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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讲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五）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气质和品味，我更近瓦莱里。但我一直偏爱波德莱尔。不忘记少年时翻来覆去读《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沉醉的夜晚。我家后园整垛墙，四月里都是蔷薇花，大捧小捧剪了来，插在瓶里，摆书桌上，然后读波德莱尔，不会吸鸦片，也够沉醉了。
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二十岁前，我曾一味求美，报纸也不看——受他影响。宋词。马拉美。后来醒过来了：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柔弱无骨。是骨头先醒过来。
我爱的物、事、人，是不太提的。我爱音乐，不太听的。我爱某人，不太去看他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我一定远远避开他。这是我的乖僻。艺术家的乖僻，是为了更近人情。
法国十九世纪诗，把这种手法用得隐晦，不可捉摸。托尔斯泰对此大加挞伐。托尔斯泰说什么，发什么脾气，让他说去，最好的办法是连连点头，说：“Yes Sir! Yes Sir!” 其实他骂的都是有才华的人。象征主义的败类出在二十世纪。托尔斯泰倒是骂得太早了。
兰波，无法对付的。永远那么自信，狂妄。他，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是世界不宠他们，他们自己宠坏自己，都是自恋狂。
上次讲了三派：浪漫派、高蹈派、象征派。高蹈派可以再讲讲。
法国十九世纪的一派诗风，在浪漫派之后，特点是反浪漫派，以戈蒂埃为开山祖。德·列尔是个代表，标榜避开主观感情、想象，注重客观、事实、理性，追求形式完美，手法参考音乐和雕塑。大陆的讲法，是形式主义。实际上，他的诗还是有主观想象，形式也没有雕刻那样完美。如此标榜，主要是想避开浪漫主义的流弊。
世上各种主义，都对的——对一面。要这样看。
浪漫派人物，有谢尼埃、雨果、缪塞，等等。到了高蹈派，已是1866年。德·列尔出一诗集《今日的巴纳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 ），众诗人参加，有普吕多姆、埃雷迪亚、科佩等。“巴纳斯派”，就是高蹈派。
依次讲。德·列尔（Leconte de Lisle，1818—1894）。生于法属非洲，少年时游历印度。回法后参加傅里叶（Fourier）的社会主义团体，热衷政治活动。后来写诗，弄翻译，译介荷马的《伊利亚特》（你们看，法国人也到十九世纪才看到荷马）。诗集有《上古之歌》（Poèmes antiques ）、《悲歌》（Poèmes tragiques ）。高蹈派的中坚。
在中国的文艺界，你问德·列尔，很少有人知道。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还到中国来过，在福建为官数年——听到你不知道的人事，不要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是听了不知道的人和事，感觉自己无知、惭愧、惶急，愿意听人讲。听了，就知道了——这是正常的，是对不懂的事物的态度。
德·列尔是诗人中的叔本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对希腊有研究。顺便说，高蹈派的诗人都是慕古的。德·列尔反现代文明，赞美死亡。诗风优雅、光洁、纯白如大理石。现在对法国还有影响。
对中国一点没有影响。从前李广田出过《西窗集》，收入许多法国诗。
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1839—1907）。原是工程师，后潜心学哲学，诗集很多。《公平》（La justice ）、《幸福》（Le bonheur ），以诗体写哲学伦理，不用哲学论证，用形象表达。对人类痛苦有很柔和的同感，文字上很恰当。法国哲理诗自他始，此后哲理诗成格局。
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1842—1905）。特别讲究形式。高蹈派主张非情绪、非个人。埃雷迪亚严格遵从这信条，写古代战争，不带丝毫个人情感。名诗集有《战利品》（Les Trophées ），十四行诗（Sonnet）体裁（很像宋词的长调短调。十四行，前八行，后六行，可分上阙、下阙）。
科佩（François Coppée，1842—1908）。以诗和戏剧著名。家世贫困，一生在贫民窟度过，后来专写贫民生活，找到自己的风格。他以高蹈派精细的手法写平民：小贩、工人、贫女。
波德莱尔，什么派都不是。他在法国诗台的重要性不下于塞尚之于法国近代绘画史，是一个真正成功的诗人。纪德在《地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中说：“有个好公式：要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成为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波德莱尔做到的。
我补充，在许多可能中找一个大的可能，塞尚找到了，大到自己完不成，那么多后人跟着去实现去发展。
“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这是基本的。这就是风格。
伟大人物的话，想想有道理，想想有道理。比如芬奇说：“知与爱是成正比的。”知得多，爱得多。爱得多，知得多。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不属于什么派，不属于什么主义。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向来称波德莱尔是“恶魔的诗人”，诗人是纯洁善良的，怎会是恶魔？我觉得很对——事物有各个面。过去的艺术只有一面景观，波德莱尔显示另一面景观。
有神性的一面，还有魔性的一面。波德莱尔对魔性有特殊敏感。神性是正面的诗的素材，已用得太多。魔性，别人还看不清时，波德莱尔已先看、先觉、先用、先成功。
但回头看，波德莱尔还是位天使。他是站在现代诗门口的铜额的天使。其实他的手法还是老式的。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一部《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雨果评：“你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
他对声、味、色、香，特别敏感。写夜，写死，写尸布，写游魂，写怪鸟，写来都很美。一句老话：化腐朽为神奇。
闻一多学的就是波德莱尔。
生活上也追求神奇。吸大麻，情妇是黑种人，得遗产，一天用掉一半。但丁经过了地狱，波德莱尔从地狱里出来——都有话可以说。
波德莱尔推崇美国的爱伦·坡（Allan Poe）。爱伦·坡在美国无闻，先在法国给叫起来的：波德莱尔翻译了他的作品。波德莱尔的散文写得极好，你们读了，一定觉得：这样好的散文诗，怎么以前没有读过？
他这种印象、思维、感觉，我们都有，捉摸不着。他却很精巧，大大方方表现出来。例如《沉醉》：
你醒来，醉意减消，去问询微风波涛、星辰禽鸟，那一切逃循的，呻吟的，流转的，歌唱的，交谈的——现在是什么时刻。它们会说，沉醉的时刻，快去沉醉于诗，沉醉于美，沉醉于酒。
气质和品味，我更近瓦莱里。但我一直偏爱波德莱尔。不忘记少年时翻来覆去读《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沉醉的夜晚。我家后园整垛墙，四月里都是蔷薇花，大捧小捧剪了来，插在瓶里，摆书桌上，然后读波德莱尔，不会吸鸦片，也够沉醉了。
他说：巴黎的夜晚，每个窗口亮着灯，真想走到每个窗口看看。
这种感觉，我们不是都有吗？
又说：香水用完，闻闻还香，伸给狗闻。狗打个喷嚏，走掉。
临死的一念：呀！世界上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我经历过些。可是我也可以弄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但还没有弄出来——慢慢死，弄出来。
让·黎施潘（Jean Richepin，1849—1926）。也不属于任何派。怪杰。漂泊四方。《穷途潦倒之歌》（Chanson des gueux ）是他第一本诗集。小说、戏剧都有名，精于心理描写。调子惊世骇俗，曾被政府送入狱。
象征派，也叫象征主义。到底什么是象征主义？
也很简单。譬如爱伦·坡有诗《乌鸦》（The Raven ）。乌鸦代表命运，代表他灵魂中黑暗的一面。凡写到乌鸦，就代表这——以一面代表另一面，以显的一面代表隐的一面。
象征，是很古老的手法。比、兴是也。
法国十九世纪诗，把这种手法用得隐晦，不可捉摸。托尔斯泰对此大加挞伐。托尔斯泰说什么，发什么脾气，让他说去，最好的办法是连连点头，说：“Yes Sir! Yes Sir!”
其实他骂的都是有才华的人。象征主义的败类出在二十世纪。托尔斯泰倒是骂得太早了。
象征派领袖，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少年成名，天天泡酒吧，少年人前呼后拥。公案：他碰到了兰波，两人一起闯了大祸。兰波当时从乡下出来，寄诗给魏尔伦，约见。魏尔伦发现兰波还是个大男孩，成了好友。魏尔伦爱兰波，抛弃妻子与兰波出走，二人浪游至英国、比利时，兰波却一再提出要离开，魏尔伦绝望中枪击兰波，兰波不死，魏尔伦入狱后，兰波撤诉，魏尔伦出狱，但从此消沉，五十几岁死。
魏尔伦有大才。诗集《今与昔》（Jadis et naguère ），情绪细腻而热烈。自云：
这里没有一行不是生命。
这是诗人的话。
“如果你愿意，那么一起走。不愿意跟随，那我一个人走。”他说。他把生命直接放到诗里，又把诗放在生活里。论文集也出色。名著《诗艺》（Art poétique ），第一个提出音乐是一切艺术的最高点：“艺术不必清晰，不必理论，不必要机智，而必须要音乐。”
他写诗不拘格律。“自由诗”始自魏尔伦。
写过宗教诗，据说是法国文学中最优美的宗教诗。说明他虽纵酒，但始终知道感情的升华。
品德、思想、作风，都好。他对兰波一往情深，而兰波是野马，不回头。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又是一个大诗人，可与魏尔伦并称象征派双璧。
马拉美终生做一个中学教师（舒伯特是个小学教师）。沉静的，自我完美的，柔和，高超，诲人不倦。他真是一代宗师。纪德什么的，都从他那里来。他说，我写诗，就是为了诗。德彪西是他的好朋友。《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 ），以马拉美诗为本。
诗幽暗晦涩，连他的好友也不能完全理解。有时又会写得好比太阳出，一目了然。读起来要着迷，柔美、婉转，非常享受，好像吃东西。
还有《片叶集》（Pages ），富于音乐性。故法国以外读者少，连法国读者也少。以中文读，也可读出韵致。他是美文学，清醒，颓废，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二十岁前，我曾一味求美，报纸也不看——受他影响。宋词。马拉美。后来醒过来了：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柔弱无骨。是骨头先醒过来。
他是美人鱼之歌，水手都会迷得跳下去。
他人品道德硬铮铮的。纪德临死以前回忆马拉美，写得好，好得像是马拉美的遗嘱。纪德对他感恩戴德：“我们再也管不了这个世界。最近得到非洲少年来信，还在想人类得救问题，使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还不至于绝望地死去。大地还有盐味。”
马拉美的学生中，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信仰法西斯。
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至今还可说是西方诗的神童。极度早熟。今年（1991年）是他一百年殁日。我为文论兰波，两万字，11月出版。
一生下来，助产小姐出外取水，兰波已从床头爬下来到门口，双目圆睁。幼年读书，成绩令老师惊讶。后来翻翻画报，作起诗来。不要旅行的，翻翻画报就行了。很小就想离开家，每次出门，不带一分钱。
天才有共性，内在共通。去体会分析这种共性，很有趣，很有玄学价值。听到聂鲁达说马雅可夫斯基和兰波很相像，我心中狂喜。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狂喜。我写他，心中充满对他的爱。因为是爱，不能不说老实话。
他写过《醉舟》（Le bateau ivre ），我以之题名《醉舟之覆》。开头是引弥尔顿诗“恶呀，你来作我的善吧”。
我爱的物、事、人，是不太提的。我爱音乐，不太听的。我爱某人，不太去看他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我一定远远避开他。
这是我的乖僻。艺术家的乖僻，是为了更近人情。明白这种乖僻，对米开朗琪罗，对贝多芬的荒诞行为，感到特别亲切。
我爱兰波，总得说几句话。一拖四十年，今年终于将这份债还了。
兰波与马拉美也很好。兰波诗中也富音乐性。
我在文中很残酷地处理兰波。我对他进行了一次情杀。魏尔伦打中他的左手，我中其心脏。
兰波，无法对付的。永远那么自信、狂妄。他，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是世界不宠他们，他们自己宠坏自己，都是自恋狂。
作品有《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 ）、《彩画集》（Illuminations ）。不多讲，大家看我的文章。
还有象征派诗人拉佛格（Jules Laforgue）、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略过。
讲讲十九世纪法国的戏剧和批评。
百年中，法国文坛非常热闹。小说丰富得满出来，诗都是第一流的。现在不得不讲一讲戏剧和批评——法国的光荣是在十九世纪。以后不再了。
中国的唐朝，离我们太远了。以后要出，只有像曹雪芹那样的文学上的孤家寡人。
十九世纪法国戏剧是随浪漫主义一起来的（所谓打倒古典主义，是打倒伪的、僵化的、教条化的古典主义）。当时法国剧坛上，伪古典主义是有霸权的。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写了一百多个剧本。《亨利三世及其朝代》（Henri III et sa Cour ）、《奥托尼》（Antony ）是代表作。《亨利三世》是丈夫逼妻子诱其情夫来，杀之。《奥托尼》是情人杀人妻，告诉丈夫说：“她是纯洁的。我杀她，是我爱她，她不爱你！”
雨果、维尼、缪塞，都写剧本。雨果（Victor Hugo）向以情节胜场。《欧那尼》（Hernani ）写一个贵族女不爱王子，爱强盗（庄子也爱强盗）。《吕布拉》（Ruy Blas ），叙皇帝爱上了仇人派来的间谍。这种诡谲的剧情，也只雨果大手笔才能写得华婉动人。维尼（Vigny）写了《查特顿》（Chatterton ），细腻活泼。缪塞（Musset）的剧本放肆任性，以为上不了舞台，上演后大受欢迎。而最轰动的，还是小仲马的剧本。
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大仲马的私生子，家教严，被关起来，写完再放出来。有《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s ）等二十多个剧本。论技巧，胜于大仲马，结构严密，人物真切，在法国长期有影响。
到了亨利·贝克（Henry Becque，1837—1899），风气转移，以直觉观感入剧，开“自由剧”先河。
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1858—1943）。写法比较现代，将人生一片片切开，放到舞台上，较自由，但不加渲染的真实，观众难以接受。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人，法文写作，象征主义。
当时社会剧和心理剧写中产阶级形形色色。作者有白里欧（Eugene Brieux）、拉夫顿（Lavedan）等。
以下讲文艺批评。法国在1824年创办《地球报》（Le Globe ），指导文艺运动，引介各国作品。
十九世纪法国第一位大批评家是维尔曼（Abel-François Villemain），作品是他的文学讲义，他是文学的史家。
尼撒（Nizard）与维尔曼观点相反，重理想教导，认为文艺是知性的，时代、个人，他不管。
哪个对？都对。对了一面。
更大的批评家上场了：圣伯夫（Sainte-Beuve，1804—1869），即批评指导福楼拜的那位。本为医生，谈谈谈谈，就弃医从文，在报上发表谈话、文论，汇成《星期一评论》（Causeries du Lundi ），历十一年。他的治学方法是个案研究，常为了深究某一个作家，闭关十五天，从家世、生平、性格，慢慢体味。他在《文人写照》（Portraits littéraires ）中试图建立一种批评的科学，立意伟大。但这是不能成功的。
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师承圣伯夫，立科学批评法，仍嫌偏激。先是教师，后专攻文学。说“生活是为了思想”，出《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序言标榜，治文学史须从三项下功夫：一，种族；二，时代；三，环境。每个作家受制于这三大影响。这种极平常的见解，当时竟被奉为圭臬。后来才有人批评他过于机械，越到近代，丹纳的方法越遭非议。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与丹纳相反，重理想，偏怀疑主义。对宗教有深入研究，不像丹纳那样立模式。游耶路撒冷，写《耶稣传》（Vie de Jésus ），写成一个伟大的人，出书后轰动，中译本称《人之子》。又有《基督教的起源》（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文体庄严细腻，真正的基督徒，破迷信，还耶稣真相。
这两课一共讲了多少？斯塔尔夫人……
“我对普希金，一直未解除‘敬意’，但和海涅是赤脚兄弟，打打闹闹。”图为民国版海涅作品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