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讲 中国古代小说（二）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直到民国，说书仍然流行。我的表叔表哥下午都不在家，天天要去听书。1949年前，苏州有光裕社、上海有润裕社，是说书集团，掌握说书界霸权，人才辈出。

旧时一般有知识的家庭，家中东一堆西一叠这类评话本，实在是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我家的男佣人讲得眉飞色舞，不识字的老实人听得久了，记住了，也讲得凿凿有据。

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是强盗王，吴承恩这强盗也有两下子。

宗教是面值很大的空头支票，艺术是现款，而且不能有一张假钞。宗教说大话不害臊，艺术家动不动脸红，凡是宗教家大言不惭的话，艺术家打死也不肯说，宗教说了不算数，艺术是要算数的，否则就不是艺术。艺术难，艺术家也不好意思说。

“封神榜”由姜子牙仲裁，封了许许多多大小角色，依我看，应推哪吒第一。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

《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中国小说第二期，光辉灿烂。历十五至十七世纪，从明建文帝到清康熙帝后半，是前后三百多年小说上的成就。

年长的中国人，必定熟知岳飞、杨六郎、薛刚、狄青、秦琼、孙悟空……这些姓名就是那三百年间流传开来，整个中国，家喻户晓，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到了六十年代，雷锋同志、王杰同志的名声，盖过了一切。

中国文化出现很严重的断层。自古汉文化从西北往东南流，到“五四”，到1949年，严重断层。台湾没有汉文化，流到东南就沉淀了。现在你问中国青少年，谁是薛刚、狄青、秦琼，怕不知所云。杨六郎也许略有所知。岳飞是被红卫兵打倒的，直到“文革”后，岳飞和我差不多同时平了反。

不是说笑话。我们讲课听课，就是修补焊接这个断层。

小说，是现在的词。当时叫做“平话”，也就是“评话”，“说书”，以口语敷演故事，带有动作，重点是说白。我小时候，说书分为大书、小书。宋时最盛行说书，平话尤盛于江南，出大师，有孔云霄、韩圭湖等，为陈其年、余澹心、杜茶村（即杜浚）、朱竹垞所赏鉴。最有名的是柳敬亭。

柳敬亭不唯技艺冠一时，学问人品，可敬可爱，实在是评话家的祖师。人长得又大又黑又粗，大麻子，每到清夜，三五好友听他说书，觉得他美极了。他说书,譬如讲武松进酒店，大喝一声，酒瓮嗡嗡作回音，完全是发挥创造。

直到民国，说书仍然流行。我的表叔表哥下午都不在家，天天要去听书。1949年前，苏州有光裕社、上海有润裕社，是说书集团，掌握说书界霸权，人才辈出，一般说书人登不了他们的台。有帮会性质，也和黑社会有关系。

小时候听说书，是文化生活一大享受。《子夜》、《家》，要是让评话家改编、讲，必定大妙。说书人懂艺术，茅盾、巴金未必懂。说书先生有所师承，“五四”没有了师承。光裕社、润裕社作为民间文化中心，对说书人是作教育作鉴定的。

“五四”新文学是民族文化断层的畸形产物，师承断了。创造社、新月派、语丝社，是临时性同人杂志，不成其为作育人才、指导群伦的文学机构。所谓新文化时期中国文学，匆匆过客，没有留下可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

可惜“平话”也只能传述古人的遗编，局限于市民阶层的生活消遣，有局限，没有创作。柳敬亭这样的大师，来过一次，不会再来了，然后是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共内战，文学艺术吵吵闹闹，一片荒芜。

遗憾。我们听不到肖邦弹琴，也听不到柳敬亭说书。

平话名著是讲史，是那时最流行的小说体裁。《五代史平话》因从开天辟地讲起，至周初，叫做《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叙周室东迁到秦灭六国。《前汉演义》、《后汉演义》，述三国前的史实。《西晋演义》、《东晋演义》继三国后史实，与《隋唐志传》并传于世。亦有《说唐前传》、《说唐后传》，再下来是《残唐五代史演义》、《飞龙传》。

旧时一般有知识的家庭，家中东一堆西一叠这类评话本，实在是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我家的男佣人讲得眉飞色舞，不识字的老实人听得久了，记住了，也讲得凿凿有据。从小野史看得多了，后来读正史，就容易读进去，记得住。

但必须声明，这种平话的文笔，不行的：凡依据史实的都嫌笨拙粗疏，有所想象的，则胡天野地，非常可笑。我小时很喜欢翻这类书，觉得滑稽，以此反证自己的历史知识。

我是给诸位添一点常识：中华民族，大而且古，人民群众文化水准一贯低落。古代，就是靠说书人的口传，使极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历史概念——很可惜，民间社会消失了，否则会有两条路，另一条是文人士大夫的路。

现在很多文人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流传、变化，没有人提民间这条路。

平话，以单个或几个英雄的叙述，讲历史：

《精忠全传》——宋南渡时，讲岳飞一生。

《英烈传》——叙明开国诸功臣。

《征东征西全传》——叙薛仁贵、薛丁山、薛刚的功绩。

《杨家将》——叙杨业、杨延昭（六郎）、杨宗保诸人事迹。

《五虎平西南传》——叙狄青荡平诸国事。

这些书，民间影响极大，我是听家里大人们讲的。春夏秋冬，每天晚上听。这间屋里在讲薛仁贵大战盖苏文，那间房里在讲杨宗保临阵私配穆桂英，走廊一角正在讲岳飞出世，水漫汤阴县，再加上看京剧，全是这些传奇故事。我清晰记得上辈都为英雄们忧的忧，喜的喜……奇怪的是，这种民间社会，《红楼梦》一点没有提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也只稍稍点到——不应该忘记这些民间文化，我将来还要说的。

鲁迅他们一味反封建反礼教，大概不以为这是值得注意的命题。周作人算是爱读闲书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摆设，拣了芝麻，忘了西瓜。他们兄弟二人对中国有爱而不知怎样去爱，最后还是谈不上爱。

这些英雄故事的感人力量，近乎西方的史诗。不过史诗有历史真实，有艺术真实，中国历代英雄传多半虚构，太想入非非，成不了一流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写诸葛孔明，写成了妖道，严格讲，不能算“艺术”。

有一部比较杰出，叫做《隋炀艳史》，成于十六世纪，叙隋炀帝始末。材料有根有据，来自《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等稗史，句句有来历，很佩服。全书四十回，结构完密。

历史小说是不容易写得好。太真实，呆板无趣味（如东周列国、两晋演义）；离真实太远，则荒诞无据（如《杨家将》、《薛家将》）。只可惜当时没出伟大的文学家，不然可以又真实，又文学。所以讲史（平话）的盛极一时，都是宝塔，没有塔尖。塔尖在哪里呢？不是历史题材，而是纯粹的创作：《西游记》、《金瓶梅》。

我们所见的《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百回本，但有争论。相传此书为元朝长春真人邱处机作，实则《长春真人西游记》乃李志常所写，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不相干的。相干的是杨致和《西游记传》，才两薄本，一说吴承恩放大了十倍，此说比较可靠。两本对照，可见吴本的高超。

所以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是强盗王，吴承恩这强盗也有两下子。想象他的性情，是个快乐人，大有趣，孙悟空的模特儿，就是他自己——你们说呢？

还有《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故事变幻有趣，但文笔不济，远不如吴承恩的天才和功力。

吴承恩，字汝忠，别号射阳山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做过长兴县丞，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当时以“善谐谑”（即开玩笑）出名，杂记名震一时。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杂记，据说失传了。《明诗综》有他几首诗，不怎么样。

我曾说“风格是一种宿命”，他是好证据——忽然他发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灵光一闪（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记》于是孕育而诞生。有了杨致和的骨架，吴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风格，连《南游记》、《北游记》的精华也拖了几段过来（铁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记》）。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我认为是最好。自第八回，唐三藏出现，猴子就正经起来，味道就差。孙悟空的成功，是写了一个异端，一个猴子中的拜伦。中国文学史中从来没有像孙悟空这么一个皮大王，一个捣蛋捣上天的角色，也没有人这样大规模以动物拟人化，以人拟动物化。吴承恩灵感洋溢，他不知道，不仅中国，全世界写神话、童话的作家看了“大闹天宫”，都要佩服的。

可惜外国人看不懂，即便有好译本，人情、习惯、典故，总是隔膜。所以，《西游记》的妙，只有中国人懂。

吴承恩的雅谑丰富，无往不利。八十一难关，关关不同，一魔一妖，一怪一仙，都各有性格，活龙活现，唐僧和三徒弟，性格毕现，绝不混淆，综合起来，是刻画人性。其中任何一段都是独立的好短篇。

文学作品的命运，想想可怜，好作品，总是被误解曲解的。历代红学家靠红学吃饭，鲁迅就挖苦过他们，鲁迅没有来得及论一论《红楼梦》——他不适宜做这件事，曹雪芹的“色”、“空”观念，鲁迅排斥的——只有王国维初步触到问题，因他用了叔本华、尼采的方法，但用得不熟练。看似哲学观点，还是佛学观点。

宗教这点东西，不足以讲《红楼梦》的丰富层面。宗教不在乎现实世界，艺术却要面对这个世界。譬如：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宗教。

放下屠刀，不成佛，是艺术。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宗教。

苦海无边，回头不是岸，是艺术。

宗教是面值很大的空头支票，艺术是现款，而且不能有一张假钞。宗教说大话不害臊，艺术家动不动脸红，凡是宗教家大言不惭的话，艺术家打死也不肯说，宗教说了不算数，艺术是要算数的，否则就不是艺术。

艺术难，艺术家也不好意思说。

《红楼梦》可以浅读，可以深读，但看到的多数是误读。《西游记》的命运，可说非常成功，流行之广，像现代的畅销书，于是续作纷起，有《后西游记》、《西游补》等等，都是狗尾续貂。这也罢了，可怕的是许多后人做解释，有说是讲道的，有说是谈禅的，有说是劝学的，一句句注解，一节节剖白，一部大好的文学作品就这样肢解为道书、佛经、《大学》、《中庸》、孔孟之道——这就是中国。中国在明代就已这样荒谬可悲。

《西游记》之后，写奇幻的小说有《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封神传》，作者一说许仲琳，叙武王克殷，却夹进神魔仙佛，不能算历史小说。中叙商纣暴虐，狐狸化身为妲己以迷惑他，用种种酷刑残害忠良，于是姜子牙奉师命下山辅助周武王，灭殷。过程中，许多魔怪帮助殷纣，许多神仙保佑姜子牙与魔怪斗法，终于取胜，纣王自焚，妲己化为原形而被诛。武王入殷都，大封功臣，故称之为《封神传》（我们小时候叫《封神榜》）。故事的场面大，多变，但文笔一般，限于民间社会，上不到文士阶层。

但其中写“哪吒闹海”一段，写出了中国的第二号异端，他比孙行者还任性，大闹龙宫，把龙王的三太子打死，而且抽筋剥皮，弄得他父亲下不了台，训斥儿子。哪吒便把骨肉拆下来，还给父母。观世音菩萨可怜这倔强的孩子，用藕为肢，荷叶为衣，莲花为头面，复活哪吒。传说中，哪吒穿着红肚兜，脚踏风火轮，手拿乾坤圈，是我童年时的偶像。

在忠孝至上的仁义之邦，哪吒是彻头彻尾的叛逆者，有极深的象征意义在。

简言之，世界荒谬、卑污、庸俗。天才必然是叛逆者，是异端，一生注定孤独强昂。尼采说，天才的一生，是无数次死亡与无数次复活，以死亡告终的，不如最后复活的伟大天才。

“封神榜”由姜子牙仲裁，封了许许多多大小角色，依我看，应推哪吒第一。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当耶稣说，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可能是指哪吒。

中国历史的契机，在明朝。造船业已高度成功，船却没有开到意大利。明朝，上海出了徐光启，意大利来一个利玛窦。

明万历年间，1597年，罗懋登编著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三宝太监，即郑和，明宦官，本姓马，伊斯兰教徒，小名三保。明永乐年间奉帝命造大舶，七下西洋。两个任务：一，追踪政敌。二，炫耀武力。我看都错，没出息。皇帝太监目力短浅，不知当时西洋高明，当年航船范围仅限于南洋、印度、波斯，所谓历三十九国，不过是一些部落，使其心悦诚服。

中国后来的强弱，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明朝是关键，一入清朝，欧洲已经突飞猛进，中国失了历史契机，后来弄到一穷二白。先是失天时，再是失地利（指与西欧远隔），三是大失人和，外侮内乱频仍。现在只谈郑和下西洋（其实是东洋），所谓历史契机，是否有现实的可能？

有的。第一，十六世纪末的明朝，西方还未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却已传进中国。《几何原本》前六卷，有中译本，两位大人物本来可使中国进入列强。一位是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即上海徐家汇的来历）。万历年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他是最早“崇洋”的中国人。自名保禄（Paul），信天主教。研究天文、数学、农业、盐业、物理、科学、军事，尤精于天文，结交很多外国学者。

第二位是意大利人，玛窦·利（Matteo Ricci，1552—1610），自改中国名，曰利西泰，后人称利玛窦，是耶稣会传教士。万历八年由广东一路入北京，建教堂，传道，中文程度之好，好到你们拜他为中文老师。古文清通雅健，兼魏晋之简练，唐宋之流利。我看他的中文，实在佩服（足可做中国作协主席），而他最擅长的是天文、地理、医药。他和徐光启是至交，明神宗甚器重他。

我们试想，如果当时中国就派人去意大利（既然利玛窦能来中国，中国人当然有办法去意大利，然后顺理成章去法、德、西班牙，乃至英伦三岛），正好赶上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后有过一段停滞期，因为希伯来思潮又以新教形式统治欧罗巴。中国人如果取了文艺复兴的“经”，却不受希伯来思潮束缚，那么，十八世纪末，中国已是世界强国。

《西游记》名西而实东，只到了印度一带。孙悟空到底是只猴子，白白姓了孙，换了我，定会带了唐三藏往意大利跑，取来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十四行诗。

明朝的历史契机，确实存在的。神宗赏识徐光启，又让利玛窦传布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如果延为左右手，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神圣中华帝国的历史，整个要重写。

二十年前，我和音乐家李梦熊交游，他就想写《从徐光启到曹雪芹》。我们总在徐家汇一带散步，吃小馆子，大雪纷飞，满目公共车轮，集散芸芸众生。这时，中国大概只有这么一个画家、一个歌唱家在感叹曹雪芹没当上宰相，退而写《红楼梦》。

结果他没写这篇论文，我也至今没动笔论曹雪芹。不久二人绝交了。友谊有时像婚姻，由误解而亲近，以了解而分手。

明朝的历史契机怎么会无影无踪？一是嘉靖年间出了大奸贼严嵩，祸国至巨，二是万历年间出了魏忠贤等奸臣、宦官、酷吏、文字狱、党狱（“东林”是个学派，有“裴多菲俱乐部”性质。“党”，是魏忠贤扣的帽子，后魏贼虽死，“东林”平反，但阉监暗中仍然迫害志士仁人，直到明亡）。朱元璋杀功臣，伤了元气，明朝共长二百七十六年（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十六个皇帝，可说没出一个大才，所以徐光启、利玛窦抓不住历史契机。

但契机是明明存在的。

目前，我们又面临一个契机，因为全国人心思变。要汲取历史教训：先知只管“知”，不可贸然“行”，如此，则超乎胜败之上。历史的契机，往往在“置之死地而后生”。文艺复兴有此现象，当初的美国、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蒋经国的兴台湾，都是例。

回来说《三宝太监西洋记》，舞文弄墨，煞是讨厌，还是讲《金瓶梅》吧。

《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当时称为三大奇书。《金瓶梅》作者是谁，不可考定。据沈德符说是嘉靖年间大名士所做，因而拟为王世贞著。我儿时听说王世贞以此书献严世蕃，渍毒汁于书页，世蕃翻书，习惯以口涎润指而翻书，乃中毒死。

这三部奇书，奇在一部是给男人看的，一部是给小孩看的，一部是给女人看的。《水浒》着力写男人，女性带带过就算了（据说司汤达对梅里美说，你不会写女人，你写的女人还都是男人）。《西游记》是童心烂漫，我说给小孩看，是指有童心的成人。而《金瓶梅》对妇女性格的刻画，极为深细，近乎现代的所谓心理小说。

《金瓶梅》三个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还有月娘、孟玉楼、秋菊等，个性各个鲜明，语言处处生动，在文学上确有特定价值，其“方法论”影响到曹雪芹、张爱玲。《金瓶梅》的写法是非常厉害，这些女人你一句我一句，充满心机、谋略，细节中的你死我活，半句不让，阴森可怕。曹雪芹的“意淫”还是唯美的、诗的，慢条斯理，回肠荡气。《金瓶梅》是“肉淫”，是变态的、耽溺的、不顾死活的。分别论之，《红楼梦》是浪漫的，《金瓶梅》是现代的。

读《红楼梦》，难处在你必须高于作者（指观点，非指才具造诣），方能了悟此书巨大的潜台词。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早知道别人是读不懂的，这就是艺术家之为艺术家。《金瓶梅》呢，更容易误解，太像性书，五个X，英国性文学大师劳伦斯（D. H. Lawrence）看了也要张口结舌。作者像个幽灵，盯住几个女人和西门庆，看他们演出种种丑剧，此书最妙是淫秽下流的地方，亦暴露人性。

“性”，通常是器官在活动，没有“人”。《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明朝的富贵人家和平民百姓，淫风大盛。杨乃武、小白菜的时代又何尝不然？我童年在乌镇所见，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见不得人的丑事暗暗进行。人类社会的底层结构，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才有文学家把兜底翻出来。我想了三十多年，要不要翻中国的底，顾虑重重。这是要扯破脸皮，血污狼藉的。我读《金瓶梅》比《红楼梦》仔细（《红》书明朗，《金》书幽暗，要放大瞳孔看，一如托尔斯泰明朗，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这两本书，我的感慨是：《红楼梦》惜在未由曹氏完成，《金瓶梅》的作者没有艺术家的自觉。

同期还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都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不足道。可以说说的是《野叟曝言》（即一个乡下老头在晒太阳时说话），作者夏敬渠（1705—1787）。他不仅说故事，且以之抒心情，发见解，还忍不住老是出场，失了文学的纯粹性。夏敬渠学问太好，通经史、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数学、医术，因为做不了官，一肚子知识放进书中，把文学撑死了，所以博学可耻。

宋人平话，同期也出现不少短篇，最流行的当推《古今奇观》，不是专著，是选本。冯梦龙辑宋明话本、拟话本为《古今小说》，后更名《喻世明言》，又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所谓“两拍”，指初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二刻拍案惊奇》），统称“三言两拍”。又有明代拟话本集《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观》就是从这些书中拔萃精选出来的一个集子。

这类中国式的短篇小说，真是叫闲书。故事很有趣味，叙述宛转生动，看得头昏脑涨。我小时候看这类不许看的书，冷静明白：这不是文学。如当时的抗战歌曲、电影流行曲，也不是音乐。你们会说：那岂不等于世界上没有小说没有音乐了吗？

到后来，听到勃拉姆斯、舒伯特、瓦格纳，看到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一见如故：这就是我所要的音乐、文学！这种本能的选择分辨，使我相信柏拉图的话：“艺术是前世的回忆。”纪德也说得好：“艺术是沉睡因素的唤醒。”再换句话：“艺术要从心中寻找。”你找不到，对不起，你的后天得下功夫——你前世不是艺术家，回忆不起来啊。

“三言”是冯梦龙所编，冯崇祯年间做过县官，《通言》、《明言》、《恒言》主要保存在《今古奇观》中。统观《今古奇观》与《拍案惊奇》，总觉得在文学之外，只可作为素材（但改写重写又很费力），缺点是：

才子佳人，概念化。

一面是淫秽的描写，一面作道德的教训。

不懂得剪接，事事重头说起。

谜底出来了，还不停地做谜。

文字落俗套，口语不够生动。

“三言”、“两拍”属于、限于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不关心，以为不登大雅之堂。也许幸亏不被关心，所以这些短篇小说自有民间的活气，从中可见那时代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调。我很有耐心看这类书，好比吃带壳的花生、毛豆，吃田螺、螃蟹，品赏大地的滋味、河泊的滋味。人要看点坏书。歌德叫人去看坏戏，说是看了坏戏，才知好戏的好。

明朝的笔记小说，文笔极好，很精练，极少字数把故事说完，还留有余韵。为什么？可能唐宋人爱写绝句，做文章精于起承转合。相比世界各国极短篇小说，中国的笔记小说可称独步。

可惜脱不掉两大致命伤：一，渲染色情。二，宣扬名教。“万恶淫为首”，就大写如何之淫，淫到天昏地黑，然后大叫：万恶呀！万恶呀！这种心理很卑劣，但和读者“心有淫犀一点通”。宣扬忠孝节义，把标准提到人性的可能之外，越是做不到，越伟大，结果本来做得到的，也不去做了。这叫做先伪善，后来呢，伪也不伪了，索性窝囊。这一窝囊，就是两三千年。

许多中国古代小说都有这倾向，先致了文学的命，提升不到纯粹性、世界性，而后致了平民百姓的精神的命。百姓靠这些读物过精神生活，近乎吸毒。文学家，固然要文字高超，最后还得靠“神智器识”统摄技巧。神智器识，可以姑且解作“世界观”。世界观，意味着上有宇宙观、下有人生观的那么一种“观”。

笔记小说，首推《聊斋志异》。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人。考运不济，在家授徒，七十一岁才成贡生，已是康熙年间了。他有诗文集传世，《志异》凡四百九十一篇，可分三类：一，据传说；二，想象虚构；三，重述唐宋旧文。从前对蒲松龄评价很高，说他愤世嫉俗，寓意讽谏，其实不然。蒲老先生不是曹雪芹的宰相之才。《聊斋》好在笔法，用词极简，达意，出入风雅，记俚俗荒诞事，却很可观。此后赞美别人文字精深，称之聊斋笔法。

艺术家的自觉，始自贝多芬：“我是艺术家！”古代艺术家所以伟大，那是本能的自觉。贝多芬，是理性的自觉。

民国时期，开始译介各国文学史。图为金东雷著《英国文学史纲》民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