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笛福
论笛福(1)
几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往往有一种恐惧心理，他唯恐自己是在打量着一个正在消失的幽灵，并且不得不预告它正趋向于灭亡。对于《鲁滨孙飘流记》两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而言，不仅不会有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只要想起他居然会有这种念头，都会感到可笑。这或许是事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鲁滨孙飘流记》已经诞生两百周年了，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去作那种通常的推测：人们现在是否还在阅读并且将要继续阅读这本书。这两百周年所产生的效果，令我们惊叹：这部永存不朽的《鲁滨孙飘流记》，不过才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这本书好像是整个民族的无名产品之一，而不是个人智力的结晶；说起这本书的两百周年纪念，我们立即会想到，我们是在纪念英国的史前遗迹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石柱本身。这有一部分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都曾经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鲁滨孙飘流记》，因此，我们对于笛福和他这部小说的心情，与希腊人对于荷马的崇敬十分相似。我们当时从未想到过有笛福这么一个人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鲁滨孙飘流记》原来是某人用笔写出来的故事，这或者会使我们感到不快，或者会使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童年时代的印象，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印象。丹尼尔·笛福的大名，似乎仍然没有权利在《鲁滨孙飘流记》的扉页上出现，如果我们纪念这本书的两百周年，我们不过是间接提及这个事实：这本书就像那史前的巨大石柱一样，至今依然留存。
这本书的伟大名声，给它的作者带来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它给了他一种无名的荣誉的同时，它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又是一些其他作品的作者，我们可以放心地断言，这些作品我们在儿童时期可没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当《基督世界》的编辑呼吁“英国的男女儿童”在笛福那座曾被雷电击坏的坟墓上竖立一块纪念碑时，在那块大理石上就铭刻着：纪念《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并未提及《摩尔·弗兰德斯》。想起这本书的主题，以及《罗克萨纳》、《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和其他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就不必为这种忽略感到惊奇，虽然我们或许会感到愤慨。我们可能会同意笛福传记的作者赖特先生的意见：这些“不是念给客厅餐桌旁边的人们听的作品”。然而，除非我们把客厅的桌子这件有用的家具当作艺术趣味的最后裁决者，我们必然会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由于这些作品外表上的粗糙，或者由于《鲁滨孙飘流记》的广泛声誉，使它们远远没有赢得它们应有的名声。在任何一块纪念碑上，要是它还值得称为一块纪念碑的话，至少应该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纳》的名字和笛福的名字一样深深地铭刻上去。它们可以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堪称无可否认的伟大英国小说的著作并列。它们那位更加著名的伙伴的两百周年纪念，很可能会使得我们去思考：它们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而它们的优点和《鲁滨孙飘流记》的优点有着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当笛福成为小说家时，他已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人了。他是一位比理查森(2)和菲尔丁要早好多年的前辈，他是真正给小说定型并且把它推上它的发展道路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他居于先驱地位的事实，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当他着手写作小说之时，他对于这门艺术怀有某些概念，他之所以获得这些概念，有一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就是这种概念最初的实践者之一。小说必须讲述真实的故事，并且宣扬高尚的道德，才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这样通过虚构捏造来提供一个故事，肯定是一种最丑恶可耻的罪行，”他写道，“正是某种谎言，在心头捅了一个大窟窿，而一种说谎的习惯，就渐渐地钻了进去。”因此，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前言和正文里，他煞费苦心地坚持声明：他从未凭空捏造，总是依据事实，而他的一贯目的，是那种十分合乎道德的愿望，他要使有罪的人幡然悔悟，或者告诫天真无辜的人免入歧途。幸运的是，这些原则和他的自然气质、天赋才能完全吻合。在他把他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字在小说中加以叙述之前，他于六十年生涯中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命运，已经在他的心中积累了丰富的事实。他写道：“不久以前，我曾经把我一生中的情景总结成两行对偶的诗句：
没有人比我更饱尝命运的酸甜苦辣，
我历尽沧桑经受了十余番贫富更迭。”
在他写作《摩尔·弗兰德斯》之前，他曾花了十八个月时间，在伦敦新门监狱和小偷、海盗、拦路抢劫犯、伪币铸造者交谈。但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偶然事件在你身上所留下的深刻印记来切身感受各种事实，这是一种情况；把别人所说的那些事实贪婪地吞咽下去并且把它们的印象永不磨灭地保存下来，这又是另一码事。并非仅仅因为笛福理解贫困的沉重压力，因为他曾和这种压力之下的牺牲者们谈过话，而且因为那种任凭环境摆布、被迫想尽各种办法来糊口的没有保障的生活唤起了他的想象力，要求把它作为他的艺术的恰当素材。在他那些伟大小说的最初几页中，他把他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置于如此冷漠无情的悲惨境地，他们的生存必然是一种不断的挣扎，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完全是幸运和他们本身努力奋斗的结果。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女犯人在新门监狱生下的婴儿；辛格顿船长在童年就被人偷去卖给了那些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生来就是一位绅士，却当了扒窃犯的门徒”；罗克萨纳起初生活较有保障，但她在十五岁时结了婚，后来眼看着她的丈夫破了产，在她身边留下了五个孩子，处于“用言词所能表达的最悲惨的境地”。
就这样，这些男孩或女孩人人都得为自己去开辟一个世界，进行一番搏斗。如此来处理书中的局面，完全合乎笛福的心意。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她刚刚出生，或者说仅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时间，就被那“最恶毒的魔鬼——贫困”所唆使，她刚会做针线活儿，就不得不自己谋生，她被人们所驱逐，到处流浪，从来也不向她的创造者祈求她无法给自己提供的那种美妙的家庭生活气氛，却依靠他去尽她所能地招徕陌生人和顾客。从一开始，证明她自己的生存权利这个沉重的负担，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不得不完全依靠她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每逢意外事故发生，她就用在自己的头脑里锻炼出来的、凭经验得来的道德准则去应付。这个故事之所以是生气勃勃的，有一部分是由于她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越过了众所公认的法律界限，因此她就获得了一种被社会所排斥的流浪者的自由。唯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她能够舒适安全地定居下来。然而，从一开始，作者的特殊天赋就表现出它自己的力量，避开了那明显的危机，免于陷入冒险小说的俗套。他使我们明白，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为一连串冒险故事所提供的某种材料。为了证明这一点，像罗克萨纳一样，她一开始就热情地，或许是不幸地，陷入了情网。她必须提起精神去和别人结婚，并且非常密切地注视她的账目结算和前途命运，这对她的热情而言是不可轻视的因素，但这要由她的出身来负责；而且，和笛福笔下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是一位有健全理解力的人物。只要合乎她的目的，她就毫无顾忌地撒谎，既然如此，当她把关于她的真相说出来时，其中总有某些不可否认的事实。她不能为个人感情的细腻微妙而浪费时间；她落下一滴眼泪，感到片刻的惆怅，于是她又把“那个故事继续讲下去了”。她有一种喜欢迎着风暴毅然前进的气概。她乐于施展她自己的各种能力。当她发现，在弗吉尼亚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原来是她的亲兄弟，她感到十分厌恶，她坚持必须和他分手；但是，她一到布里斯托尔港，“就改变航线到巴思温泉去了，因为我还年轻，我的天性一向乐观，并且继续乐观而趋于极端”。她并非没有心肝，也没人能指责她举止轻浮；但是，生命使她喜悦，她是一位把我们全都吸引住的活生生的女主人公。有甚于此，她的雄心壮志带有想象色彩，这使它可以列入那些高贵激情的范畴。她生性泼辣，注重实际的需要，尽管如此，某种渴望仍时常在她的心头萦绕，她渴望浪漫的爱情，渴望那种（按照她的观念而言）使一个男子汉成为一位绅士的品质。当她使一个拦路抢劫犯对她的财产作出错误的估计之时，她这样写道：“他的确具有一种真正的骑士风度，而这对我说来就更加可悲。宁可毁于一位体面的绅士之手，也胜过被一个流氓糟蹋，甚至这也是某种令人宽慰的想法。”下面的情况和她这种性格是完全符合的。她为她的最后一个伙伴感到骄傲，因为当他们到达殖民地时，他拒绝干活而宁可打猎，她高高兴兴地给他买了假发和银柄的宝剑，“使他看上去像一位优雅的绅士，因为他确实是一位这样的人物”。她对于炎热气候的偏爱，和她亲吻她儿子踏过的土地的那种激情是完全一致的。她高尚地忍受了别人的各种过失，只要它不是“在精神上完全低级下流，专横，残忍，在占上风时冷酷无情，在处境不利时卑躬屈膝、灰心丧气”。除此之外，她对一切人都善意相待。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罪人的各种品质和美德的清单，还远远没有开列完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伦敦桥上卖苹果的博罗的女人为什么把她称为“上帝赐福的玛丽”，并且认为她的书比她货摊上所有的苹果还要值钱，而那位博罗则拿起这本书躲进货棚深处，一直读到眼睛发酸。我们详述有关人物性格的这些迹象，无非是借此证明，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并非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仅仅是一位对于人的心理本质毫无概念的新闻记者和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者。的确如此，他的人物的形象和实质都是自动形成的，它们似乎对作者置之不理，而且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他从不仔细描绘或特别强调任何精巧微妙或哀婉动人之处，而是冷静地匆匆忙忙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似乎这些精巧动人之处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而他对此毫无觉察。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笔触（例如，当那位王子坐在他儿子的摇篮旁边，而罗克萨纳注意到“当那婴儿熟睡之时，他多么喜欢瞧着他”），似乎对于我们比对于他本人含有更多的意义。在对于把重要消息传送给新门监狱中的盗窃犯这样一个次要人物的必要性发表了一通非常现代化的议论之后，唯恐我们会在睡梦之中论及此事，他请求我们原谅他扯得离题太远。他似乎把他的人物深深地印在心中，结果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把他们变得栩栩如生的；而且，和一切无意识的艺术家们一样，他在他的作品中所留下的财富，比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发掘出来的更多。
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人物所作的解释，很可能使他感到困惑。我们为自己找到了甚至在他本人眼前也要小心加以伪装的各种含义。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摩尔·弗兰德斯的赞叹，远远地超过我们对于她的谴责。我们也无法相信，笛福对于她犯罪的确实程度已作了决定性的判断，或者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考虑到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们的生活之时，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即使他并未公然回答，他也在书中暗示了一些和他所表白的信仰相互矛盾的答案。从他的论文《妇女的教育》所提供的证据中，我们知道他已远远地超越他的时代，深刻地考虑过妇女的能力（他对此评价极高），以及她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对此严厉谴责）。
考虑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我经常想到，我们否认了妇女学习的权利，这是世界上最野蛮的风俗之一。我们愚蠢而傲慢地每天都在指责女性；我深信，如果妇女享有和我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她们所犯的罪过会比我们的更少。
妇女权利的鼓吹者们，或许几乎不想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纳列入她们的守护神的名单；然而，这一点很清楚：笛福不仅想要她们说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十分现代化的论调，而且他把她们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让她们所遭受的特殊的苦难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以至于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同情。摩尔·弗兰德斯说，妇女所需要的是勇气和“坚持她们自己的立场”并立即显示出其可能获得的利益的那种力量。罗克萨纳，一位具有和她相同信念的女士，更加敏锐地为反对婚姻的奴役而争辩。那位商人告诉她说，婚姻会使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创一个新的事业”；她却认为“这是对于通常的实践提出相反意见的一种说法”。在所有的作家中，笛福最少犯那种赤裸裸地说教的错误。罗克萨纳牢牢地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任何良好的意义上来说，她是女性的一个榜样，所以她有权承认，她的那一部分论点“带有一种高尚而严肃的倾向，这一点我当初的确完全没有想到”。意识到她本身的各种弱点，以及由这种意识所产生的对于她自己的动机的真诚的疑问，导致了令人愉快的后果，那就是保持她的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富于人性；而这么多社会问题小说的殉教者和先驱者们，却让他们的作品皱缩枯萎，只剩下他们各自的信念的干巴巴的教条。
但是，笛福之所以令我们钦佩，并非由于我们能够显示出他已经预告了梅瑞狄斯的某些观点，或者写出了可能被易卜生改写成剧本的某些场面（这种奇怪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不论他对于妇女地位的主张是什么，它们都是他的主要优点的一种附带产品；他的主要优点就在于他只论述事物的重要的、持久的方面，而不涉及其暂时的、琐细的方面。他的作品往往显得单调。他能够摹仿一位科学旅行考察者实事求是的精确性，直到我们惊叹他的笔居然能够描绘，或者说他的头脑居然能够想象，那些甚至不能以事实来作为借口的场面，以此来减轻它的枯燥乏味。他忽略了蔬菜的大部分特性，并且忽略了人类的大部分天性。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容忍，尽管我们已经在许多我们认为是伟大的作家身上容忍了一些同样严重的缺陷。但是，那也并不损害削弱剩余部分的特殊优点。从一开始，他就限定了他的活动范围，并且限制了他的雄心壮志，这使他得到了一种洞悉事实真相的真实，它要比那种他称之为他的目标的外表事实的真实远为珍贵和持久。摩尔·弗兰德斯和她的朋友们向他毛遂自荐，吸引了他的注意，并非像我们所说，因为他们“栩栩如生”，亦非如他所断言，因为他们是公众可能获得教益的惩恶劝善的例证。出于苦难生活的熏陶而在他们身上滋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真实性，激起了他的兴趣。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利用；没有任何仁慈的避难所可以掩盖他们的动机。贫穷就是压迫他们的监工头儿。对于他们的失误，笛福从未超过一种口头上的审判。但是，他们的勇气、机智和顽强，却使他欣喜。他发现，在他们的社会中，充满着有趣的谈话、好听的故事、互相信赖的诚意和一种自己创造的道德准则。他们的命运变化无穷，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他对这种变化赞赏、玩味、注视。最重要的是，那些男人和女人毫无顾忌地公开谈论自古以来就感动了男男女女的那种激情和欲望，因此，即使到了现在，他们的生命力还未削弱。在被人公开注视的任何一件事情之中，都包含着一种尊严。甚至在他们的经历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金钱这个肮脏的主题，当它并非代表一种悠闲舒适和趾高气扬的态度，而是意味着荣誉、诚实和生活本身，它就变成一个并不肮脏而是悲剧性的主题了。你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说笛福平凡单调，但你决不能说他热衷于琐碎无聊的事情。
他确实属于那些伟大而朴素的作家的行列，他们的作品，建立在对于人性中虽然不是最有魅力却是最为持久的因素的理解之上。站在饿汉桥(3)上俯瞰伦敦，那一片景色是灰黯的、严肃的、宏大的，充满着由熙熙攘攘的车辆和商贩所引起的轻微的骚动，要是没有那些船只的桅杆和城里的塔尖与拱顶，这幅图景是平凡而毫无诗意的，它使我们想起了笛福。站在街角的那些手里捧着紫罗兰的衣衫褴褛的姑娘们，还有那些久经风霜的老妇人，她们在桥拱下面陈列着她们的火柴和鞋带，耐心地等候着顾客，她们似乎都是从他的书中跑出来的人物。他和克雷布(4)与吉辛(5)属于同一个学派，他并非仅仅是他们在这个严格的学习场所的平辈同学，而是它的鼻祖和大师。
(1) 本文选自伍尔夫论文集《普通读者》，系伍尔夫于1919年为纪念《鲁滨孙飘流记》出版两百周年而撰。
(2) 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英国著名小说家。
(3) 原文是Hungerford Bridge。
(4)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
(5) 乔治·罗伯特·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