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讲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德国文学

一九九一年元月十八日

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明。

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些话只能对孟德斯鸠说说。我走后，孟德斯鸠会对夫人说：这个中国客人真是斯文，真是恶毒。

我年青时相信他坦白。最近我又读一遍，心平气和。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我说这些，说明文艺不需要提倡，也不需要经济起飞的，只要一点点自由，就蓬勃生长。这么说来，文学艺术多么可爱，多么可怜。

先介绍一点路易王（Louis）的由来。大家今后反正要到法国去，要多点常识。传说法兰西王，都用“路易”。最著名是路易九世，称“神圣路易”（Saint Louis），十二岁登王位（1226年），为人正直，虔信宗教。路易十二也著名，十五世纪（1498年）登基，政治讲仁慈宽恕，被称为“人民的父亲”。接下来是路易十四，好大喜功，好战，好建设，好文艺，由他建成今日所见的法国（到十八九世纪，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但军费浩繁，上流社会奢侈豪华，至路易十五，伏下后来法国大革命远因。路易十六，位至十八世纪末，此人优柔寡断，大革命时与皇后一起上断头台。

我们讲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正值路易十五，统治很长，苛政，重税，没公道，没言论自由。西方讲严密统治，均提路易十四、十五——警察，告密，很发达。当时国库支出大，文化人不从，教会不从，士气低落。这样的时代，产生反抗文学。

上次说，一文化涌现，由一个人为先导、代表、象征。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先导、代表、象征是谁？以后我们都要答得出。现在是“沙虫”，以后要变成沙龙。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思想家，博学多才。家里世世代代为法官。孟德斯鸠初在色尔都（以出酒著名，蒙田故乡）学法律，后入选法兰西学院，有年俸，游历欧洲各国，曾在英国住过两年，细研英国宪政，回来后出名著《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 ，今译《论法的精神》），成为今之民主国家立法之根本。三权分立，就是他提出的。今人研究法律，都要研究孟德斯鸠。

文学上的建树，是散文《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假托信，讽刺法国政治，提出自己的理想。他扮成波斯人——梅里美扮成葡萄牙人——隔了一层，说起话来自由。文学都知道假托。

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

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

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孟德斯鸠三者平衡（他也许是我的“谬托知己”），特异在哪里？他能持久地执着于自己明朗的心情。不易啊！一时一时的明朗心情，可以有。持久的明朗，太难。

“我每天早晨醒来，阳光明朗，我散步，写作。”他说。

“我有妻子，儿女，我并不怎么爱他们。”但他对他们很好。

又说：“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最像一个人。”这话由他说特别好，懂得人家的痛苦。

清瘦。稀发。

法兰西的传统：明智。孟德斯鸠特别明智。我一直爱他。别的法国前辈，我总有意见——蒙田，我要嘲笑他头脑硬，膝盖软。卢梭，我认为他对他的《忏悔录》应该从头忏悔。罗曼·罗兰、纪德、萨特，那就更不留情。但孟德斯鸠我不愿说他。这样的人太少有：明朗，平衡，通达，纯良。

中国人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明。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兴风作浪的是谁？又是一个话题。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生于巴黎，小孟德斯鸠五岁。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莱泰阿（François-Marie Arouet）。求学时即离经叛道，脾气不好，常与父亲吵。暗下写讽刺诗，被捕入狱一年，时二十岁。此后游历六年，回来后与一公爵打笔战，又关六个月，出狱后被放逐英国。

我以为这都是因祸得福。扩大说，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都是因祸得福的人，不过闯祸别闯到死掉。

到英国后，他展开交游，与沃波尔（Robert Walpole）、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蒲柏等俊杰来往，读莎士比亚，研究物理学……三年交游、阅读、研究，大有好处。有人说，伏尔泰离开法国时是个诗人，回法国时是个圣人（韩信过桥时，说：再过此桥，必是公侯将相）。

回国后展开政治活动，消融普法战争，与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成为朋友。他坐高位，拿高薪，照样冷嘲热讽。不久在宫廷失宠，到德国，住在腓特烈大帝宫中，住不惯（所谓大学，是知识的蜂房，但那年我去哈佛办展览，一字也写不出）。他也有很贪婪的一面——看他相貌，此公有非分之想——涵养功夫也不太好。国王给他看自己的几首诗，要他批评修改，对曰：“要让我洗那么多脏衬衫。”

我以为，要能刻薄，也要能厚道。要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要能不说这样的话。

一句闹翻，他离开普鲁士到日内瓦去了，至死，成历史、哲学、剧本、诗共七十二卷。我看过不少，不喜欢。浮夸，和李斯特一样，都有点自鸣得意，江湖气。肖邦成功之处，恰是李斯特失败之处，肖邦的优雅出神之处，到李斯特手里就成江湖气。

我改文章，可以将羞耻改成光荣，为什么？希腊雕刻，你动一点点，就成耻辱。

他的长处，是讽刺嘲弄，锐利不可抵挡（但我以为他讽刺的本领不如庄子）。他表白明晰，见解犀利。人家尚未感到，他已成言，别人还在结结巴巴，他已口齿伶俐，大声发言。他被称为无神论者。他有钱，就盖了个大教堂，写上：伏尔泰献给上帝。他说：别人献给圣人，我只为主人做事，不为仆人做事。

伏尔泰已过时了。因为嘲笑是文学的侧面，光靠嘲笑不能成其伟大的文学。庄子不老是嘲笑，仅用一用，余力用到文学的正面。伏尔泰的意义比较大，世界性。鲁迅比较国民性、三十年代性。

引伏尔泰一首“客厅诗”：

昨夜梦中一顶皇冠戴在我头上

还有一位圣洁的女士，我爱

醒来时，睡神已留下一件最好的东西给我

我不过失去一顶皇冠

讲启蒙运动，我们仅限于百科全书派。十八世纪产生新观念、新知识。反抗暴政，反迷信，这种直到今世的新观念，都在《百科全书》字里行间——《百科全书》不能理解为我们今日的《百科全书》。此书是连续出版的。第一册1751年出，末一册1772年出，前后历二十一年。在巴黎，这伟大的工程是狄德罗完成的，完全由他的智、仁、勇完成。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写过剧本、小说，也是哲学家。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姓名和《百科全书》永远连在一起。

缘由：一出版商提议，请他仿英国《百科全书》，出一部法国的《百科全书》。但一动手，他的工作就超出了常规的范围（技术性、工具性、参考性），涵盖了人类思想行动的各个范畴，尤其注重民治主义信条：国家政府之第一要务，乃要顾及人民的幸福。

伏尔泰、布丰（Buffon）等等，都是此书的撰稿人。伏尔泰致狄德罗的信上说：“你主持的工作，如巴比伦造塔的工作。好的，坏的，真的，假的，悲的，喜的，统统挑拢起来。有的文章如贵公子写的，有的如厨下仆人写的。”

书中的反抗性、叛逆性很强，越写越露骨，后来只得秘密出版。狄德罗干了二十年，年入不过一百二十镑。他是知识的传道者，不信神，认为只有知识和道德能拯救人类。这一点，他比伏尔泰、卢梭更彻底。尼采起来后，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从那时起——我起初也认为知识、道德能拯救人类，后来信服尼采。但那是人类的错，不是《百科全书》的错。

狄德罗精力旺盛，还翻译过许多名著。自己也有创作，文笔很好，如《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 ）。歌德好此书，翻成德文。

狄德罗还是舞台和绘画艺术的批评家。

评狄德罗，我说：他相信的少，希望的多。而我，我们，恐怕相反：相信的多，希望的少。

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些话只能对孟德斯鸠说说。我走后，孟德斯鸠会对夫人说：这个中国客人真是斯文，真是恶毒。

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1732—1799）。父亲是个钟表匠。他天性逸乐，运气也好，常旅游，尽力激起法国人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关心，竟至于晚年被人设罪名“不关心法兰西”而被逐出法国。作品有《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赛维利亚理发师》（Le Barbier de Séville ），据说拿破仑爱看此书。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忏悔录》（Les Confessions ）的作者。在十八世纪是大人物。生于日内瓦，父为钟表匠。比起伏尔泰从小生活豪华，出入上流社会，卢梭出身中下层社会——成就不论阶层的高下，但气质是有影响的。我们不能想象屈原出身下层。

伏尔泰重理性，卢梭重感情，主张回归自然、原始——两人都不太平。卢梭攻击伏尔泰，与狄德罗吵架。

卢梭一生经历特别。初任书吏助手，后为雕刻匠学徒，十六岁离家漫游。后得贵妇人华伦夫人供养，去希腊做一位主教的秘书，还自己发明记谱法。后来他到威尼斯，当法国公使的秘书，也在巴黎任《百科全书》作者。三十七岁，成书《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发表野蛮人比文明人更高明的观点，成名。又成书《新艾洛绮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提倡感情至上。十年后，发表《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今译《社会契约论》），小说《爱弥尔》（Émile ）。

《民约论》是政论，被称为“革命的圣经”。这种书，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坐标来看：现在看，不过ABC，可当时的皇权、教会统治那么长年代，卢梭出此说，真是伟大：

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比《共产党宣言》伟大多了。在十八世纪真是有如大敲其钟，当、当、当！

中国到今天还做不到。远远做不到。

这个人了不起的。“由个人专制变为全民的权力。”两百多年来，全世界喊的都是卢梭的口号。

文学上的位置，就凭他一部《忏悔录》。此书第一次，也是第一人，说：“我愿完全无遗地表呈自己。”“我非常坏，你们更坏。”

我年青时相信他坦白。最近我又读一遍，心平气和。

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这方面，最有意思要算托尔斯泰，日记里真会老实写出一些花样。新婚之夜，也真把婚前事抖给索菲亚听，索菲亚难受死了，可是托尔斯泰还是把最该挑明的问题掩盖了。

什么是真正的真诚的坦白的呢？

我的回答是：“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

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

我只写回忆录，不写忏悔录。

《忏悔录》中写景写情，文笔好，但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好。卢梭长得很俊，这类人都长得蛮好看，这是他们的本钱。

余从略。再说一句：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是重理智的，是散文的法国，不是诗的法国。

我们现在游历到德国。

十七世纪德国同当时的英法相比，很惭愧，没有什么文学。到了十八世纪，忽然像一棵树，长高，繁盛，开花结果，不仅能媲美英法，且有称霸欧洲的势头。到歌德，横跨十八九世纪，尤为光华绚烂。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40—1786年在位）有一份功劳。这位欧洲最有力的国王不算一个好主顾，吝啬鬼，但他爱招致文士，自己也写诗，自命风雅，“脏衬衫”很多。

文学艺术是充满生机的。或曰：文学艺术本身就是生机。统治者不去管它，它自会发芽滋长。如果统治者给点养料，马上蓬勃发达。

中国“五四”运动，相对说是百年来最自由的。皇权刚刚灭亡，国民党手忙脚乱，民间自行实行一种真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艺术家没有一个靠国家薪俸，很苦，互骂拿卢布、美元，其实都很穷。古代，最后一条路是隐退，或做和尚，或进修道院。中外皇帝不约而同都给你一条退路，但到我们，没有退路了。

我说这些，说明文艺不需要提倡，也不需要经济起飞的，只要一点点自由，就蓬勃生长。这么说来，文学艺术多么可爱，多么可怜。

我们现在自由了，快去写去！

戈特舍得（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重理智，认为文学应遵守格律规则。剧本受法国剧作家影响。应该说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学，他是先驱者，但本身成就不高，模仿多于创造。

克洛卜施托克（F. G. Klopstock，1724—1803）。初以短歌出名，后以小说占文坛地位。大著《救世主》（Der Messias ）历二十五年而成，长诗，以耶稣为主人公。

威兰（C. M. Wieland，1733—1813）。介绍莎士比亚进德国的文学功臣，耗费六十多年，翻译二十多种莎剧——原来德国人到那时才看到荷马和莎士比亚。

其时出文艺批评家，德现代文学有了生命。现在看“五四”，对西方文艺的火候是不够的。翻译是很旺盛，我在十八九岁时就读到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阿道尔夫》（Adolphe ），法贝·路易斯（Pierre Louÿs）的《阿芙罗狄德》（Aphrodite ）等，都有译作，量多，面广——然而到现在没有出一个正面的大批评家。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美学著作《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Lao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 ），画画的都知道。莱辛曾任报纸编辑，写过不少剧评，做过图书馆主任。此三职很适合他，成就他此后的批评大才。他写过《戏院史》，也写过悲剧，希腊风。一般认为，他使德国人抛却对法国戏剧的模仿，改向对希腊悲剧和英国莎士比亚的研究。他著有评论集《汉堡剧评》，据说至今对戏剧有影响。我相信。

最著名著作《拉奥孔》，被称为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批评著作。如何评价这本书？请歌德发言：

《拉奥孔》使我们由狭隘的可怜的观察，转为自由的思想的驰骋。

歌德、席勒，深受莱辛批评原理的指导。

莱辛此书名为《拉奥孔》，因其立论以希腊雕塑名作《拉奥孔》与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拉奥孔为出发点。

拉奥孔是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智者。当希腊攻打特洛伊时，希腊人以木马藏兵，置于城门，特洛伊人欲取。唯拉奥孔识破此计，竭力阻止，因此触怒希腊保护神，神便派巨蟒将拉奥孔与他两个儿子缠咬死了。而特洛伊人不听其劝，取木马入城，马中兵出，最终攻陷特洛伊。《拉奥孔》雕塑即表现父子三人被蛇缠咬一瞬间的情状，而维吉尔史诗描写他们被蛇绞绕，痛苦挣扎的过程。

莱辛因此认为：诗与雕刻不同。诗中写拉奥孔，写详细过程。雕刻不能如此，是动而不乱，悲而不狂。

此说有何稀奇？

我答：古希腊人对此，生而知之，德国人生而不知，连歌德、席勒也觉得他说得有理。

当时他能如此雄辩、详细地说出来，不容易，说明当时莱辛比别人醒得早。他能引人入胜，而又非常真挚诚实。

莱辛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文章能表现他的性格。我欣赏含有作者体温的文章。

可以称莱辛为老同志。他从来不立教条，且先后时有矛盾，自己来解释，解释不了时，笑笑。我没这好处。我写文章故意制造许多矛盾，你发现，是我的陷阱——我从来不在作品里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手持矛，一手持盾，希腊人死也不扔盾，我是矛、盾都不扔。

但我因此爱莱辛的老实。他有惊人的表白：

如果上帝右手拿着一切真理，左手拿着追寻真理的勇气，对我说：“你选择。”我将谦卑地跪在他的左手下面，仰面道：“父亲，给我勇气吧，因为真理只属于你！”

好！好在这就是古典。

歌德一定偷偷地把这话记在本子上。歌德也说得好：“只有一个同样伟大的人，才能了解莱辛。对于凡俗之辈，莱辛是危险的。”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所谓高超：前面的九个问题都已知道了，来谈第十个问题。前面九个问题都不知道，还谈什么？

许多事只能讲讲俏皮话——“我思故我在”，“真理并非不可能”。泼妇曰：那我不思，我就不在吗？真理到底有没有？说！

匆匆表过，下次讲歌德与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