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的侄女
伯爵的侄女*
小说有一个性质非常微妙的方面，它的重要性值得关注，却很少被人提及。我们可以对家庭出身保持沉默忽略不计，假定一个人的出身和其他人没有区别；然而英国小说却深深地卷入了社会等级的升降起落，没有这些内容也就面目全非难以辨认。梅瑞狄斯在《奥普勒将军与坎伯夫人案例》中写道：“他请管家传话，他马上过去奉陪坎伯夫人，同时他又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装。她是伯爵的侄女。”所有正统的英国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段描述，并且认为梅瑞狄斯完全正确。在那种情况下，一位将军肯定会额外地整刷一下他的外套。虽然将军可能具有与坎伯夫人同等的社会地位，上面的描述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赤裸裸的外表没有贵族名分，他被夫人的社会地位所震慑。没有伯爵、男爵或骑士头衔罩着他。他不过是个英国绅士罢了，而且还是个穷绅士。因此，即使对今日的英国读者而言，在他拜见坎伯夫人之前“赶紧整理一下他的服装”毫无疑问是必须的。
假定社会等级差别已经消失是无用的。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未受此类身份等级约束，他的生活天地广阔。然而这是幻觉。闲暇无事在夏日炎炎的街头漫步，可以看到披着头巾的打杂女工在身穿罗绫的成功人士中间擦肩挤身而过；也可以看到女店员们把鼻子贴在汽车玻璃窗上窥望；还能见到容光焕发的青年和器宇轩昂的长者等候召唤觐见乔治国王陛下。不同等级之间或许并无对抗意识，然而亦无沟通交流。我们被篱栅围困，相互隔离，断绝联系。我们在小说里看到了自己，立刻明白这就是事实真相。小说家，尤其是英国小说家都知道，而且乐于知道，社会是由许多彼此隔离的玻璃匣子构成的窝巢，每个匣子里容纳了一个具有独特习俗和品质的群体。他知道有伯爵而伯爵们还有侄女；他知道有将军而将军们在拜见伯爵侄女之前要整刷外套。然而这些不过是小说家知识库中的ABC罢了。因为在短短几页中，梅瑞狄斯就使我们明白，不但伯爵们有侄女，而且将军们有表亲；表亲们有朋友；朋友们有厨娘；厨娘们有丈夫，而将军们的表亲们的朋友们的厨娘们的丈夫们是一群木匠。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玻璃匣子里，而小说家必须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从表面上看来，中产阶级千篇一律，实际上决非如此。各种奇特的脉络和线索在社会大众之间纵横交错，把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相互隔离，神秘的特权和无权状态是如此难以捉摸，无法用粗糙的头衔来分类标明，它们阻碍并且扰乱了人类交际往来的重大事务。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从伯爵的侄女到将军表亲的朋友之类社会等级的迷宫之后，我们依然面临深渊；我们前面有一道鸿沟；工人阶级就在对岸。像简·奥斯丁那样具有完美判断力和趣味的作家，向鸿沟对岸瞥了一眼；就把她自己的写作局限于自己的特殊阶级，并且发觉其中有无穷的层次。但是像梅瑞狄斯那样思维活跃、追根究底、爱好争论的作家，越界探索的诱惑不可抗拒。他的手指上上下下触摸社会等级的琴键，奏响了一个又一个音符；他坚持让伯爵和厨娘、将军和农夫按照各自的身份发言，并且在极其复杂的英国文明生活喜剧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他自然而然会去尝试探索。一位被喜剧精神所感染的作家，乐于敏感地鉴别这些阶级差异；这给了他机会去把握住这些东西，并且玩弄一番。没有伯爵的侄女和将军的表亲，英国小说就索然无味，一片荒芜。它就会与俄国小说相似，回过头去诉说浩瀚的心灵和人类的友情。它就会像俄国小说那样缺乏喜剧。即使我们意识到伯爵的侄女和将军的表亲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在卷了刃的刀锋上欣赏讽刺喜剧所获得的乐趣，是否值得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很昂贵。小说家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紧张压力。在两个短篇小说中，梅瑞狄斯英勇豪迈地试图跨越所有的鸿沟，从容不迫地把握住五六个不同的社会等级。现在他用伯爵侄女的口吻说话，等一会儿又改用木匠老婆的语气。他的大胆尝试未必圆满成功。你会感觉到（或许这并无根据）伯爵侄女的脾气未必像他所描绘的那么尖酸刻薄。贵族或许并非从他的角度所表述的那么趾高气扬、行为怪异。然而，他笔下的大人物还是比小人物写得更为成功。他的厨娘们太过老迈、肥胖；他的农夫们太过健壮、世俗。他过分突出了这些人物的精神气质，他们挥拳拍腿，表情夸张。他离他们太远，无法轻轻松松描写他们。
因此小说家，特别是英国小说家，似乎感到无能为力，而其他艺术家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他的作品受到了他自己出身的影响。他注定只能深切了解并且恰当描绘那些属于他自己社会阶层的人物。他无法摆脱那个培育了他的玻璃匣子。纵览小说发展，我们发觉狄更斯的小说中没有绅士，萨克雷的小说中没有工人。简·爱是否可以称为淑女，人们没有把握。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和爱玛们只能是淑女，决不会被看作其它人物类型。要想找个公爵或清洁工势必徒劳无功——我们怀疑在小说中任何地方都难以找到此类处于极端等级的人物。于是我们得出悲伤而无奈的结论，小说不仅比它原来可能达到的水平更差，而且大大地阻碍我们去了解社会高层或底层的情况——因为小说家毕竟是伟大的叙述者。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去猜测这片土地上最高层人物的心理感觉。国王感觉如何？公爵如何思考？我们都没法说。因为这片土地上最高层人物很少写作，而且他们从来不写关于他们自己的情况。我们从来不会知道，在路易十四眼中他自己的朝廷看上去是什么模样。确实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英国贵族不复存在，或者与普通民众融为一体，然而没有留下关于他们自己的任何真实图像。
但是，和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无知相比，我们对于贵族的无知微不足道。在任何时候，英法两国的显赫世家都喜欢在他们的餐桌上款待知名人士，于是萨克雷、迪斯累里、普鲁斯特之流大作家对于贵族生活的款式和时尚了如指掌，执笔描述胸有成竹。然而很不幸，按照社会生活的发展框架，文学事业的成功总是意味着作家地位的上升而从来不可能是下降，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机会也很少——这却是更令人盼望的事情。地位正在上升的小说家决不会被管道工夫妇纠缠不休，身不由己去和他们一起喝杜松子酒吃海螺。他的作品决不会使他去接触猫食贩子，或者使他和大英博物馆门口卖火柴鞋带的老太婆开始通信。他有钱了；他受人尊敬了；他买了一套晚礼服去和与他身份相当的人们一起用餐。因此，成功小说家的后期作品，如果有任何不同，总是显示出他的社会等级略有上升。我们往往会看到越来越多成功人士和杰出人士的肖像。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时代的老捕鼠人和马夫被彻底逐出了小说的场景，或者更加令人反感，他们成了怜悯的对象，奇特的例子。他们被用来衬托富人的高贵。他们被用来指出社会制度的罪恶。他们不再像乔叟写作的时代中那样，纯粹代表他们自己。因为，让工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去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写作这种行为给人的教育，意味着他们的自我意识或阶级意识立刻加强，或者使他们脱离原来的阶级。匿名写作，在它的荫庇之下可以最快乐地写作，这是中产阶级作家独享的特权。作家们从中产阶级里涌现出来，因为只有在中产阶级里，写作才会像耕地盖屋一般轻松自然习以为常。因此，拜伦当诗人肯定比济慈更加困难；要使一位公爵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就像由柜台后面的一位商人来写《失乐园》，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情况在变化，以往的阶级区分不像现在那样坚硬固定。在这方面伊丽莎白时代比我们自己的时代更富于弹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那么狭隘保守。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处于前所未有大变革的前夕。大约在另外一个世纪，这些阶级区别就毫无意义。我们所熟悉的公爵和农业劳工可能像巨鸨和野猫一样完全消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只有智力和性格方面的自然差异了。奥普勒将军（如果那时还有将军），不必整刷他的外套（如果还有外套），就去拜见伯爵（如果还有伯爵）的侄女（如果还有侄女）。然而，将军、侄女、伯爵、外套一旦消失，英国小说是什么状况，我们难以想象。它的性质可能发生改变，使我们对它不再熟悉了解。它可能会绝灭。我们的后代可能很少写作小说取得成功，正如我们自己很少创作诗剧取得成功。真正民主时代的艺术将是——什么模样？
* 本文选自《普通读者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