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每個地方都有過度補償和過度反應
在希斯洛機場的飛機跑道上寫字容易嗎？—設法讓教宗將你的作品列為禁書—如何毆打一位經濟學家（但別打得太用力，只要足以坐牢就行）
有一天，我在英國資政和政策制定者大衛．哈伯恩（David Halpern）的辦公室，看到自己的領域相依。他回應反脆弱性的觀念，向我提起有一種現象，稱作創傷後成長，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反，也就是受到過去事件傷害的人超越自己。我不曾聽過這件事，而且慚愧得很，不曾努力想過它的存在：是有少數一些文獻提到它，卻沒在一門狹隘的學科之外宣揚。我們在知識分子和所謂的飽學之士所用的詞彙中，聽過比較可怕的創傷後障礙，而不是創傷後成長。但是通俗文化已經察覺到和它相當的現象，所以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古地中海的經典文獻和祖母輩也有同樣的說法。
知識分子傾向於關注從隨機性而來的負面反應（脆弱性），而不是正面反應（反脆弱性）。不只心理學如此，而是所有的領域全面存在。
你如何創新？首先，試著陷入麻煩之中。我的意思是說嚴重的麻煩，但不是那種叫人一蹶不振的麻煩。我認為——不是推測而已，而是深信——創新和精明是受到有其需要的原始情況激發，後來的發展卻遠遠不止於滿足那種需要（例如從原先的發明或嘗試發明的意外副作用而來）。這個主題當然有一些經典的想法，就像拉丁諺語說的，精明來自飢餓。這個觀念普遍存在於經典文獻：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作品說，患難激發才智，翻譯成布魯克林英語，意思是：「當人生給你一顆檸檬⋯⋯」
從面對挫敗的過度反應而釋出的過剩精力就是創新！
古人給我們的訊息，遠比表面上所見還要深沉。現代人在許多層級上使用的創新和進步方法與觀念，和古人背道而馳。我們傾向於認為創新來自官僚機構的撥款、經由規劃，或者找來得獎無數的創新與創業教授（從來不曾有過任何創新）教哈佛商學院的學生，或者聘用顧問師（從來不曾有過任何創新）。這是一種謬誤——不妨看看從工業革命到矽谷的崛起，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技工和創業家，對各種科技大躍進所做的不成比例貢獻，你便能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雖然反證歷歷在目，而且能從古人（或者祖母）免費汲取智慧，今天的現代人還是試圖從安逸、安全和可預測的情況中去發明，而不接受「需要其實是發明之母」的概念。
許多人和偉大的羅馬政治家御史加圖（Cato the Censor）一樣，認為安逸（幾乎任何形式的安逸）是邁向浪費之路。①他不喜歡安逸來得太容易，因為擔心人的意志會因此薄弱，而且他不只擔心個人如此，也擔心整個社會向下沉淪。寫這些段落時，我們正活在債務危機之中。整個世界不曾那麼富有，卻也不曾背負那麼重的債務，靠借來的錢過活。紀錄顯示，整個社會愈富有，我們愈難量入為出。和匱乏比起來，我們較難因應豐盛。
航空業最近觀察到飛機自動化對駕駛員構成的挑戰不足，導致飛行對他們來說太過舒適，舒適到危險的地步，加圖聽了一定會笑出聲來。由於挑戰太低，駕駛員的注意力渙散和技巧遲鈍，反而造成飛行意外，導致傷亡。一部分問題在於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要求業者多利用自動化飛行技術。但是幸好ＦＡＡ最後弄清楚問題出在哪裡；它最近發現駕駛員經常「把太多的責任推給自動化系統」。
如何贏得賽馬
據說最好的馬和速度較慢的馬比賽會輸掉，但和更強的對手比賽卻會獲勝。由於缺乏壓力因子、反毒物興奮效應、缺乏挑戰而出現補償不足，一等一的馬就會遇弱則弱。十九世紀的巴黎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寫道：「信天翁的巨大翅膀使牠走路不便」——許多人修微積分丙的成績，比修微積分甲的成績要好。
過度補償的機制隱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如果跨洲飛行感到疲累，不妨到健身房流點汗，而不是躺在床上休息。此外，有個很多人都知道的妙招是，如果你希望趕緊做好某件事，就將那件事交給公司裡面最忙（或者次忙）的人去做。大部分人都會把閒暇時間浪費掉，因為在那段時間內，他們好像得了官能障礙症，懶散而失去動力——他們愈忙，做起其他的事情愈起勁。這也是過度補償在作用。
我發現發表演說也有個妙招。會議主辦單位總是告訴我，講話一定要講得很清楚，像電視節目主持人那樣字正腔圓，甚至可能得在台上跳舞，以吸引聽眾的注意。有些人想將作者送去上「演說學校」——曾經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我掉頭就走，當下決定換掉出版商。但我發現，耳語比高喊要好。最好是讓聽眾稍微聽不清楚。我在當場內交易員（pit trader；一種很瘋狂的人，站在擁擠的地方，高喊尖叫，不斷競價）時，得知一個人發出的噪音和他的社群等級（pecking order）成反比：就像黑手黨老大，力量最強的交易員所講的話，別人聽得最不清楚。一個人應該有足夠的自制力，促使聽眾用心傾聽，因為這會逼得他們進入知性上超速運轉的模式，全神貫注。曾經有人稍微研究過注意力的這種矛盾：有經驗證據支持關於「不流暢」（disfluency）造成的影響。心理上努力做一件事，會使我們像汽車換檔那樣換到更高速的檔，啟動精力更旺盛和更具分析力的大腦機制。②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和心理分析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總是講得讓聽眾如癡如醉。他們和打扮光鮮亮麗的演說者，或者受過輔音訓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剛好相反。
同樣或者類似的過度補償機制，使我們在少量的背景隨機雜訊中更加專注，好像為了抗拒那種雜訊，反而有助於提升我們的心理專注力。想想人在快樂的時光中，具有一種非凡的能力，能夠過濾掉雜訊，並在其他那麼多高聲的談話中區辨訊號。所以我們不只變得過度補償，有時候也需要雜訊。我和許多作家一樣，喜歡坐在在咖啡廳裡，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在阻力下工作。有些人就寢時愛聽樹葉的沙沙聲或者浪濤聲：甚至有古怪的電子新發明會製造「白噪音」③，幫助人們睡得更好。這些令人分心的小小聲音，就像毒物興奮效應那樣，在某個限度之內發揮它們的效果。雖然我還沒試過，但我確定在希斯洛（Heathrow）機場的飛機跑道上寫字會很難。
以備餘的形式呈現的反脆弱反應
那次倫敦之行，聽到「創傷後」一詞，我腦中的某個東西亮了起來。我當下了然於心，曉得這些反脆弱的毒物興奮效應只是一種備餘（redundancy）的形式，於是大自然所有的觀念在我心中交會。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備餘。大自然喜歡給自己過度的保險。
一層又一層的備餘，正是自然系統的核心風險管理特質。我們人類有兩個腎臟（連會計師也有）、多餘的備用零件，而且許多許多東西（例如肺、神經系統、動脈）也有多餘的容量，而人類設計的東西，往往只是備而不用而已，更可說是反備餘——我們有背負債務的歷史紀錄，而這和備餘正好相反（在銀行存進五萬元現金，或者更好的做法，在床墊底下藏五萬元，算是備餘；欠銀行相同的金額，則是債務，也就是備餘的相反）。備餘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因為如果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那就像是在浪費。除非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通常是這樣。
此外，備餘不見得是消極無為；它也可以十分積極。舉例來說，假設你為了安全起見，倉庫中存有多餘的肥料，然後剛好因為中國的動亂造成肥料供不應求，這時你就可以賣出多餘的存貨，賺得厚利。或者，如果你有多餘的石油蘊藏，便能在供給緊俏的時候，賣出它們，賺得很高的利潤。
我們發現非常相同的邏輯，也適用於過度補償：它只是一種備餘形式。九頭蛇多出的一顆頭和人類多出的一顆腎臟沒有兩樣，和擁有更多的容量，以忍受額外的壓力因子沒有兩樣。假設你攝取十五毫克的有毒物質，身體可能會做好攝取二十毫克或更多有毒物質的準備，因此而產生的副作用，是你整個人變得更壯。你能夠多忍受五毫克的毒物，和額外多儲存十分重要或必要的東西（例如銀行存有多餘的現金或地下室存有較多的食物）沒有兩樣。回頭談創新的動因：從挫敗而產生的額外動機和意志力數量，也可以視為額外的容量，和多準備一些糧食沒有兩樣。
會過度補償的系統，必然處於過量的模態，建立起多餘的容量和力量，以因應最糟的結果，以及對可能發生危險的資訊有所反應。這種多餘的容量或力量，一旦機會來了，本身當然可能有其用處。我們稱這為機會性備餘，因此即使沒有危險發生，這種多餘的力量也有它的好處。下一次遇到企業管理碩士分析師或商學院的教授，不妨告訴他們，備餘不是守勢作為；它比較像是投資，不像保險。告訴他們，他們所說的「無效率」，往往很有效率。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是以非常複雜的方式發現機率，而且遠比我們的智力更擅長於評估風險。舉個例子來說，風險管理專業人員是從過去尋找所謂的最糟情況（worst-case scenario）資訊，並且用它去估計未來的風險——這種方法稱作壓力測試（stress testing）。他們以歷史上最糟的經濟衰退、最糟的戰爭、歷史上最糟的利率波動，或者最糟的失業率水準，作為將來最糟結果的精確估計值。但他們不曾注意這種不一致性：這個所謂的最糟事件發生時，超過當時的最糟情況。
我稱這種心理缺陷為盧克萊修問題（the Lucretius problem），因為盧克萊修這位拉丁詩人兼哲學家寫過：愚蠢的人相信世界上最高的山就是他見過最高的那座。我們認為自己這輩子見過或聽過的任何最大東西，是有可能存在的最大東西。幾千年來我們都這麼做。法老王統治下的埃及正好是由官僚管理、第一個完整的由上而下單一民族國家，抄寫員必須追蹤尼羅河的最高水位，並且用它估計將來的最糟情況。
福島核子反應爐可以見到相同的情形。這座核子反應爐二○一一年在海嘯來襲之後，經歷了一場浩劫。這座核子反應爐興建的時候，耐得住過去歷史上最糟的地震，建造人員沒想過遠比這還要糟的情況——也沒想過過去最糟的事件發生時，一定叫人大吃一驚，因為那是前所未見的。同樣的，聯邦準備理事會的前主席、脆弱推手博士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向國會致歉時，講了這麼一句經典名言：「以前不曾發生過。」大自然不像脆弱推手葛林斯潘，當然會為以前不曾發生的事做好準備，因為它會假定有可能發生最糟的傷害。④
如果說人類打的是過去的戰爭，那麼大自然打的是下一場戰爭。你的身體對於未來，比你更有想像力。不妨想想人如何訓練舉重：身體對於承受的重量會有過度反應，並且做好過度的準備（最多當然只能到生物上的極限）。這就是人體變得更強的方式。
銀行危機爆發之後，我接到各式各樣的威脅，《華爾街日報》建議我「儲備保鏢」。我試著告訴自己不要擔心，保持冷靜，相信這些威脅是來自心懷不滿的銀行家；不管怎麼說，人都是先挨打之後，才會在報紙上看到新聞，而不是反過來。但是這樣的想法，我沒有放在心上，所以每當人在紐約或倫敦，就算喝了洋甘菊茶，我也無法放鬆心情。我開始在公共場所疑東疑西，四處掃射身邊的人，確定沒有被人跟蹤。我開始認真考慮聘用保鏢的建議，但發現自己當保鏢更吸引人（而且可以省很多錢），更好的方式是看起來像保鏢。我找到重約二百八十磅（一百三十公斤）、兼差當保全人員的訓練師萊尼．「蛋糕」（Lenny “Cake”）。他的暱稱和體重都源於愛吃蛋糕。萊尼．蛋糕只是我所住鄰近地區體格最嚇人的，而且已有六十歲。因此，我沒上他的課，而是看他怎麼訓練別人。他採用「最大舉重」式的訓練方法，而且始終不改，因為他覺得這種方法的效果最好，也最不花時間。這個方法只需要短時間待在健身房，受訓者只要專注一件事：一舉突破過去能夠舉起的最大重量。過去的最大重量，有點像是最高水位。這樣的訓練，限於試圖超越最高水準一或兩次，而不是花時間在一點都沒有樂趣且很花時間的重複動作上。這樣的練習，讓我看到舉重的自然形式，而這樣的形式，符合以證據為基準的文獻所說的：努力突破上限，其餘的時間休息和吃超大塊牛排。到現在，四年來，我不斷試著推升自己的極限；看著我的生物結構如何預期和因應比過去的上限還要高的水準——直到達到它的極限——實在叫人驚嘆不已。當我用一根桿子，掛上三百三十磅的重量而硬舉（也就是摹仿搬起石頭到腰部），然後休息，便可以相當放心地期望我的身體會預測下次我可能需要舉起三百三十五磅的重量，而準備好更大的力氣。除了在公共場所不再那麼疑東疑西，以及恢復平靜之外，我得到的好處包括一些始料未及的小小便利。當我在甘迺迪機場的入境大廳，被轎車司機糾纏，堅持要載我一程時，只要輕輕對他們說「他×的滾開」，他們便會很識相地馬上離開。但也有大大的壞處：我在會議上遇見的一些讀者，很不習慣和外表看起來像保鏢的知識分子互動——知識分子可以是文雅的、瘦弱的，以及身材走樣的（當他們穿著斜紋軟呢外套），但沒人想過他們看起來像是殺豬的。
有件事情會讓進化論者忙上一陣子。風險分析師、我最喜歡的知識分子對手（以及詩人朋友）阿倫．布朗（Aaron Brown）向我提起他觀察到的一件事：「適應」（fitness）本身可能相當不精確，甚至曖昧不明，這就是為什麼超越適應的反脆弱性能夠說明混淆的原因。「適應」的意思是什麼？剛好調整到能夠適應特定環境過去的歷史，或者外推到壓力強度更高的環境中？許多人似乎會說是第一種適應，而忽略了反脆弱的概念。但是如果我們要用數學式，寫下標準的天擇模型，我們寫出的會是過度補償，而不只是「適者」而已。⑤
連心理學家研究創傷後成長的反脆弱反應，看到相關的資料，也不是相當明瞭整個概念，因為在使用字詞表達時，它們會淪為「堅韌」的概念。
論暴動、愛和其他出乎意料壓力受益者的反脆弱性
一旦我們努力克服領域相依，過度補償的現象似乎就無所不在。
生物領域中了解細菌抗藥性的人，卻完全不懂塞內加在《寬恕》（De clemencia）一書中談懲罰收到反效果的名言。他寫道：「一再懲罰，雖然能夠壓制少數人的仇恨，卻會激起所有人的仇恨⋯⋯就像樹木被修剪之後，會再長出無數的枝椏。」以鎮壓手段對付革命，真的砍掉一些示威者的頭之後，長出頭的速度會愈來愈快。愛爾蘭有首革命歌曲一語中的：
路障架得愈高，我們愈堅強。
到了某個時點，在一些人願意為理念犧牲自己的生命（但他們不認為那是犧牲）而展現英雄氣概，以及渴望享有成為烈士的特權推波助瀾之下，群眾被怒氣和痛恨所蒙蔽，進而產生突變。因此政治運動和叛亂具有高度的反脆弱性。試圖蠻橫鎮壓，而不是設法操縱、讓步，或者像大力英雄海克力斯（Heracles）對付海德拉那樣，運用更靈活的計謀，那就會成為冤大頭。
如果反脆弱是面對壓力因子和傷害而甦醒過來，並且過度反應和過度補償的東西，那麼在經濟生活之外，你會找到的最具反脆弱性的東西之一，是某種執迷的愛（或恨）會因為距離、家人失和，以及刻意去扼殺等障礙，而引起過度反應和過度補償。文學作品裡面有許多人物，陷入反脆弱激情的形式之中，似乎違背了自己的意志。普魯斯特（Proust）寫的長篇小說《追憶逝水年華》（La recherche）中，社會歷練豐富的猶太藝品經銷商斯萬（Swann）愛上交際花奧黛特（Odette）。她是一位「風塵」女子，算是半個妓女，或者可能只是四分之一個妓女，卻對他很壞。她那難以捉摸的行為，令他更加迷戀，竟然貶抑自己，只為了多待在她身邊一刻。他毫不避諱地跟在她後頭，追隨她到她和其他男人的幽會之處，不知羞恥地躲在樓梯間，而這當然令她對他更加喜怒無常。這個故事，據推測是普魯斯特將他本人迷戀（男性）司機的真實故事改寫成小說。再看看迪諾．布札第（Dino Buzzati）的半自傳小說《米蘭之戀》（Un amore），敘述米蘭一名中年男子愛上——當然是意外——斯卡拉大劇院（Scala）的舞者。她也兼差當妓女，當然對他也很壞，不時利用他、占他便宜、壓榨他。可是她對他愈壞，他愈是心甘情願受她虐待，以滿足能和她在一起片刻的反脆弱渴望。但這裡有某種形式的圓滿結局：根據布札第的傳記，他在六十歲的時候，娶了曾經當過舞者、二十五歲的艾兒梅莉娜（Almerina）。她似乎是故事中的主角；不久之後，布札第去世，她成了他文學遺產的盡責守護人。
即使像盧克萊修（本章稍早提到，談高山故事的那位作者）等作者高聲批判愛的迷戀、禁錮和疏離，視它為一種（可防止的）疾病，到後來是欺騙了我們或者自己。根據傳說，宣揚放棄男歡女愛的盧克萊修，本人可能難以自拔地——反脆弱——陷入熱戀。
有些想法就像折磨人的愛那樣，想要擺脫它們，它們愈是揮之不去，反而成了一種迷戀。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控制思想會收到反效果：你花愈多力氣去控制自己的觀念和想法，到頭來你的觀念將你控制得愈牢。
請將我的書列為禁書：資訊的反脆弱性
資訊具有反脆弱性；和努力推廣資訊比起來，試圖傷害資訊反而會使它壯大。舉例來說，許多人只是試著保衛資訊卻弄得身敗名裂。
狡猾的威尼斯人曉得如何將資訊偽裝成秘密而傳播出去。不妨照著下面的實驗方式，將八卦消息傳播出去：告訴某個人一項機密，而且堅持那是機密，拜託傾聽者「不要告訴任何人」；你愈是堅持保守秘密，它愈有可能散播出去。
我們在人生很早的時候，就曉得書和觀念具有反脆弱性，能從遭到攻擊中汲取養分——借用羅馬皇帝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實幹型的斯多噶學派作者之一）的話來說：「火遇到障礙燒得更旺。」禁書總是吸引人想要一探究竟，而這是它們對禁令具有反脆弱性的表現。我兒時看的第一本書，是格雷姆．葛林（Graham Greene）寫的《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選它的原因沒別的，正是因為梵蒂岡將它收進《目錄》（Index；也就是禁書）之中。十幾歲時，我也飽讀美國移居海外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寫的書——他的主要著作一年內售出一百萬本，而這要感謝高達二十三個州下達禁書令。《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情況也相同。
一本書招來批評，正是它引人注意的鐵證，發出那不是無聊著作的訊號；對一本書而言，無聊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拿艾茵．蘭德（Ayn Rand）為例來說：她寫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和《源泉》（The Fountainhead）等書，半個多世紀以上有數百萬人看過，儘管被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甚至令她名譽掃地，但那麼多人看這些書的原因，很可能正是因為如此。⑥強度是一階資訊：重要的是批評者花了多少力氣，試圖阻止別人看那本書，或者推而廣之，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詆毀某個人所做的努力，而不是說了什麼。因此，如果你真的希望人們去看一本書，那就要告訴他們，那本書「評價過高」，並且讓人感覺你為此十分生氣（如果要收到相反的效果，則稱之為「評價過低」）。
巴爾札克（Balzac）曾經談到女伶如何支付新聞記者（通常是付出實物），幫她們寫有利的評論——但是最狡猾的女伶，則要他們寫不利的評論，因為這會使她們顯得更加有趣。
我剛買了湯姆．荷蘭（Tom Holland）談回教興起的書，唯一的理由是格倫．鮑索克（Glen Bowersock）抨擊他。鮑索克一般認為是還在世的研究羅馬時期的黎凡特最有名望的學者。在那之前，我本來以為荷蘭只是個大眾化作家，若非鮑索克抨擊他，我不會真的想看他的書。我甚至不曾設法拜讀鮑索克的書評。所以這裡有個簡單的經驗法則（試探啟發法）：要估計研究的素質，只要看作者以書面回覆，批評最烈的人或者批評最輕的人，何者的才具較低而定。
批評本身面對反擊也有反脆弱性，也就是找碴的人希望反過來遭到抨擊，以便證明自己有點份量。據稱非常善妒的思考者讓．佛雷龍（Jean Fréron），在善妒的思考者間，才具平平，卻在學術史上留名，只因為他激怒了才華洋溢的伏爾泰（Voltaire），氣到對佛雷龍寫了一些諷刺詩。伏爾泰本身也討人厭，擅長於捉弄別人，好從別人的反應中得到好處，卻忘了他人也能對他如法炮製。或許伏爾泰的魅力在於他不懂得隱藏鋒芒。所以相同的隱形反脆弱性也適用於對我們的觀念和人身展開的攻擊：我們害怕它們，也不喜歡負面的宣傳報導，但是如果你能在惡毒的攻勢過後存活下來，對你會很有幫助，不過這取決於對方看起來有很強的動機，以及氣得恰到好處——正如你聽到一位婦女在一位男子前面說另一位陘k的壞話（或者反過來）。這是一種明顯的選擇偏誤：為什麼他要抨擊你，而不抨擊別人，或者說，其他千百萬人都不值得抨擊？根據反脆弱性，他耗用精力抨擊你或者說你的壞話，反而讓你出名。
我的曾祖父尼可拉斯．戈斯恩（Nicolas Ghosn）是個足智多謀的政治人物， 儘管樹敵無數（最重要的大敵，是我們塔雷伯家族這邊的高曾祖父），卻一直大權在握，並且擔任公職。我的祖父，也就是他的長子，剛進入政府服務，展開前景看好的政治生涯時，他的父親臨死前在床邊告訴他：「兒啊，我對你很失望。我不曾聽到有人說你的壞話，這證明你沒有能力招妒。」
另謀高就
我們從伏爾泰的故事得知，人不可能消滅批評；如果它傷害你，你就離開。換工作比控制你的聲譽或公共認知要容易。
有些工作和專業的聲譽很容易受到傷害，而這在網際網路時代，不可能加以控制——這些工作不值得擁有。你不會想要「控制」你的聲譽；你無法靠控制資訊流而做到這件事。相反的，把注意焦點放在改變你暴露的環境，例如站在聲譽不致遭到破壞的位置，或甚至置身於可以從資訊的反脆弱性獲益的情況中。就這方面的意義來說，作者具有反脆弱性，但稍後我們會談到，大部分的現代專業通常缺乏反脆弱性。
我曾經在米蘭向我的義大利出版商盧卡．霍曼頓（Luca Formenton）解釋反脆弱性（得比手畫腳，加上許多身體語言配合）。我會去那裡，部分是衝著莫斯卡托（Moscato）甜點酒，部分是為了參加一場會議，另一位主要演說者是有名的脆弱推手經濟學家。我突然想起自己是個作者，於是向盧卡提議做做下述的假想實驗：如果我公開毆打那位經濟學家，我會發生什麼事（除了公開審判會使很多人對「脆弱推手」和「反脆弱推手」的新觀念大感興趣）？你曉得，這位經濟學家有一張欠扁的臉，就像奶油甜餡煎餅卷會讓你忍不住想咬一口那樣。盧卡想了一秒鐘⋯⋯嗯，看起來他不希望我這麼做，但你知道，這不會傷害書籍的銷路。身為作者，我做的事情，不可能上 《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的頭版，因而對我的書不利。幾乎沒有任何醜聞會傷害藝術家或作家。
現在假設我是在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上市的某家公司的中階高級主管，從來不冒穿著隨便的險，所以總是西裝筆挺打領帶 （即使在海灘上也一樣）。如果我去攻擊脆弱推手，那會發生什麼事？我曾經開槍殺人和被捕的紀錄會困擾我一輩子。我會成為資訊反脆弱性的受害者。但是收入接近最低工資的人，例如建築工人或計程車司機，卻不需要過度依賴他的聲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具有反脆弱性的藝術家比起來，他只是顯得強固。背負抵押貸款的銀行中階員工面對極端事件則極為脆弱。事實上，他會徹底成為價值體系的囚犯，導致他墮落到極點——因為他每年需要到巴貝多（Barbados）度假。華盛頓的公務員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們可以使用這個簡單易用的試探啟發法（再說一下定義，是個簡單的濃縮經驗法則），去察覺某個人聲譽的獨立性和強固性。除了極少數例外，穿著邋遢的人顯得強固，或者聲譽具有反脆弱性；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穿西裝打領帶的人，面對和他們有關的資訊則顯得脆弱。
大公司和政府似乎不了解資訊的這種反彈力量，以及它能夠控制想要控制他的人。當你聽到一家公司或負債累累的政府試圖「重振信心」，你便知道它們顯得脆弱，因此注定敗北。資訊是無情的：召開記者會「以平靜市場」，只會導致投資人爭相逃竄，掀起死亡漩渦或銀行發生擠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極為反對政府負債，並且堅決支持所謂的財政保守作風。當你沒有背負債務，就不需要在意你在經濟圈中的聲譽——而且不曉得什麼緣故，只有在你不在意自己的聲譽時，你才傾向於有好聲譽。人們總是借最多錢給最不需要錢的人，好像要誘惑人那般。
而且，我們無視於更多領域中的資訊反脆弱性。如果我在祖先的環境中毆打對手，我可以傷害他、讓他衰弱，甚至永遠除去他——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動鍛鍊身體。如果我請殺手殺他，他便不見了。但如果我在網站和期刊上發動猛烈的資訊攻勢，則可能只是在幫助他和傷害自己而已。
所以在這一節結束時，要提一個想法。讓我們受益最多的人，不是嘗試幫助我們的人（例如提供「建言」），而是積極嘗試傷害我們，但最後無法如願的人。這件事令人相當困惑。
接下來我們要談有些東西喜歡壓力，有些東西不喜歡，兩者之間的核心差異。
①加圖這位政治家在三本書之前的《隨機的致富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中，驅逐所有的哲學家離開羅馬。↑
②這麼一點點的努力，似乎會扳動兩個截然不同的心理系統之間的開關，其一是直覺，另一是分析，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系統一」和「系統二」。↑
③白噪音中的「白」並沒有特殊的意義；它只是用來指呈現常態分布的隨機雜訊。↑
④這麼明顯的問題還沒有進行實證檢定：能否從過去的歷史，預測極端事件會發生？啊，根據一個簡單的檢定：抱歉，沒做過。↑
⑤設定一個簡單的篩選準則：某一物種所有成員的脖子需要有四十公分長才能存活。經過幾代，存活下來的群體脖子平均長度將超過四十公分（用較為技術性的方式來說，受到某種吸收障礙的隨機過程影響，將使我們觀察到的平均數高於障礙）'↑
⑥法國有一長串的作者，能夠成名的原因在於曾經有過犯罪紀錄，包括詩人洪薩（Ronsard）、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和其他許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