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飘流记》
《鲁滨孙飘流记》*
有许多种不同方式可以探讨这部经典作品，我们选择哪一种？我们是否一开始就申明，自从锡德尼(1)在札特芬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阿卡迪亚》遗稿以来，英国人的生活经历了沧桑巨变，而小说已经选择，或者说已经被迫选择了，它自身的发展方向。一个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他们有阅读能力，他们迫切期望阅读的不仅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而是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平凡生活细节的作品。经过千百人的手笔，散文已经发展到可以使它自身适应这种需求：它比诗歌更适合表达现实生活。这当然是探讨《鲁滨孙飘流记》的方式之一——通过小说的发展过程来加以探讨；然而另一种探讨方式立刻毛遂自荐——那就是通过作者的人生经历来探讨。我们在作者传记这片得天独厚的草原上探索，比起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要花费更多时间。首先，笛福的出生年月就有疑问——究竟是1660年还是1661年？其次，他拼写自己的姓氏用了一个字母还是两个字母？他的祖先是什么人？据说他曾经是一位织袜商贩，这在十七世纪又算个什么身份？他后来成为撰写小册子的作家，并且获得威廉三世的信任；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使他遭受戴枷示众的刑罚，并且被投入新门监狱牢房；他受雇于哈利 (2)，后来又被戈多尔芬(3)雇用；他是第一个受人雇用的新闻记者；他写了无数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他还写了《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孙飘流记》；他有一个老婆六个孩子；他很瘦，鹰钩鼻，尖下巴，灰眼珠，嘴边有个大黑痣。只要对英国文学稍加涉猎就不言自明：追踪小说的发展过程和观察小说家的容貌特征，要消磨多少时间，耗费多少生命。我们偶尔读了理论再看传记，看了传记再读理论，一个疑问油然而生——如果我们知道笛福确切的诞生日期，知道他为何原因爱上何人，如果我们把英国小说起源、上升、发展、下降、衰亡的历史熟记心中，从它在埃及开始孕育（有此一说）直到它在巴拉圭荒原中消亡（或许如此），我们阅读《鲁滨孙飘流记》是否增添一分乐趣，获得更深一层理解？
那部书本身保持不变。不论我们探讨这部作品的方式如何迂回曲折、拖延磨蹭，最后等着我们的仍然是一场孤独的搏斗。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先有一番博弈，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交易，在此私密洽谈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断插话提醒，笛福贩卖过袜子，头发是棕色的，曾经带枷示众，这就令人分心，使人厌烦。我们的首要任务，而且往往是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掌握作者的透视角度。等到我们弄清楚作者如何安排他所创作的那个世界，批评家强迫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种种细节，传记家所关注的作家本人的许多奇遇，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我们必须亲自攀登到小说家的肩膀上，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直到我们也弄明白，他是按照怎样的次序去安排小说家们命中注定要去观察的大千世界：个人和人类；他们背后的大自然；君临于他们之上而被我们简称为上帝的那种力量。于是混乱、误判、困难接踵而至。对我们而言，这些事物原来平淡无奇，小说家用他自己的方式将它们相互整合，它们就会之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种情况似乎千真万确：唇齿相依而呼吸着相同空气的人们，对于事物比例的感觉却大相径庭。在某人眼里，人是巨大的，树是渺小的；在另一个人眼中，树是庞然大物，人是背景中微不足道的小摆设。因此，无论教科书上如何论述，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们观察世界的尺码各不相同。以司各特为例，他描绘的山峰巍然屹立，人物按比例相互匹配；简·奥斯丁选中了茶杯上的玫瑰花，用它来衬托人物的机智对话；皮科克(4)却用奇幻扭曲的哈哈镜映照天地，在镜中茶杯就像维苏威火山，或者维苏威火山如同一只茶杯。然而司各特、简·奥斯丁和皮科克生活在相同时代，他们看到相同的世界，在教科书中他们被编入文学史的同一个发展阶段。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的透视角度。如果我们能够牢牢抓住这一点，对我们而言，这场搏斗就以我方获胜告终；我们与作家感同身受亲密无间，我们就可以转过身来，安心享受批评家和传记家慷慨提供的多种多样乐趣。
然而就在此刻出现了许多难题。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它来自我们自身的经历和偏见，因此它又与我们的自负和爱好紧密关联。如果有人耍弄花招颠覆了我们内心的平衡，我们不可能不感受到伤害和侮辱。于是《无名的裘德》或普鲁斯特的一卷新书出版，报刊上就涌现出众多读者的抗议。切尔屯南的吉卜斯少校扬言：如果人生像哈代所描绘的那样阴暗，明天他就把一颗子弹射穿自己的脑袋；汉普斯德的威格斯女士必须提出抗议：虽然普鲁斯特的艺术手法奇妙，感谢上帝，现实世界与一个精神反常的法国人的歪曲描写毫不相同。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都想操控小说家的透视角度，使其雷同并且加强他们自己的观点。但是伟大的作家——哈代或普鲁斯特——却不顾私有财产的权利，继续走自己的路；凭着自己额头的汗水，他在一片混乱之中整理好秩序；他在那里栽一棵树，他在这里安排一个人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理神的形象，有时遥不可及，有时近在眼前。在文学杰作之中，就是在那些画面清晰、秩序井然的作品之中，作家严格要求我们按照他的透视角度去观察，我们往往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自己的思维秩序被颠覆了；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我们原来的精神支柱被扭曲了——而且我们感到厌烦——因为，从一种崭新的观念之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满足和乐趣？然而，从愤怒、恐惧和厌倦之中，有时会产生出一种稀有而持久的愉悦。
《鲁滨孙飘流记》可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是一部杰作，而它之所以成为杰作，主要原因就在于笛福自始至终保持着他自己的透视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每个转折关头，他都对我们横加干涉、轻蔑嘲弄。让我们宽泛地阅览此书的主题，把它和我们的先入之见比较一番。我们知道，此书的故事是写一个人物，历尽各种艰险和奇遇，然后被孤零零地抛到一座荒岛上。仅仅这些暗示——艰险，孤独，荒岛——就足以唤起我们的想象，期盼看到世界尽头遥远的地方；看到日出和日落，看到那个男主人公与世隔绝，孤独地沉思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奇特的生活方式。开卷阅读之前，我们可能已经把我们期望此书给予我们的乐趣模糊地描绘出来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每一页都遭遇到粗暴的反驳。没有日落和日出，没有孤独和沉思。恰恰相反，睁眼望去，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泥土罐子。换句话说，此书告诉我们：时间是1651年9月1日，主人公的姓名是鲁滨孙·克鲁苏；他的父亲患痛风症。于是，我们显然必须立刻改变我们的态度。现实，事实，物质，将在后面的叙述中占支配地位。我们必须赶快改变我们的比例尺码；大自然必须收拢她华丽的紫袍；她给人类带来的只是水旱灾害；人类被贬低为为维持生存而艰苦挣扎的动物；上帝被降级为地方行政官，他那坚固结实的宝座仅比地平线稍微高一点点。按照我们的透视角度，在每一个故事中寻求的三大信息——上帝、人类、大自然——都遭到冷酷无情的普通常识的驳斥。鲁滨孙·克鲁苏想到了上帝：“有时我不禁自问，为何造物主要如此毁灭他所创造的全部生命……然而总是有什么东西立即反驳我，阻止我的这种想法。”上帝并不存在。他想到了大自然，在田野里“花草缤纷，佳木成林”，但重要的是树林里隐藏着一大群鹦鹉，可以驯养，教它们说话。大自然也不存在。他想到了死者，他亲自杀死的那些土人。最重要的是必须把他们立即埋葬，“曝晒在日光之下，他们很快就会发臭”。死亡也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除了那只泥土罐子。也就是说，最后我们只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先入之见，去接受笛福自己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回过头去重读此书的开端那句话：“1632年，我出生于约克市一个良好家庭。”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平淡无奇、更平铺直叙的开端了。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了，冷静地思考井井有条、勤劳刻苦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种种福祉。我们确信，再也没有比诞生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更大的幸运了。出身高贵或者贫困，都令人怜悯；他们都容易被忧虑不安所困扰；处于卑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地位，才是最佳选择；而中产阶级的优点——节制，稳健，宁静，健康——是最令人向往的品质。一个中产阶级青年交了恶运，居然头脑发昏迷上了冒险活动，真是令人遗憾。他就这样用散文笔法一路写下去，一点一点地描绘出他自己的肖像，使我们永远难忘——在我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因为他自己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精明、谨慎，他对于秩序、舒适和体面的爱好；然后作者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发觉自己也在海上飘流，遭遇狂风暴雨，一眼望去，看到的所有景象都与鲁滨孙·克鲁苏目睹的一模一样。海浪、水手、天空、船只——一切都是通过他那双细心的、中产阶级的、缺乏想象力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他的目光洞察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事物，都符合他天生小心谨慎、善于领会、墨守成规、实事求是的理解力。他不可能热情洋溢。大自然的庄严宏伟，他天生就感到轻微的厌恶。他甚至怀疑上帝过分夸张。他是如此忙碌并且专注于抓住主要机会，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只注意到十分之一。他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合理解释，只要他有时间去加以关注。看到一群“身躯庞大的生物”深夜泅水包围他的木船，我们比他更加惊慌。他举枪向它们射击，它们泅水撤离——它们究竟是不是狮子，他也说不清。就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吃惊得张大了嘴巴，而且一次比一次张得更大。见到狰狞怪兽，我们也张大嘴巴一口吞下；要是让想象力丰富、语言夸张的旅行家给我们讲这种故事，我们就会犹豫不决，不敢轻信。然而这位顽强的中产阶级人物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作为事实来接受。他总是在统计木桶的数目，采取合理措施保证淡水供应；我们很难发现，他在细节方面会出现什么疏漏。我们怀疑，他是否忘记了船上还有一大块蜂蜡？决不会忘记。但是他已经用它做了一些蜡烛，这块蜂蜡在第三十八页就比它在第二十三页要小得多。他偶尔也会留下一些前后不一贯的漏洞——为什么那些野猫这么驯服，那些山羊如此胆怯？——我们也不会深感不安，我们可以肯定事出有因，而且理由充足，只要他有时间就可以给我们说明。但是，一个人在荒岛上，全凭一己之力养活自己，他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决不是闹着玩的。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一个人必须处处留神，闪电可能引起他的炸药爆炸，这决不是为大自然的壮丽景观狂喜不已的时刻——最紧迫的任务是为火药找到安全存放之处。于是靠着坚定不移地陈述他眼中所见的真实情况——作为一位大艺术家，他忽略某些细节，关注某些事实，为了体现他的主要品质，那就是真实感——最后他终于把平凡的行为写得尊严高贵，把普通的事物写得富丽堂皇。耕耘土地，烘烤面包，种植庄稼，建造住房——这些简单工作写得多么庄严。短斧、剪刀、木棍、大斧——这些简单工具写得多么美好。不受评论的干扰，故事按照自己的逻辑往前叙述，气势宏伟，风格质朴。然而，文学评论岂能使它更加激动人心？他所走的确实是一条与心理学家相反的道路——他所描写的是情绪对于躯体的影响，而不是对于精神的影响。但是，当他诉说自己在痛苦的瞬间紧握双手，会把任何柔软之物捏得粉碎，“我咬紧牙关，上牙与下齿紧紧咬住，一时难以分开”，这种叙述产生的印象，就如同好几页心理分析记录那么深刻。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正确的。“让那些博物学家们去解释这些事情，”他说，“以及其中的道理和现象；我能给他们的全部建议就是，去描写事实……”如果你是笛福，描写事实确实就足够了；因为这种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笛福在这方面的天才，达到了描述性散文大师们之外无人企及的效果。他只要说“灰蒙蒙的拂晓时分”，寥寥数笔，就把风起云涌的黎明景色生动地描绘出来了。许多人的死亡和凄惨不幸的感觉，他使用了世界上最简洁的散文化表述：“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或者他们的任何遗迹，除了三顶礼帽，一顶便帽，两只并不成双配对的鞋子”。最后他大声说道：“我像国王一般并不完全孤独，我的一群仆役伺候着我。”这是指他的鹦鹉，他的狗和两只猫，我们不得不感觉到整个人类在荒岛上生活的凄凉孤独——不过笛福总有办法给我们的热情泼点冷水，他立即告诉我们：这两只猫并不是从船上带下来的。原来的那两只猫已经死了；这两只是新猫，而且由于猫的繁殖力旺盛，实际上给人添了不少麻烦，而狗却奇怪极了，一只狗崽也不生。
笛福就这样一再重申，处于最突出地位的前景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一只平淡无奇的土罐，他说服我们从这个透视角度去观察荒岛和人类孤独的心灵。他坚信罐子是扎扎实实用泥土做的，他使一切其他因素都服从他的整体构思——好像用一根绳子捆绑了整个宇宙，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当我们读完故事合上此书，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那只简朴的土罐强迫我们接受的透视角度，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呢？一旦我们领会其中的意义，人类自身就会庄严雄伟地屹立于山峦连绵起伏、大海波涛汹涌、天空群星闪耀的背景之前。
* 本文选自《普通读者续集》。
(1) 锡德尼（1554—158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2) 哈利（1661—1724），十八世纪英国托利党领袖。
(3) 戈多尔芬（1645—1712），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
(4) 托马斯·皮科克（1785—1866），英国十九世纪讽刺小说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