画割开看，照样笔笔梵高，笔笔塞尚。大艺术家莫不如此。

潘天寿“文革”时写检查，贴出，第二天就被人分块盗走——字写得好呀。

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

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失乐园》，是亚当、夏娃“犯错误”，“扫地出门，下放劳动”。老题材。题材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技巧、形式、情操？都不是，最重要的是艺术。

这不是回答——但“艺术上什么是重要的”，不能是一个问题。我总是拿不是回答的回答，对应不是问题的问题。

弥尔顿写《失乐园》，不写上帝，写魔鬼撒旦，一点点情节，写了头四卷。后来亚当见夏娃吃了毒药后要受罚，于是他也吃，这是《圣经》没有的，弥尔顿自己添的。还说：“男人是为了女人犯罪的。”

弥尔顿四十岁时，眼睛不好，四十三岁瞎了——荷马也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他厉害，目盲后创作更盛，口授，写成《失乐园》（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盲目后，说：“我得救了。”）。弥尔顿活到六十六岁。《失乐园》被认为是荷马、维吉尔之后最伟大的史诗。

另有清教徒诗人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弥尔顿的朋友，善写自然。还有诗人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也尚自然，自小在上流社会，晚年退居田园，有四十年时间事写作，名作是《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 ）、《传记》（Lives ）。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在英国文学史极有名，代表作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论者认为读者会流泪。我读了，没有眼泪，入不了天路。我以为是成年人的童话，不过写得很有实感，对我，我不取，如成年人用奶瓶喝奶。寓言文体。他是补锅匠出身，自学，当兵，结婚，受洗，传道中渐有名声。违法后入狱，十二年狱中读书思考写作，等于领了十二年奖学金。《天路历程》即成于狱中。据说除了《圣经》，是世上读者最多的。我看是通俗读物。

此外还有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两人都以日记成名，受塞万提斯影响，可说是堂吉诃德的后继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据说读他的书放不下来。我没读过，没有意见。

法国十七世纪：帕斯卡、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拉封丹。

我们到法国去，先碰到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在座大概只有一半人知道帕斯卡，但凡西方著名作家、思想家、科学家，总会在一生作品中提到几次帕斯卡。

也是一个法国詹森主义者（Jansenism），世界文豪中身体最坏。严格说来，他是数学家，也是计算机的“发难者”——以他的“程式”、“原理”——其次他才是文学家，或曰思想家。

他文体很好。搞运动的人找我，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学文学，否则你的话不动听。诸子百家，个个是文学家。

帕斯卡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少年时一读到，心就跳。原话是：“人是一支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生命，不过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许多大人物在书首引这句话。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书首，即引此句。看完后，我觉得还是帕斯卡这句说得好。

看到他的《随想录》（Pensées ）后，大失所望，全是新教徒的思想。他应是神学家，这类智者，都被宗教催眠。神学更是宗教的催眠（我们开了几十年的会，哪里是改造思想，全是催眠）——所谓催眠，就是我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志——这催眠的力量，在西方非常大，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可是大思想家在催眠中，有时会醒来片刻，说出千古不朽的话。

这些话，教会要看懂了，大逆不道，但帕斯卡居然被放过了。在我们那里，会放过吗？帕斯卡《随想录》厚厚一本，真有价值的句子凑在一起，不满两页。就凭这两页，帕斯卡感动了全世界。

这情形，我定名为“帕斯卡现象”。

后来证明，他的思想都是通过文学留下来的。神学家不理会他的文学，放过了。文学家也只注意他的警句，不在乎他的神学思想——那些句子夹在神学思想中，沙里淘金，才能留下来。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大量荒谬的包藏中，出现一点点真知灼见。

与此相反，中苏革命年代的学者和思想家都没这现象。连上智者也被整个儿催眠，没有清醒的片刻——真的智者、思想家，不能明争，懂得暗斗。苏俄的索尔仁尼琴，捷克的文学家，就懂得。

帕斯卡天性非常好，文笔清如水，我永远尊敬他。刚才那句话像谁的口气？像耶稣。“你们到田野里看什么？看芦苇吗？看先知吗？他比先知大得多了。”他还说：“人只有靠思想才能伟大。”

从宗教立场讲，反动透顶。

但帕斯卡想到这里，就停下了。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直刺到最基本的一点：人和宇宙是这样一种关系。是最初与最后的关系。悲伤也没有余地，因为有情（人）无情（宇宙、上帝、神）没有余地，故谓恐惧。

帕斯卡是十七世纪法兰西一支伟大的芦苇。可惜这支芦苇思想得太少了。他也俏皮：“假如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埃及女皇”）的鼻子短了一点，整个世界史就要重写过了。”

后来他的思想被人发展：人是靠思想这个东西和宇宙对抗的。宇宙大，人小，人知道。宇宙无情，人也知道，这都是人厉害的地方，人类最可宝贵的是这一点。

这是个伟大的数学家，虔诚的神学家，又是个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和帕斯卡正相反，生性浪漫，脾气大，情绪不平稳，和莫里哀是朋友，请莫里哀评论，莫里哀说：“他是由魔鬼驱使写作的，魔鬼不在时，就写得不好了。”著作《熙德之歌》（Le Cid ），有中译本，写得堂皇，大起大落。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哲学家，在法国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散文朴素流利，但应以哲学家对待他。

接下来是大人物了。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等于是法国的莎士比亚。本名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叫不响，改艺名莫里哀。其实十七世纪乱世，没人热衷看戏，他们的演出都不成功不顺利。出巴黎巡回演出，也很艰辛。他以殉道精神事戏剧：没人看，我要好好弄。他演喜剧，他的脾气非常好，宽容大度，美男子，身材高，肤皮棕色，眉浓黑，同代人都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和天才剧作家。

剧作《伪君子》（Tartuffe ）、《孤独者》（Le Misauthrope ）、《装腔作势》（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 ）。嘲笑的，不愤怒的，觉得好人坏人都是人。

我喜欢推到极端的偏激的艺术，也喜欢宽容大度的艺术。

莫里哀一生活得不愉快，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给他撑腰，最后莫里哀死在舞台上。他的剧本影响法国日常用语，比任何法国文学家大。这种语言的实际影响和功劳，如但丁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国。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也是大人物。从小在修道院受教育。长大后，亲戚都不喜欢他，看不起。因异端思想之诗被赶出教会。第一个剧本为莫里哀剧团上演，莫里哀还亲自饰演主角。上演两周后，拉辛又把他的剧本给了一个反对莫里哀的剧团去演，显然两人关系失和了。天才难得在同一时代出现，一同出现，又合不来。

我最喜欢拉辛的剧本是《费德尔》（Phèdre ），写一位身心狂热的女人，台词非常有震撼力。世上每一位天才女演员都想演费德尔，每个天才男演员想演哈姆雷特。

此后搁笔，活二十年，得享尊荣，静度晚年。

拉辛脾气很坏，多心，善嫉，易怒，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不过天才高低最重要，我可以到莫里哀家做客，在戏台上看拉辛的作品，脾气坏，不要紧。

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他的太太读书太多，不善家务，离婚。他把动物写得和人一样，驴、狼、兔、狐，说人话，通人情，做人事——但还是动物。

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很有趣，甘居二流，专事搜集民间作品，再自己写一遍，《美人鱼》、《蓝胡子》、《小红帽》、《美女和野兽》，都是作品有名，他无名——我的警句来了：艺术家做不了主，艺术会做主。

以下的介绍，开点快车：

布瓦洛（Boileau，1636—1711）,绝顶机智，有人称他近代贺拉斯。

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以书信著称，西方以她的书信为课本。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悲观主义者，讽刺当朝大臣：把脸向着国王，把背向着上帝。

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给男人的信》、《给女人的信》，极有名，德国人尤其喜欢。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冷酷，重实际，以格言著称。引几则，算是这堂课的结束：

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

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

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后来民间所熟知的，是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文徵明。他们的诗文都放逸不居。民间传说他们放荡、无赖，其实不全是。唐伯虎是很正经的人。三人字画都非常好，唐伯虎的画神秀，秀润，近乎拉斐尔。”图为民国版《唐伯虎尺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