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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再谈萨特，兼自己的作品
《九月初九》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篇文章，你要动手写，全部精力要定在头一句。中国从前叫做“破题”。一法是正面破题，一法是意外的侧面的来。
把整个题破掉，一般说，这种破法是傻的。但我把谜底拎在前面是比较大胆的——你得估量你在后面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挥。
我反对用韵。反对用韵，用起来就好。
我早就有艺术家不能当哲学家的想法。康德要是做音乐家多好，二律背反一定很好听，小提琴、钢琴一起来。
要用力气，所谓用力，就是举重若轻。
大家自己对自己，要落落大方。
“文学演奏会”第二讲笔录原件
上次讲自己作品，据说大家喜欢听。今天一半一半，上半堂课继续讲萨特，下半堂课讲我的《九月初九》。
再谈萨特（略）。休息。
《九月初九》，写在1984年。我还没重看一遍。用现在的观点看，要修改了。但有的作品，我就让它去。
谈中国的人和自然，真在题目上标榜，太学究气。想来想去，取“九月初九”，秋高气爽，登高，念旧。
起初投《中国时报》（编按：台北）。居然一年不发表。我没有退稿记录，结果去要求退稿。退回了。据说，是编辑认为我在文章里的观点是不对的。结果寄给《联合报》（编按：台北）的痖弦，马上发了。
有这样的事。
九月初九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
开头。一篇文章，你要动手写，全部精力要定在头一句。中国从前叫做“破题”。一法是正面破题，一法是意外的侧面的来。我这次用的是前一法。整篇文章都在写“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用这一法，就要吃得准，拿准了，写下去。
把整个题破掉，一般说，这种破法是傻的。但我把谜底拎在前面是比较大胆的——你得估量你在后面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挥。
“乐其乐……忧其忧”，是托前面一句主题。用了“宣泄”、“投诉”这样的词。借范仲淹名句。
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学士们只会用“比”、“兴”来囫囵解释，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楚辞又是统体苍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
“三百篇”，加“所谓”二字，是“大概”的意思。这一段，是文雅的借用，不能老老实实自己讲起来。后来的俏皮话（说汉赋缘等），要好心，不能油滑。写“作者”而他不点“屈原”，点名，太重了。写他们，要敬爱。
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禽兽鳞介的谱系，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
到这儿，马上底下要竖点真功夫出来。“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从前，汉赋等于字典。许多字只能到汉赋里去查。但这一层，当然不能说。
直到对自然仿佛“知尔甚深”，可以语气停一停，转到唐代。
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已岂是“拟人”、“移情”、“咏物”这些说法所能敷衍。
引诗，我不喜欢引原诗。要改装过。接二连三要拿出东西来。
宋词是唐诗的“兴尽悲来”，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颓废，梳剔精致，吐属尖新，尽管吹气若兰，脉息终于微弱了。
“吐属尖新”、“吹气若兰”，正好形容宋词。（举曹操三十里“绝妙好辞”的典故。惜未记。） [1]
第一长段，有个细的东西藏在里面：是押韵的。我反对用韵。反对用韵，用起来就好。
接下来大概有鉴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妙好辞已被用竭，懊恼之余，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化了仙，烟魅粉灵，直接与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中国的“自然”宠幸中国的“人”，中国的“人”阿谀中国的“自然”？孰先孰后？孰主孰宾？从来就分不清说不明。
说到唐以后，明清就不必一一举了，一句“接下来”，就讲下去（明清笔记中，自然与人睡在一起，还生孩子）。
第二长段，讲到儒、道、释，涉哲学范畴了。
儒家既述亦作，述作的竟是一套“君王术”；有所说时尽由自己说，说不了时一下子拂袖推诿给“自然”，因此多的是峨冠博带的耿介懦夫。
儒家，其实是既述又作，讲的是一套君王术。除了孟子讲讲人民，孔子他们一句不说。“峨冠博带”，古人有句“君子死，不免冠”。子路被杀得遍体鳞伤，还挣扎去抱回帽子。
格致学派在名理知行上辛苦凑合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纠缠瓜葛把“自然”架空在实用主义中去，收效却虚浮得自己也感到失望。
格致学派，指理学家。他们是理学家，又是理想主义，又是功利主义，那是不行的。
释家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只不过是佛的舞台，以及诸般道具，是故释家的观照“自然”远景终究有限，始于慈悲为本而止于无边的傲慢——
对佛教的判断：“始于慈悲”，“止于无边的傲慢。”开始是慈悲，最后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粗粗比较，数道家最乖觉，能脱略，近乎“自然”；中国古代艺术家每有道家气息，或一度是道家的追慕者、旁观者。道家大宗师则本来就是哀伤到了绝望、散逸到了玩世不恭的曝日野叟，使艺术家感到还可共一夕谈，一夕之后，走了。（也走不到哪里去，都只在悲观主义与快乐主义的峰回路转处，来来往往，讲究姿态，仍不免与道家作莫逆的顾盼。）
（野叟，吃水芹菜，晒晒太阳……）
然而多谢艺术家终于没有成为哲学家，否则真是太萧条了。
我早就有艺术家不能当哲学家的想法。康德要是做音乐家多好，二律背反一定很好听，小提琴、钢琴一起来。
休息。
我说，《九月初九》写得好。
木心：“这是下策。我何以出去干这种事情，粉墨登场。我喜欢的是做陶渊明那样的事。”又说，“当时你说，你把它写出来。我只好给自己出难题”，“要用力气，所谓用力，就是举重若轻”。
“自然”对于“人”在理论上、观念上若有误解曲解，都毫不在乎。野果成全了果园，大河肥沃了大地，牛羊入栏，五粮丰登，然后群莺乱飞，而且幽阶一夜苔生——
野果，自然，果园，人工。大河本来不是为了肥沃土地，可是你人要肥沃，就来肥沃。
“然后，群莺乱飞”，开玩笑了。
历史短促的国族，即使是由衷的欢哀，总嫌浮佻庸肤，毕竟没有经识过多少盛世凶年，多少钧天齐乐的庆典、薄海同悲的殇礼，尤其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甘苦与共休戚相关，即使那里天有时地有利人也和合，而山川草木总嫌寡情乏灵，那里的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钟毓……海外有春风、芳草，深宵的犬吠，秋的丹枫，随之绵衍到煎鱼的油香，邻家婴儿的夜啼，广式苏式月饼。大家都自言自语：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心里的感喟：那些都是错了似的。因为不能说“错了的春风，错了的芳草”，所以只能说不尽然、不完全……异邦的春风旁若无人地吹，芳草漫不经心地绿，猎犬未知何故地吠，枫叶大事挥霍地红，煎鱼的油一片汪洋，邻家的婴啼似同隔世，月饼的馅儿是百科全书派……就是不符，不符心坎里的古华夏今中国的观念、概念、私心杂念……乡愁，去国之离忧，是这样悄然中来、氤氲不散。
前段一本正经，所以在第三段多写日常生活细节，但要和前面调和，细致的描写，要和去国的大愁连在一起。
中国的“自然”与中国的“人”，合成一套无处不在的精神密码，欧美的智者也认同其中确有源远流长的奥秘；中国的“人”内充满“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家打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五行堪舆……然而那套密码始终半解不解。
写到“精神密码”，要用点“现代”写法了。
因为，也许更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
到中国的“自然”里有“人”，点出自己的看法。
谁莳的花服谁，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犹如衣裳具备袭者的性情，旧的空鞋都有脚……
“谁莳的花服谁”，轻轻写，一步步写。写到旧鞋“都有脚”，总该服了吧。
古老的国族，街头巷尾亭角桥堍，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更是重重叠叠的往事尘梦，郁积得憋不过来了，幸亏总有春花秋月等闲度地在那里抚恤纾解，透一口气，透一口气，这已是历史的喘息。稍多一些智能的人，随时随地从此种一闪一烁重重叠叠的意象中，看到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而且头尾分明。
写到“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与“脚”对应。写到这儿，可以歇歇，抽口烟，想，这小子还聪明。
古老的国族因此多诗、多谣、多脏话、多轶事、多奇谈、多机警的诅咒、多伤心的俏皮绝句。茶、烟、酒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唯有那里的“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那里的“人”。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而且，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可见当时的纷争都是荒诞的，而桃花、蒲公英、松菌、竹笋的主见是对的。
另外（难免有一些另外），中国人既温暾又酷烈，有不可思议的耐性，能与任何祸福作无尽之周旋。在心上，不在话下，十年如此，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忽然已是千年了。苦闷逼使“人”有所象征，因而与“自然”作无止境的亲嫟，乃至熟昵而狡黠作狎了。至少可先例两则谐趣：金鱼、菊花。自然中只有鲋、鲫，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而不值钱的光阴，培育出婀娜多姿的水中仙侣，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金鱼的品种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是很单调的，也被嫁接、控制、盆栽而笼络，作纷繁的形色幻变。菊花展览会是菊的时装表演，尤其是想入非非的题名，巧妙得可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中庸而趋极的中国人的耐性和猾癖一至于此。亟待更新的事物却千年不易，不劳费心的行当干了一件又一桩，苦闷的象征从未制胜苦闷之由来，叫人看不下去地看下，看下去。“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法来对待庄稼，就注定以颗粒无收告终，否则就不成其为“自然”了。
从长历史的中国来到短历史的美国，各自心中怀有一部离骚经，“文化乡愁”版本不一，因人而异，老辈的是木版本，注释条目多得几乎超过正文，中年的是修订本，参考书一览表上洋文林林总总，新潮后生的是翻译本，且是译笔极差的节译本。更有些单单为家乡土产而相思成疾者，那是简略的看图识字的通俗本——这广义的文化乡愁，便是海外华裔人手一册的离骚经，性质上是“人”和“自然”的骈俪文。然而日本人之对樱花、俄罗斯人之对白桦、印度人之对菩提树、墨西哥人之对仙人掌，也像中国人之对梅、兰、竹、菊那样的发呆发狂吗——似乎并非如此，但愿亦复如此则彼此可以谈谈，虽然各谈各的自己。从前一直有人认为痴心者见悦于痴心者，以后会有人认知痴心者见悦于明哲者，明哲，是痴心已去的意思，这种失却是被褫夺的被割绝的，痴心与生俱来，明哲当然是后天的事。明哲仅仅是亮度较高的忧郁。
中国的瓜果、蔬菜、鱼虾……无不有品性，有韵味，有格调，无不非常之鲜，天赋的清鲜。鲜是味之神，营养之圣，似乎已入灵智范畴。而中国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说过了再重复一遍也不致聒耳，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这个俄而形上俄而形下的谛旨，姑妄作一点即兴漫喻。譬如说树，砍伐者近来，它就害怕，天时佳美，它枝枝叶叶舒畅愉悦，气候突然反常，它会感冒，也许正在发烧，而且咳嗽……凡是称颂它的人用手抚摩枝干，它也微笑，它喜欢优雅的音乐，它所尤其敬爱的那个人殁了，它就枯槁折倒。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幸蹇，或盈或涸，或茂或凋，或憔悴绝食以殉。当然不是每一花每一犬都会爱你，道理正如不是每个人都会爱你那样——
要留余地。当然不是每一花每一犬爱你，正如不是每一人爱你一样。要懂得自己脱身。
如果说兹事体小，那么体大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正因为在汗漫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故而瑞征、凶兆、祥云、戾气、兴绪、衰象，无不似隐实显，普遍感知。粉饰出来的太平，自然并不认同，深讳不露的歹毒，自然每作昭彰，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两回事。中国每一期王朝的递嬗，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童谣，事后才知是自然借孩儿的歌喉作了预言。所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乐了，为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忧了；试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大有人在，怎能不跫然心喜呢，就怕“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后下去，诚不知后之览者将如何有感于斯文——这些，也都是中国的山川草木作育出来的，迂阔而挚烈的一介乡愿之情。没有离开中国时，未必不知道——离开了，一天天地久了，就更知道了。
到最后一段，又从小问题拉到大问题（江河、巨泊等等），末尾两句，不必像主题那样正面，平实，讲完。
大家自己对自己，要落落大方。
再听我讲也没用，一定要自己写。
所谓健康，是多少病痛积成的，麻木，是多少敏感换来的。
[1] 《世说新语·捷悟》，曹操途经曹娥碑。石碑背面有谜面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问杨修是否知道谜底。杨修说：“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想。”走出三十里地，曹操说：“我知道了。”他和杨修各自写出答案：“黄绢，有色的丝织品，是‘绝’字；幼妇，少女的意思，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孩子，是‘好’字；齑臼，承受、捣碎辛辣调料的器具，是‘辞’字。连起来，是‘绝妙好辞’。”曹操不由感叹：“我比不上杨修，三十里后才明白。”——编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