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冊 否定法
記得前面說過，我們沒有給藍色這種顏色名稱，但在沒有名稱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處理得相當好——人類歷史上一段很長的時間內，我們在文化上色盲，但不是在生物結構上色盲。而且在談第一章的內容之前，我們沒給反脆弱性這種東西名稱，可是系統在沒人力干預的情形下，卻相當有效地依賴它。許多東西都沒辦法用言詞表達。我們曉得這些事物，也能採取行動，卻沒辦法直接表達，沒辦法用人類的語言，或者我們可用的狹隘概念去捕捉。我們身邊幾乎任何重要的東西，都很難用語言去理解——事實上，力量愈強的東西，我們的語言理解愈不完整。
但即使我們不能表達某樣東西到底是什麼，卻有辦法說某樣東西不是什麼——也就是用間接而非直接的方式去表達。「apophatic」（透過否定而得知）一字是從希臘文apophasis（說不，或者不提而提）而來，重點放在無法以言詞直接說明的事情上。這種方法首先避免直接描述，把重點放在負描述上，也就是拉丁文所說的「否定法」（via negativa）。這是從神學傳統，尤其是東正教派的傳統而來。否定法並不嘗試表達上帝是什麼，這件事留給老派的當代思想家和有科學傾向的假哲學家去做。它只列出上帝不是什麼，然後展開消去法的過程。這個觀念主要和神秘神學家偽迪奧尼修斯（Pseudo-Dionysos）有關。他是卑微的近東人，名字叫迪奧尼修斯，寫過強而有力的神秘論文，很長一段時間和雅典最高法官迪奧尼修斯（因為使徒保羅〔Paul〕的布道而改變信仰）混淆，所以名字前面加個「偽」。
柏拉圖的信徒信奉柏拉圖的觀念；他們的重點主要放在柏拉圖的形式論，也就是抽象的物體有它們本身獨特的存在。偽迪奧尼修斯是柏拉圖信徒普羅克拉斯（Proclus）的門徒（普羅克拉斯又是另一位敘利亞柏拉圖信徒賽里阿努斯〔Syrianus〕的學生）。據了解，普羅克拉斯一再提到雕像是用減法雕琢出來的比喻。我經常讀到這個觀念比較近的版本，內容如以下未經證實的雙關語所述。教宗問米開朗基羅，他那麼天才，秘密何在，尤其是他如何雕出公認是傑作中的傑作大衛像。米開朗基羅答道：「很簡單，我只是除去不是大衛的部分。」
讀者因此可能看懂了槓鈴背後的邏輯。記得我們說過，槓鈴的邏輯需要先去除脆弱性。
騙子在哪裡？
記得我們說過，干預推手注重正向行動——也就是放手去做。正如正向的定義，我們見到有所作為受到我們的原始心靈的尊敬和讚美，因而引導出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最後以災難收場，然後人們普遍指責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等到人們接受那些行動的確以災難收場，接著又展開更多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沒有作為不被認為是一種行為，而且似乎不是我們所負使命的一部分。表三顯示這種效應如何普遍存在於各個領域中，從醫療到商業都可見到。
我這一生一直使用一個令人驚嘆的簡單試探啟發法：認清騙子很簡單，就是他們會給你正向的建議，而且只給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和當冤大頭的傾向，聽他們一說，頓時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等到後來你忘記它們，那樣的感覺便隨風而逝。不妨看看市面上一堆「怎麼做」的書，書名叫作「——的十個步驟」（你可以填入豐富生活、減重、交朋友、創新、當選、鍛鍊肌肉、找老公、經營孤兒院等）。可是在實務上，專業人士，也就是被進化選上的人，用的是負向方法：下棋高手試著靠不輸棋而贏棋；一個人是靠不破產（尤其是在別人這樣的時候）而致富；宗教主要是禁止你做某些事情；人生中要學的是避開什麼事。由於少數一些措施，你便能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我們會被隨機性愚弄，是因為大部分情況都充滿高度的隨機性，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到底是成功的人擁有長才，還是擁有長才的人會成功——但是我們相當能夠預測負面的事，也就是完全不具備任何長才的人最後會失敗。
減法知識
談到知識，同樣的道理也派得上用場。對知識最大——和最強固——的貢獻，在於消除我們認為是錯的東西。這也就是減法認識論。
生活中，要取得反脆弱性，方法是莫當冤大頭。偽迪奧尼修斯在《冥契神學》（Peri mystikes theologias）中，並沒有使用這些確切的字眼，沒有討論反證，也沒有清楚表達觀念，但根據我的看法，他了解這種減法認識論和知識的不對稱。我將喜歡某種犀利明快的抽象形式、理論形式和共相，而使我們無視於現實的混亂和導致「黑天鵝」效應發生的想法，稱作「柏拉圖式思想」（Platonicity）。然後我發現有不對稱存在。當柏拉圖的觀念以相反的方式呈現，例如負共相，我真的信之不疑。
所以我主張的認識論中心信條如下所說：我們知道不對的事情，遠多於正確的事情。或者利用區分脆弱和強固的語彙來說，負向知識（什麼事情是不對的、什麼事情行不通）比正向知識（什麼是對的、什麼行得通）面對錯誤更為強固。所以透過減法，知識會成長得遠比透過加法要快——因為我們今天知道的事情，可能證明是錯的，但我們知道是錯的事情，不會變成對的，至少不是那麼容易就變成對的。如果我發現一隻黑天鵝，便相當肯定「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種說法是錯的。但即使我不曾見過黑天鵝，也永遠沒辦法相信這種說法正確無誤。再說一遍：由於觀察到一件小事，能夠推翻某個說法，但即使千百萬人，也很難證實它正確，所以反證比證實更為嚴固。
我們這個時代，這個觀念和哲學家波普爾有關，而且我誤以為他是這個觀念的原創者（但他是一個更強而有力的觀念的原創者，也就是我們根本上無法預測歷史的軌跡）。後來發現，這個概念古老得多，是東地中海後古典時代懷疑經驗醫療學派的中心信條之一。一群十九世紀的法國學者重新發現了這些作品，因此知之甚詳。而且這個反證力量的觀念，彌漫在我們研究硬科學的方法之中。
看得出來，我們可以將這連結到正向（加法）和負向（減法）的一般畫面中：負向知識比較強固。但它並不完美。波普爾視反證為確實不含糊、非黑即白，而遭到哲學家批評。我們沒辦法一口咬定，因為不可能研判一項實驗未能取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否證」（falsifying）理論——是因為工具不良、運氣不好，還是因為科學家作假。假設你看到一隻黑天鵝，這肯定會推翻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觀念。但如果你是喝過黎巴嫩白酒，或者花太多時間上網而產生幻覺呢？如果那是在黑暗的晚上，所有的天鵝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呢？因此，且讓我們推而廣之指出：失敗（和反證）給我們的資訊多於成功和證實。這就是我宣稱負向知識「比較強固」的原因。
寫這一節內容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拜讀波普爾完整的作品，不懂為什麼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那麼沉迷於否證方法，卻完全漏掉脆弱性的觀念。他的巨著《歷史主義貧困論》（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提到預測有其極限，說我們對於未來，不可能有可接受的表述。但是他漏掉了一點，那就是能力差的外科醫生進行腦部手術，我們敢預測勢必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令病人死亡。可是針對未來的這種減法表述，完全符合他的反證觀念，也就是這個觀念合乎邏輯的第二步。他所說的否證某個理論，在實務上應該會導致它所應用的目標遭到毀壞。
政治體系中，良好的機制能夠幫助我們除去壞人；它不必考慮做什麼事，或者把誰放進去，因為一個壞人造成的傷害，會多於一些好人的集體行動。強．埃爾斯特（Jon Elster）更進一步；他最近寫了一本書，書名相當生動，稱作《防止搗蛋》（Preventing Mischief）。他根據邊沁（Bentham）的觀念提到負面行動：「立法者的藝術，限於阻止可能有礙他們（立法議員）的自由和智慧發展的每一件事。」
而且如同預期，否定法是古典智慧的一部分。在阿拉伯學者和宗教領袖阿里．本．阿比——塔雷伯（Ali Bin Abi-Taleb；和我無血緣關係）看來，和愚者保持距離，等於與智者為伍。
最後，現代化的版本是賈伯斯說的：「談到專注做好一件事，人們想到它的意思是對你必須專注的事情說是。但這根本不是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說，對眼前的其他一百個好構想說不。你必須精挑細選。其實，我對於我們沒做的事，和我做過的事一樣感到驕傲。創新就是對一千樣事情說不。」
再談槓鈴
減法知識是一種槓鈴形式。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它具有凸性。錯的事情相當強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相當脆弱且具有投機性，但你不會去正視它，只要確保它在證明是錯的時候，不會傷害你。
否定法的另一個應用，是在少就是多的觀念上。
少就是多
做決定時，少就是多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史皮羅斯．馬克里達吉斯（Spyros Makridakis）、羅賓．道斯（Robyn Dawes）、丹．高德斯坦（Dan Goldstein）和捷爾德．蓋格連澤（Gerd Gigerenzer）。他們各在不同的場合中表示，比較簡單的預測和推論方法，效果遠比複雜的方法要好。他們的簡單經驗法則並不完美，卻是故意設計得不完美；在知性上保持某種謙卑，捨棄錯綜複雜的目標，可以產生強而有力的影響。高德斯坦和蓋格連澤提出「快而省」試探啟發法的概念：儘管時間、知識和運算力量有限，也能做出好決定。
我發現少就是多試探啟發法在兩個地方和我的研究不謀而合。第一，極端效應：某些領域中，稀有事件（再說一遍，不論是好或壞）占有不成比例的分量，而且我們傾向於視而不見，所以把注意焦點放在利用這種稀有事件，或者採取保護措施以防受到它的傷害，可以改變很大的高風險暴露程度。只要操心「黑天鵝」的暴露程度，日子就會過得相當容易。
少就是多已經證明極為容易發現和應用——而且面對錯誤和心意的改變具有「強固性」。或許一大部分問題可能不容易找到原因，但是它們通常都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但是夠多的問題有；真的是夠多的問題有簡單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樣的解決方法俯拾即是，有時光靠肉眼便能找到，不必使用複雜的分析和依賴脆弱性很高、容易犯錯、到處找原因的書呆氣。
有些人曉得八○╲二○的觀念。維爾佛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一個多世紀前發現，義大利二○％的人擁有八○％的土地，反之亦然。在這二○％中，占二○％（也就是四％）的人擁有八○％土地中的八○％左右（也就是六四％）。最後是不到一％的人擁有全部土地的五○％左右。這描述了贏家通吃的極端世界效應。這些效應非常普遍，從財富的分布到每位作者的書籍銷售量都看得到。
極少人知道我們正邁向遠比上面所說更不平均的分布，也就是以前八○╲二○的許多事情，現在成了九九╲一：九九％的網際網路流量湧向不到一％的網站，九九％的書籍銷售量是不到一％的作者賣出去的⋯⋯我不能再說下去，因為這些數字會叫人血脈賁張。當代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有贏家通吃的效應，而這包括傷害和利益的來源。因此，我將說明，修正系統的一％可以降低脆弱性（或者提高反脆弱性）約九九％——而且要做的事只有幾步，非常少的幾步，成本往往很低，情況卻會變得更好和更安全。
舉例來說，少數無家可歸的人用掉各州高得不成比例的支出，所以該從哪裡省錢，便非常明顯了。一家公司少數一些人製造大部分的問題、破壞整體的士氣——反之亦然——所以請這些人走路可以解決很大的問題。少數一些顧客帶來很高比率的收入。有三個樂此不疲的人，在抹黑我的貼文中占了九五％。他們都是相同的失敗原型的代表（我估計，其中一人張貼的文章將近十萬字——他需要寫得更多和找更多的材料，才能在批評我的研究和人格時，取得相同的效益）。談到健康照護，西克爾．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指出，一半的人占不到三％的成本，病情最重的一○％則吃掉整塊餅的六四％。（第十八章提過的）傅萊傑格談黑天鵝管理時指出，企業成本超支有一大部分可以簡單地歸因於科技專案——由此可見我們需要將注意焦點放在哪裡，而不是高談闊論和寫複雜的論文。
黑道人士說，只要把鞋子裡的小石子去掉就行了。
有些領域（例如不動產），用試探啟發法、經驗法則，可以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和解決方案三個最重要的特質：「地點、地點，和地點」——其餘大都應該只是鼻屎大的事。不見得每個問題都是如此，但由此可見我們需要操心的核心事情是什麼，因為其他的事情都會照顧好自己。
偏偏人們總是想要得到更多的資料去「解決問題」。我曾經在國會作證，反對成立一項專案，提供資金給某個危機預測專案。和這件事有關的人，都沒看到一個矛盾：我們不曾擁有像現在那麼多的資料，卻遠比從前難以預測事情的發展。更多的資料——例如過馬路時注意身邊人的眼睛顏色——會使你沒注意到迎面而來的大卡車。當你過馬路，你會把所有的資料都丟掉，只留下最基本的威脅。①正如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寫的：我們必須不理會多少事情，才能行動。
令人信服——以及充滿信心——的學科（例如物理學），通常極少使用統計數字作為佐證，而政治學和經濟學不曾產生值得注意的東西，卻充斥詳盡的統計數字和統計「證據」（而且你曉得，一旦煙消雲散，證據便不再是證據）。科學和偵探小說類似，託辭最多的人，到頭來總是有罪的那一個。而且我們不需要用很多印滿資料的紙張，去駁斥經濟學中利用統計數字的無數論文：單單指出「黑天鵝」和尾端事件充斥在社會經濟世界——而且這些事件無法預測——便足以否定它們的統計數字。
下面所說的實驗，給了我們進一步的證據，證明少就是多的威力。克里斯多福．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爾．西蒙斯（Daniel Simons）在他們寫的《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一書說，看籃球比賽影片的人，如果為了數傳球次數等細節而分心，便有可能完全沒看到大猩猩走進球場中央。
我發現，我在直覺上一直利用少就是多的觀念，協助做成決定（而不是將一連串的優缺點並列之後去觀察）。舉例來說，如果你做某件事情（選擇某位醫生或獸醫、雇用某位園丁或員工、嫁娶某個人、展開某段旅程）的理由超過一個，那就不要去做。這並不表示一個理由比兩個要好，而只是因為你試著找出一個以上的理由，好說服自己去做某件事情。明顯該怎麼做最好的決定（對錯誤呈現強固性），不需要一個以上的理由。同樣的，法國軍隊採用一個試探啟發法，不接受一個以上的請假理由，例如祖母去世、傳染感冒病毒、被公豬咬到。如果有人用一個以上的論點，抨擊某本書或觀念，你便知道那不是事實：沒人會說：「他是罪犯，殺了許多人，而且餐桌禮儀很差，又有口臭，開車非常莽撞。」
我經常遵循我所說的柏格森剃刀（Bergson's razor）準則：「一個哲學家應該以單一觀念揚名，不能再多。」（我沒辦法確定來源是柏格森，但這個準則相當好。）法國散文家和詩人梵樂希曾經問愛因斯坦：「是不是隨身攜帶筆記本，把想到的觀念寫下來。」愛因斯坦答道：「我不曾有過什麼觀念」（事實上他只是沒有鼻屎大的觀念）。因此，就有個試探啟發法產生：如果某個人的資歷很長，我只會蔑視他——曾經在一場研討會上，有個朋友邀我和成就不俗的一位能人共進午餐，說他的資歷「能夠寫滿兩三輩子以上」；結果我不屑跟他同桌，轉而和學員、培訓工程師坐在一起。②同樣的，當我聽說某人發表過三百篇學術論文和榮獲二十二個榮譽博士學位，卻沒有其他單一驚人的貢獻或者主觀念，我會避他像避黑死病那樣唯恐不及。
①第七章談過編輯過度干預，結果反而漏掉重大的錯誤。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發表厚達六百六十三頁的《金融危機調查報告》（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卻遺漏了我相信是主要的原因：脆弱性和少了切身利害。但是當然了，他們列出了你能夠想像是原因的每一個可能副現象。↑
②諾貝爾獎激發科學這麼神聖的東西展開競爭，是它的一大缺憾。雖然它不表彰以論文數量取勝的人，卻很少頒給只有單一重大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