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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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1月29日。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注：莎士比亚《奥赛罗》第1幕第3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它有机会同《莱茵报》进行论战的时候，采用一种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称赞的战术。这种战术坚持不懈地运用下去，不可能不对一部分肤浅的读者产生影响。每当有人指责这家报纸对《莱茵报》的原则和倾向所作的攻击的时候，每当遇到重大的争论问题的时候，每当《莱茵报》方面进行原则性抨击的时候，《总汇报》就躲进罗马式的长袍里，保持一种耐人寻味的沉默，而这种沉默所以不显眼地存在，是因为它意识到有不能回答的弱点呢，还是因为它意识到有不愿回答的优越感，却是永远无法断定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特别非难奥格斯堡女人，因为她对待我们同对待德国是一样的，而对德国，奥格斯堡报认为，表示关心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只是偶尔也发表一些旅行杂记、健康状况公报和改写的婚礼诗歌，来打破一下这种沉默。奥格斯堡女人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对公共福利的贡献，大概是对的。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除了采用这种沉默战术外，还运用另一种论战手法，那就是漫无边际的、自鸣得意的、竭力表白的饶舌，仿佛是对那种消极的、忧郁的沉默的积极补充。当问题涉及原则性斗争，即有关实质的斗争的时候，奥格斯堡女人就沉默不语；但她躲在暗处偷听，远远地窥伺，一旦发现她的对手在装束打扮上有点疏忽，跳舞时跳错了一步，掉了手帕，——她就
“做作得那么端庄贞静，就要摇头”［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并且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姿态，怀着装扮出来的一本正经的满腔怒气，把她那压抑已久的善意的懊恼发泄出来。她冲着德国大叫大嚷：“请看，这就是《莱茵报》的性格，这就是《莱茵报》的思想方式，这就是《莱茵报》的一贯性！”［注：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载于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编者注］“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香！”［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女人不仅善于利用吟诵这类即兴诗的机会，使健忘的公众依稀记起她那早已丧失的端庄、她的正直和她的壮年，不仅善于用这些衰竭而苍白的回忆来粉饰她那深陷的面颊，而且还善于在取得这些卖弄风情的微小而无害的成就的同时；捞取其他一些实际的成就。她好像一切都办妥以后，以精神抖擞的女斗士的姿态对着《莱茵报》大声叫骂，大加申斥，百般挑衅，而世人竟由于这种放肆的挑衅行为而忘记了奥格斯堡女人那种年迈力衰的沉默和刚刚采取的退却行动。此外，还产生了一种被人刻意加以保护的假象，仿佛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的斗争就是围绕这类琐事、丑闻和装束上的差错而进行的。那帮毫无思想、不讲节操的人不理解这场重大的斗争(由于我们说话，而奥格斯堡女人却沉默不语)，反而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吹毛求疵的嘲讽和舍本逐末的批评中重新发现了他们自己美好的心灵，于是这帮人便向这位可敬的女人鼓掌致敬，因为她以老练而适当的方式惩戒她的桀骜不驯的对手，为的是教育他而不是伤害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9号上，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工于心计的、令人厌恶的褊狭浅陋的论战的典型。
一位记者从美因河发来通讯[146]说，奥格斯堡《总汇报》赞扬尤利乌斯·莫森的政治性长篇小说《维罗纳会议》，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我们承认，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学评论栏［注：海·豪夫《文学简评。1、德意志小说和美文学。2、政治小说》，见1842年11月3、4、1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7、308和318号的附刊。——编者注］由于空洞无物，我们只是偶尔看一看，它对莫森的评价，我们也不了解，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相信这位记者的良心。除了对事情真相作了如实报道以外，通讯中也不是没有内在可能性，因为根据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强词夺理的手法而不是用论据所作的新解释，至少可以怀疑，这家报纸评价事物的良心是否不为斯图加特的出版地点［注：出版《总汇报》的科塔出版社。——编者注］所左右。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部政治性长篇小说的出版地点，然而，不知道一部小说的出版地点，到底还不是一个致命的政治过错。
随后，本报编辑部在有人提醒它搞错了出版地点以后，便在一条简讯中作了说明：
“我们刚才得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的小说《维罗纳会议》根本不是在科塔出版社出版的，因此，请本报读者据此对今年第317号上登载的《美因河通讯》予以更正。”［注：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编者注］
既然美因河记者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要指责只是基于《维罗纳会议》由科塔出版社出版这个前提，既然我们已经说明这部小说不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既然任何推理在其前提被否定时都会自动失效，那么，我们就可以向读者的判断力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即根据我们的说明，对上述通讯予以更正，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对奥格斯堡《总汇报》道过歉了。但是，奥格斯堡报遵循的是什么逻辑！奥格斯堡报的逻辑对我们的更正作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莫森的《维罗纳会议》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一切正义和自由之友应当把它看作是非常糟糕的卖不掉的废物；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这部书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们请我们可敬的读者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把它当作正沿着光辉的道路朝我们走来，并且毫不留情地践踏一切老朽之物的一个永葆青春的英才来欢迎。”［注：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编者注］“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像一个稻草人。给我把弓拉得满满的……射中了，射中了！好啊！”［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奥格斯堡女人扬扬得意地高喊：“这就是《莱茵报》所谓的它的思想方式，它的一贯性！”
但是，难道《莱茵报》曾经把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的一贯性当成自己的一贯性，或者把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思想方式当成自己的思想方式吗？奥格斯堡女人可以得出的只是这样的结论：“在奥格斯堡，人们就是这样来曲解一贯性和思想方式的！”或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真的认为，我们刊登莫森的祝酒词就是想要搞一条注释来更正对《维罗纳会议》的评价？我们在小品文栏中对纪念席勒的活动已经作了详尽的评论，我们指出了席勒“是新的英才运动的预言家”(见第326号 ［注：1842年11月22日《莱茵报》。——编者注］，《莱比锡通讯》)，并指出由此产生的纪念席勒活动的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刊登莫森强调指出这一意义的祝酒词[147]呢？难道因为祝酒词中含有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单单由于该报对海尔维格的评价，它就应该受到攻击)？但是，这一切都与《美因河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们本应把奥格斯堡女人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写上：“请读者根据第320号上莫森的诗来判断第317号上的《美因河通讯》。”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特意搞出这种荒谬的东西来，是为了以后能当着我们的面胡诌这些东西。登在《莱茵报》第317号 ［注：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编者注］小品文栏的一篇对莫森的《魏玛的伯恩哈德》的评论证明，——虽然并不需要证明，——《莱茵报》对莫森也丝毫没有违背它通常的做法，即作实事求是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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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同意奥格斯堡女人的看法，即甚至连《莱茵报》也几乎无法摆脱雇佣文人——这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体现的报纸时代在德国到处迅速孳生的、死气白赖的、令人厌恶的败类。
最后，奥格斯堡报使我们想起一种弹射器，它
“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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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墨西哥的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亚的现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假象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假象。如果问题涉及精神的和真正的现实，那么《莱茵报》一定会同李尔王一起对奥格斯堡女人喊道：“盲目的丘必特，随你使出什么手段来……瞧瞧它是怎么写的吧！”而奥格斯堡女人也会同葛罗斯脱一起回答：“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 ［注：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29日
载于1842年11月30日《莱茵报》第33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45]《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本卷第291—296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对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漏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论战手法(见本卷第355和409—410页)。——323。
[146]指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第317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325。
[147]1842年11月11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批评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第320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11月24日《莱茵报》第328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327。
[148]1842年11月11日和13日《莱茵报》第315、317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1842年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认为莫森的悲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327。
[149]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为“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的弹射器”。——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