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讲 中国古代戏曲（二）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日

从前的戏，看不到考状元，不肯散的。情节是俗套的，但成就是文学的。

前有《牡丹亭》，后有《红楼梦》，曹雪芹也赞美，借宝黛之口，竭力称赞。这种情致，现代青年不易共鸣。我少年时家有后花园，每闻笛声传来，倍感孤独，满心欲念，所以爱这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智极成圣，情极成佛。”中国古代是知道的：佛比圣高。圣是现世的，佛是超脱的。历来所谓红学家几没有以汤显祖这句话触及《红楼梦》研究。

任性，要看任什么性。伟大的性，要任，大任特任……但话要说清楚：先要通情达理。所谓情，是艺术的总量。理，是哲学的目的。你不通不达，是个庸人；既通又达，充其量二流三流——我所谓通情达理，是指这个意思。如果你自问已够通了，够达了，那就试试任性吧。

作者在序中说：“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这是艺术家的态度，不能讲老实话，要守住分寸，真正的话不能说。

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评他，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这一期戏曲，大家一定很陌生，几乎不知道。作为文学史，不能陌生不讲，陌生更要讲，讲了就不陌生了。

从元朝讲到明末。

中国文体的变迁，有各个阶段，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这个概念值得品味（不是唐朝无文无词，但确实以诗为主）。现在讲的戏曲，以元为主，接明朝。

当时四大传奇，“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那是为民间娱乐写的。曲文（唱词）和宾白（说辞、旁白）用的是民间的惯语，人人能懂。但不能满足文士，因此剧作者另找趋向，走文学的路，使戏文、宾白雅，以骈俪文出之（也称骈四俪六、骈体文，盛行于唐代，汉赋里已有因子）。《浣纱记》、《祝发记》，通篇没有一句散语，全是对句。

剧本从民间语言转为文人辞藻，又好，又不好。好，是雅致了，不好，是减弱了文学的元气。

我们要讲人物。构成文学史，不过是几个文学家；构成美术史，不过几个美术家而已。

最伟大的戏曲家，是汤显祖。他应该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可惜没有成。另有郑若庸、屠隆、梁辰鱼、张凤翼、王世贞、沈璟、陆采、徐复祚、梅鼎祚、汪廷讷。后又有阮大铖、尤侗、李渔、李玉。

汤显祖（1550—1616），　江西人。万历癸未年（1583）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因上书皇帝批评宰相，不受，下放广州一处做小官，后再做县官。穷，老不如意，住“玉茗堂”。“穷老蹭蹬，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

代表作《牡丹亭》（后来的昆曲折子戏《游园惊梦》即出于此），还有《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所作诗文，后称《玉茗堂文集》。其中最好看的是书信，文字精妙，情理并茂，非常感人。

论戏曲，那时无人可与之比肩。上比，可与高明《琵琶记》等较量，下启，可与阮大铖《燕子笺》等一论。《牡丹亭》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可与《西厢记》媲美。

《牡丹亭》甫写毕，有娄江女子俞二娘读后，大感动，病而死。杭州有美女冯小青，郁郁而死。有诗曰：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夜读《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我说，这是女子的“维特之烦恼”。我欣赏另外一种传说：《牡丹亭》试演时，当时有玉兰树久不开花，丝竹管弦起时，满树齐开花——这种传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

《牡丹亭》有五十五出，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恋爱。南安太守杜宝，假称杜甫后代，有女儿丽娘待嫁。春日午后丽娘在花园玩，回房后春悃，睡着，梦中见书生柳梦梅，托为柳宗元的后代，两人恋爱婚好。醒来后得相思病，丽娘自觉好不了，就画自画像（古人画像都不像的），画完就死了。

柳梦梅确有其人，一日见此画像，惊为天人，供奉画像，与之对谈。不久，杜丽娘鬼魂来了，相爱。柳梦梅开棺取杜丽娘，丽娘复活，成婚，且柳梦梅终于考中状元。

从前的戏，看不到考状元，不肯散的。情节是俗套的，但成就是文学的。《西厢记》后，《牡丹亭》居第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前有《牡丹亭》，后有《红楼梦》，曹雪芹也赞美，借宝黛之口，竭力称赞。这种情致，现代青年不易共鸣。我少年时家有后花园，每闻笛声传来，倍感孤独，满心欲念，所以爱这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总之，汤显祖是极多情的——艺术家是什么呢？现实生活中用不完用不了的热情，用到艺术中去。艺术家都是热情家，热情过盛，情种如歌德、瓦格纳，也还是把最浓的情用到艺术中去。汤显祖自己在书信中有言：

智极成圣，情极成佛。

中国古代是知道的：佛比圣高。圣是现世的，佛是超脱的。历来所谓红学家几没有以汤显祖这句话触及《红楼梦》研究。

读汤显祖的信，可见其豪爽而温茂。他很自信，也很雅谑。我称这种人是“通情达理而脾气很坏的人”。

汤剧的意义是，情真，可以只是梦见，情痴，死人可以复活。五十五出中，以《惊梦》、《写真》、《魂游》、《幽媾》、《冥誓》、《回生》诸出为精华。古代中国少女的情感总是抑郁不宣，汤显祖大胆而细腻地呈现，故历来少女爱读《牡丹亭》。

《南柯记》根据唐人传奇改编，《南柯太守传》，加些情节。《邯郸记》根据唐人《枕中记》改编。《紫钗记》也根据唐人《霍小玉传》改编，不如唐人传奇好。

上次我讲唐人传奇，特别推重《南柯太守传》、《枕中记》、《霍小玉传》，汤显祖正是取了这几则素材。每当碰到这种“所见略同”，很快乐。北京话是叫做“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汤显祖的唱词，常有很难唱的句子，唱者得改了才能上口。他很怒，说：我写的东西，不妨将天下人嗓子拗折。很霸道，很可爱。瓦格纳也有些作品不能演奏，得指挥改编后才好上演。

任性，要看任什么性。伟大的性，要任，大任特任。音乐家最任性的是贝多芬，乐谱中常标出：“必须这样！”画家中最任性的是梵高。哲学家中最任性的是尼采。

但话要说清楚：先要通情达理。所谓情，是艺术的总量。理，是哲学的目的。你不通不达，是个庸人；既通又达，充其量二流三流——我所谓通情达理，是指这个意思。如果你自问已够通了，够达了，那就试试任性吧。

王世贞（1526—1590） ，有说《鸣凤记》是他所作。他不写古代题材，只写他的时代的事。当时大奸臣严嵩及其子严世蕃，父子两人专权误国。有一杨继盛上疏指责，为严氏父子陷害入狱，终死于东市，妻同殉。后又出忠臣邹应龙等，再上书弹劾严嵩，终于把严嵩扳倒，杨继盛因此在明史上得美名。

相传王世贞此剧写于严嵩垮台后，马上上演。演员认识严、杨二人，演来惟妙惟肖，大轰动。

《浣纱记》叙范蠡与西施之事。妙在范蠡和西施本是情人，有婚约，为了复国才抑制私情，架构了美人计。文词极美，故流传四方，尤其在苏州一带，年轻人都会唱《浣纱记》。

郑若庸，约1535年前后在世。早年有诗名，后写戏曲《玉玦记》。其中一段故事有趣，写婊子薄情，很真实，很成功，致使当时妓院断了生意。妓鸨请别人写妓女有义的剧本，遂使生意又好起来。

这正是王尔德所云：人生模仿艺术。

明人多取唐人传奇，说明明人创作力不够，没有大灵感。其余剧作家取自唐人传奇的，多弄糟了原作，小灵感害了大灵感。

沈璟（1553—1610），他把武松弄了个老婆，好好一条汉子就此完了——武松好，好在单身。

汪廷讷（1573—1619），他倒奇怪，写了个怕老婆的故事《狮吼记》。写苏轼之友陈季常害怕老婆，其妻柳氏善妒，苏轼设计赠以家姬，后以佛印禅师降伏了号为河东狮子之柳氏。这倒是难得的喜剧，情节对白很风趣，人物逼真，流传广。从前讽人怕老婆，曰：“贵公有季常癖乎？”

还有一位顾大典，生卒年不详，写《青衫记》，写白居易，也是小灵感害大灵感，把“商人妇”写成白居易情人。这种改编很讨厌。

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叶宪祖（1566—1641），《鸾鎞记》把温飞卿（温庭筠）和鱼玄机（道姑）作美，拉在一起。中国人爱这种团圆、状元、作美，是想把一切都当场在剧院里了结。西方不肯了结，带回家。西人强，中国人弱。

明末，有冯梦龙（1574—1646），有阮大铖（1587—1646），是大家。

冯梦龙的功劳在编纂三部书《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短篇小说集），改编传奇十多种，功不可没。

阮大铖著有《燕子笺》，霍都梁赴京会试，恋名妓华行云，为她画像，把自己也画入，然后付裱。同时，礼部尚书的女儿亦将吴道子画的观音送去裱。结果两卷裱好送错了门，霍都梁的给了尚书女儿，她的容貌与画中人极像，可旁边站个陌生男人，而且非常俊秀，题款是“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那小姐名叫郦飞云，更觉奇了，春日作词，咏叹此事。词笺为燕子衔去，恰巧落在霍都梁手里。后经战乱、失散，结局是一个飞云、一个行云，都做了霍都梁的妻——《燕子笺》好在文词精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里也赞赏了一番（《牡丹亭》、《燕子笺》、《桃花扇》，从前每家必备）。

清兵入关，杀人如麻，戏台寥落。平定局面后，剧作家又出来，有尤侗、李渔、吴伟业（又名吴梅村）。

吴伟业（1609—1672），代表作《秣陵春》，情节离奇，有特殊意义。作者在序中说：“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

这是艺术家的态度，不能讲老实话，要守住分寸，真正的话不能说。

尤侗（1618—1704），反当时潮流，不肯写才子佳人，是个批判现实主义者，讽刺打击当时权贵。时人有云，凡尤侗剧“登场一唱，座中贵人未有不变色者”。

李渔（1611—1680），号笠翁，写过约十六种剧作，文字绵密，结构适当，惜格调不高，太通俗。有散文集名《闲情偶寄》，主要谈演戏应该怎么演，非常内行，连怎样烧饭煮菜，都能写得娓娓动人。他多才多艺，有时走偏锋，走得玩世不恭。

再单独讲讲徐渭（1521—1593），字文长，画、诗、字，怪，可剧本不怪。有四种，总称“四声猿”，其实四个本子各不相干。第一本写祢衡击鼓骂曹（《狂鼓吏渔阳三弄》）。第二本写玉通禅师破戒而投胎，后沦为妓女（《玉禅师翠乡一梦》）。第三本写木兰替父从军（《雌木兰替父从军》）。第四本写黄崇嘏女扮男装中状元（《女状元辞凰得凤》）。

发挥一下：风格是一种宿命。

徐文长字怪画怪，剧本不怪，反倒不好了。叫梵高画工笔，完了。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对艺术家，还有一句潜台词：认识你自己的风格。

一说：恨不早生三百年。给人说了。

我说：幸亏晚生三百年。古人忘说的，我来补说。

有人或在心里说，认识自己的风格有何难？希腊人知道，认识自己最难。

毕加索完成蓝色、粉红色（玫瑰）时期，认识自己了吗？等他看到黑人木雕，醒了过来。贝多芬到《第三交响乐》，才是自己。

认识自己的风格，是大幸事，很多人一辈子不曾享受这种幸事。但找到后能否成功，还难说。

杨慎，号升庵，才华高迈，著作浩繁。有三剧本。

王夫之，即王船山。写过一剧。

以上两位都是大学者，可见当时文人都写一手剧本，如唐人都作诗，宋人都作词，有那么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汉文化一直到流到清末，断了，没有了。

这种既传统又发展的集体潜意识到“五四”断层，其严重性，是个思考题。

现在转向明朝的诗人和散文家。

戏曲是主流，诗和散文是冷落的。有的荒疏，有的古怪。到明末有两位大人物出，钱谦益、吴梅村，风气为之一振。他们的文风可以四字概括，精莹浑厚，开之后两百年文字局面。上海研究明史的人不少，你们回去要经得起问。

永乐年间有台阁诗人杨士奇、解缙、杨溥、杨荣。弘治、正德年间有李东阳的“茶陵派”。这一派提倡崇拜杜甫，拟古，当时有正本清源的效果。

永乐之后，另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世称“七子”，号召回复秦汉文章，回复盛唐的诗风。

后来民间所熟知的，是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文徵明。他们的诗文都放逸不居。民间传说他们放荡、无赖，其实不全是。唐伯虎是很正经的人。三人字画都非常好，唐伯虎的画神秀，秀润，近乎拉斐尔。

“七子”之后，又有“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均复古派。七人不团结，分裂，去二人，成“五子”，又有“广五子”、“续五子”，其实平平之辈。

最后有“末五子”，超过“前七子”与“后五子”。

没有排入“七子”、“五子”的大人物还有：唐顺之、王守仁（即王阳明）、王慎中、杨慎、徐文长（即徐渭）。

王阳明，创良知之说，是个体系，影响蛮大的，不论对不对，有功劳。其诗文不依傍古人，然格律严整。王慎中，文章淡永条达（韩愈评柳宗元“俊杰廉悍”）。唐顺之，善拟唐宋风格。杨慎，素以诗名。徐渭已讲过，十足的天才，齐白石愿做“青藤门下走狗”，就是指他。

“七子”、“五子”盛极一时间，还有归有光、茅坤。

归有光文章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之风。茅坤，所谓“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就是茅坤首先提出来的。

平时读点中国旧书的人，总会碰到所谓公安体、竟陵体，趁此解释一下：

明末，有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著名于世，号称三袁，其文体奇诡，因为是湖北公安人，故标榜为公安体。

钟惺、谭元春，并驰文坛，都是竟陵人，故名竟陵体。

上次丹青说，在加州遇到一台湾女士，是桐城派后裔。丹青问：什么是桐城派？我讲了，现在丹青恐怕又忘了。（丹青：完全忘了）那是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构成的学派，主张为文简严整洁，中规中矩，是清代古文的正宗，因地点是安徽桐城，故号桐城派。这个派早就绝种，民国还有人标榜桐城派，被鲁迅骂了一通。上次我在哈佛大学遇见一个年轻学者，标榜桐城派后裔。

明将末，还有几位大师，要稍细讲。

钱谦益、吴梅村，可说是清代文学的祖宗，又处于改朝换代间。可是政治上有衰落、败北、灭亡、改朝，文学上没有，文学是连绵生息的。皇帝会被推翻，科学定律可以否定，文学艺术没有推翻这回事。

钱谦益（1582—1664），是一代宗师，清室入关，他去迎接，被后人看不起（石涛也去迎接的）。

吴梅村（即吴伟业），特别有才气，我评为英才天纵。二十岁即为翰林院编修（相当哈佛教授），诗作悲惋，以歌记事，称为诗中的史家。善画，笔端清秀，时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合称“画中九友”。

索性再讲下去。

顾炎武（1613—1682），代表作《日知录》，共三十二卷，其实是读书笔记，我评为博赡而能贯通。每记事，详录本末，引据浩繁，真大学者。

黄宗羲（1610—1695），年少时以义侠著称，明亡后著《明夷待访录》，是论治国平天下的书。入清后不仕，和顾炎武、王夫之同，以气节名高一时（王夫之更遁入深山）。

还有侯方域（1618—1654），又名侯朝宗，即《桃花扇》里的主角侯公子。

王士祯（1634—1711），别号渔洋山人，又称王渔洋，提倡神韵，评为清代第一大诗人。

朱彝尊（1629—1709），号竹垞，说到清词，必提到朱彝尊。

还有两位满人：纳兰性德（1655—1685），太清君（顾太清，道号太清，1799—1877）。

纳兰性德，完全是《红楼梦》里的公子哥儿。作词绵密清婉，留有《饮水诗词集》。我以为太阴柔，太弱。

太清君，人的性格好，词不过尔尔。

顾贞观（1637—1714），想写什么就能写出来。如马奈（édouard Manet），想画什么，画出来了。

徐文长，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奇怪的人，成就在画，书画实在好。

比他更狂的是金圣叹（1608—1661），本名叫张采，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单看姓名，知其玩世不恭。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入清不仕。为人傲奇，博览多通，其文汪洋巧姿，雅俗杂糅。他说：“天下才子之书有六：一庄，二骚，三马史，四杜律，五水浒，六西厢记。”从前把小说入才子书，是大逆不道，他照选入，领异标新，迥出意表。文字犀利快明，纡曲而能尽情，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

我批评金圣叹，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历史使人通达，哲学使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