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166]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编者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348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2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茨1839年8月31日”字样)，是根据1816年12月24日的法令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62号的附页上。训令第37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编者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
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346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0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烈地欢迎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的，这和报刊在1841年12月24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竟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约等于0.25—0.34公顷。——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1838年)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1富特尔等于1000升。——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就力图用其他数字来代替。”
现在我们就来指出发言人先生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的几点最明显的分歧。
官方发言人：“关于第8项必须特别指出，近年来仅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或所谓打杈)这一作业，而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摩泽尔河沿岸或在萨尔河沿岸，经营葡萄园的一般方法是不包括这一作业的。”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局长先生说，只是近年来才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土这些作业……”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葡萄种植者明白，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他就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哪怕能稍许提高一点也好。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而不应当对它加以压制。”
“谁又会因为看到某些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想到要降低马铃薯的种植费用呢？”
官方发言人：“第14项内所列的酒桶成本，在这里根本不能计算在内，因为前面已经指出，容器或酒桶的成本是不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葡萄酒的价格之内的。但是，如果在出售葡萄酒时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连桶一起出售，那么酒桶的成本也会加到葡萄酒的价格上去，而这样一来就可能收回酒桶的成本。”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在出售葡萄酒时，总是连桶一起交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甚至也不可能提起收回酒桶成本的问题。在谈到整个情况时，不能把我们城里的小店主购买散装葡萄酒的少数事例考虑进去。”“其他的商品在出售前是放在货栈里的，以后在出售时才进行包装和发运，而且这些费用是由顾客负担的，可是葡萄酒就不是这样。因为顾客在购买葡萄酒时，不消说也要连桶一起带走，所以酒桶的成本显然应该一并计入生产费用。”
官方发言人：“如果我们根据官方查证的有关材料，把附录内列举的葡萄收获量的数字加以订正，各项支出的计算姑且承认全部都是正确的，只略去土地税、酒税和酒桶成本三项支出，即第13、14和16各项中所列举的支出不计，那么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果：
收入总额……………………………………………………53塔勒21银格罗申6分尼
支出总额(不包括第13、14和16各项) ………………39塔勒 5银格罗申0分尼
纯收入………………………………………………………14塔勒16银格罗申6分尼。”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计算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却不正确。我们所计算的不是假定的数字，而是表明实际款项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实际支出53塔勒减去唯一的实际收入48塔勒，亏损5塔勒。”
官方发言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关税同盟成立以前那个时期相比是显著地加剧了，我们甚至担心部分地区会真正地贫困下去。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应当到这个地区从前那种过高的收入中去寻找。”
“由于前几年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葡萄酒贸易中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由于在1819、1822、1825、1826、1827和1828年，葡萄一年紧跟一年地获得丰收，这个地区滋长了前所未有的挥霍风气，葡萄种植者手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这就驱使他们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去购买葡萄园，驱使他们花费过多的金钱在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开辟新的葡萄园，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葡萄园主，于是人人都负了债，这种债款在以前用一个丰年的收入就很容易地偿清了，而现在因市面不景气，这种债款就必然会把落入高利贷者手中的葡萄种植者压得根本喘不过气来。”
“其结果必将是：葡萄种植业将只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营，而且和先前一样，这种种植业大部分又将操在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手中，这些土地占有者由于事先在种植葡萄上已经花了很大一笔钱，因而最有能力经营这种事业；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不景气的年头，因为即使在这种年头，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改进栽培方法，以便生产出一种可同目前已经开放的关税同盟[113]其他各邦竞争的产品。当然，在最初几年，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而这些穷苦的葡萄种植者在以前收成较好的年头多半都已经成了葡萄园的主人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应考虑到，先前那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而那些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了。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说实话，直到现在才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表示担心的人，还没有看到那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这种状况在这个地区的敦厚淳朴、勤劳不倦的居民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在日甚一日地恶化下去，但愿人们不要像地政局局长先生那样对我们说，这只能归咎于贫困者自己，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这种灾难。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连殷实的、勤劳而节俭的葡萄种植者也不得不声言，他们已经无力养活自己，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原因了。”
“的确，葡萄种植者在繁荣的年头以高于一般的价格购买了许多葡萄园，他们原指望按当时的收入水平能够逐步付清全部债款，所以负了债。但是这只证明这些人勤勉而富于进取精神，至于为什么把这种现象叫作挥霍，为什么断定葡萄种植者目前的处境是他们先前那种不正常的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而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这却令人大惑不解了。”
“地政局局长先生断言，那些据他说过去还不是葡萄园主(！！)的人在异常繁荣的年头受到了诱惑，过分地增加了大批的葡萄园，而目前只有减少葡萄园才是出路。”
“可是，那些宜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葡萄园同大批除了葡萄就只能生长荆棘和灌木的葡萄园比起来，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由于经营葡萄种植业而困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的居民，曾经多么英勇地同他们的不幸遭遇进行搏斗。这些理应深受敬重的居民难道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帮助他们熬过艰苦的年头，等到比较顺利的时光来临，使他们有可能恢复元气，重新对国家发挥过去起过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收入的源泉，像这样一种收入源泉，除了城市以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利用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并把它同现在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指控：说什么我们利用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和照顾。”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时，就一定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发言注明的日期是“1839年12月12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1840年7月15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看法。至少在1839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因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解为逐渐灭亡［注：德文“Ubergang”的意思是“转变”，“Untergang”的意思是“灭亡”。——编者注］。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只能设法减轻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挽救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的。183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向其中一个询问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法兰克福报》第349号附刊第1号(1842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评论就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会公报》还载有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没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财政部对请求免交1838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了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10月10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1838年全部税款一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查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持的官方见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自己所掌握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此而怀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而是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了。如果说连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他们、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面而又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证据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他们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同他们的生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便反过来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宣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要好，或者与实际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辖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各种事情的官方性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官方审定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官僚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结果。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任者的顶头上司。[168]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每个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法律。因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的对象进行改革。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用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入注目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政府就会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它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来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个场合都恪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相信自己的下级机关对每件事都会作出正确的官方的判断，而且上级行政当局有官方的正式凭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政府即使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会采取特里尔的政府发言人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所申明的原则：“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政府为了减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中的几项措施，那么，至少那些已经公开的管理情况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至于那些秘密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用作我们判断的依据。在这些措施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譬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169]。第一种措施显然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
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葡萄种植者虽然只是通过传闻才了解到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已经使他们深感痛心了。如果政府自己花钱来进行这些试验，那么他们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但是他们感觉到，政府指示他们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就是拒绝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渴求的是帮助，而不是劝告。无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是多么相信官方的认识，无论他们是多么深信不疑地向官方的认识求教，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同样充分地相信自己能作出必要的判断。限制地产析分是同他们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他们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因为他们把法律平等受到的任何一种侵害都看作是法的困境。他们有时是比较自觉地，有时是比较不自觉地感到，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他们感到，人们一旦要求这个地区改变它的习俗、权利、劳动形式和财产形式以适应管理工作，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既然他们是在自然和习俗所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劳动，国家就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因此，前面那些毫无裨益的、凭空杜撰的建议，一接触现实——不仅是现实的状况，而且是现实的市民意识——就根本行不通了。
那么，管理机构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什么关系呢？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如果一种贫困状况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情况下出现，起初是逐渐地，后来则不可阻挡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而且正在以日益扩大之势不断加剧，那么，这种贫困状况确实可说是经常性的)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它也不可能解决那些并不是转眼之间就会消逝的冲突，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那种经常性的冲突，因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且，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消除一种厄运 ［注：德文“Verhaltnis”的意思是“关系”，“Verhangnis”的意思是“厄运”。——编者注］。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
另一方面，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为他们的判断具有真实性。他们也会认识到，在国内有许多私人利益正在受到损害，而人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私人利益就放弃或修改总的管理原则。其次，如果被管理者断言某种贫困状况带有普遍的性质，断言富裕状况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受到威胁，以至私人的苦难正在变成国家的苦难，而消除这种苦难又正在变成国家对它自身所负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论断在管理机构面前就显得不适当了，因为管理机构能够比谁都正确地判断国家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而必须承认，管理机构对整体和整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要比这些部分本身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这样一来，既然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
关于第二点：
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的报刊，无论如何只是普鲁士政治报刊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弄清楚它在常常提到的那个内阁指令颁布前的状况，就必须把1841年前普鲁士全部报刊的状况大致考察一下。我们现在就让一个公认为思想忠顺的人来说几句话。
大卫·汉泽曼在《普鲁士和法兰西》一书1834年莱比锡第2版第272页上写道：“普鲁士的一般思想和事态是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发展的。这种发展很不容易为人所觉察，因为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在普鲁士报刊上认真讨论与国家有关的政治问题，甚至经济问题，不管人们写出的东西是多么有礼貌，有分寸。所谓认真的讨论，只能理解为在讨论中既可以陈述各种理由，也可以陈述各种反对的理由，如果不同时探讨经济问题同对内对外政策的联系，那就几乎不可能认真讨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只有很少的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具有这种联系，至于这样实行书报检查是否适当，在普鲁士政府目前的状况下是否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实行书报检查，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我们只要说明情况是这样就够了。”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1788年12月19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就已经这样说道：
“书报检查的目的决不是要阻挠人们有礼貌地、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或在其他方面使作者受到某种既无意义而又令人不快的约束。”
如果我们注意到，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39]第2条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
如果我们把这一条同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序言中的话比较一下：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
[40]
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下面这样一些话：
“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要正确地确定这个问题的界限无疑是困难的。但是不应当因此而畏缩不前，不敢努力贯彻法律的真正旨意，也不应当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经常成为曲解政府旨意的原因。”
那么，根据所有这些官方的声明，问题就不应当是：既然当局希望听到人们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为什么还出现书报检查的限制呢？相反，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改成下面这样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有“法律的旨意”、“政府旨意”，最后还有“陛下旨意”，为什么却正如人们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在1841年使报刊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限制”，为什么还需要在1841年让书报检查机关再回忆1819年的法令第2条呢？特别是就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而言，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应当是：人们对报刊进行过哪些特殊的限制？相反，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人们破例地对报刊实行过哪些特殊的优待，以鼓励这种对国内情况的局部讨论，使它变为一种尽量坦率而公开的讨论呢？
关于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的内容和性质的问题，书报检查令中下面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闻等等，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去阻碍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普鲁士报刊本身的普遍状况也势必构成一种无论对坦率而言或对公开而言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要把摘自书报检查令的各段引文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出书报检查令的意思是：书报检查机关过分谨小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梏；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因此，如果说当局的措施能造成不自由的报刊，那么与此相反，在报刊普遍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却无力保证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因为即使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充满了讨论某些个别事情的坦率的言论，这些言论也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开性。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个别行政当局是无力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国王自己直接而果断地表明的意志才能在这里起决定性的、持久的作用。
过去，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开。这种坦率的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而且从前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眼界也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为了说明这种地方性讨论的特征，我们从贝恩卡斯特尔出版《公益周刊》各年卷中引证几段话。在该刊1835年卷中有这样的报道：
“1833年秋，在埃尔登有个外地人酿造了5奥姆［注：德国的容量单位，主要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1奥姆约等于130—150升。——编者注］葡萄酒。他为了把酒桶装满，又花了30塔勒买了2奥姆葡萄酒。酒桶值9塔勒，酒税为7塔勒5银格罗申，采摘葡萄花了4塔勒，租地窖花了1塔勒3银格罗申，榨葡萄汁花了16银格罗申。因此，如果不计算种植费用，实际支出共计为51塔勒24银格罗申，这桶葡萄酒于5月10日售出，售价为41塔勒。同时还应指出，酒的质量是很好的，出售的原因并非主人极度拮据，而且这桶酒也没有落入高利贷者之手。”(第87页)“11月21日在贝恩卡斯特尔市场上，1835年酿造的葡萄酒÷奥姆的售价为14银格罗申(十四个银格罗申)；同月27日，4奥姆葡萄酒连桶共售得11塔勒，但是应该指出，酒桶是在圣米迦勒节那天花了11塔勒买来的。”(同上，第267页)
在1836年4月12日出版的一期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我们再从该刊1837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本月1日，在金海姆有一个只经营了4年的新葡萄园在公证人的参与下公开拍卖。园内约有葡萄藤200株，都用木桩牢牢地支撑着，买主以每株1.5分尼的价格把葡萄园买到了手，并且照例还延期付款。而在1828年，当地这样的葡萄藤每株值5银格罗申。”(第47页)“格拉赫的一个寡妇按全部收成的一半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尚未收获的葡萄，得到1奥姆葡萄酒。她用这一奥姆葡萄酒换得了两磅黄油，两磅面包和半磅洋葱。”(同一周刊，第47期)“本月20日在这里被迫拍卖的有：1836年酿造的格拉赫和贝恩卡斯特尔葡萄酒8富特尔，其中有一部分是上等酒；1835年酿造的格拉赫葡萄酒1富特尔。这些酒(包括酒桶在内)共售得135塔勒15银格罗申。因此，买主买进1富特尔葡萄酒约花15塔勒。但是，单是酒桶就大约值10—12塔勒。这样，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补偿他们的种植费用呢？难道就不可能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骇人听闻的贫困吗？！！(读者来信)”(第4期第30页)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对某些事实的质朴无华的叙述，有时在后面也附有感伤的简短的结束语。这种叙述正因为不加粉饰、质朴无华，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但是很难说它表明了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所作的讨论已具有坦率而公开的性质。
要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人数很多的一部分居民遭到了某种异常的、可怕的不幸，而又没有人来谈论这种不幸，没有人把这种不幸看作一种值得考虑和议论的现象，那么，遭到不幸的人就势必会作出这样的推断：要不是别人无权议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议论这个问题。可是，就连最缺少教育的葡萄种植者也需要别人承认他们的不幸，需要别人对他们的不幸表示这种精神上的同情，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作出这样一种推断；在一切人都在考虑而且许多人都在发表议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一些人行动起来。即使假定当局确实曾经准许自由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这种讨论也并没有进行过；不言而喻，人民相信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他们相信的不是那种可能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而是那种实际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因此，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虽然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贫困，虽然也听到别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还有一种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而在这个内阁指令颁布之后，他们看到这种报刊仿佛自天而降，所以，他们就推断王室内阁指令是促使报刊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原因，看来，这至少曾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推断。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出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对报刊的这种行动特别关注。因为这种关注正是直接由实际需要而引起的。最后，我们认为，姑且不谈这种意见的普遍性，通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序言中就有这样几句话：
“国王陛下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
序言中的这几句话保证报刊获得了国王的特殊承认，即保证报刊获得了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国王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甚至把这句话当作具有魔力的咒语，当作能医治他们的一切病痛的万应灵丹，这种情况看来只能证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具有真正忠于国王的思想，证明他们所怀的不是平和适度的、而是无法抑制的感激之情。
关于第三点：
我们已经竭力说明，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性，必然产生对自由报刊的需要。其次，我们说明了，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即使报刊没有受到特殊限制，单单是普鲁士报刊的普遍状况也会使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最后，我们就要来说明，实际上存在着以敌对方式来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在论述中所遵循的观点，重新认识一般关系对当事人意志的巨大影响。我们应当把这些阻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仅仅看作上述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这些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态度，报刊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状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既然这些关系看来在当时是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些关系也必定会作为这种力量而产生影响，必定会在某些事实中得到体现，并在个别的、从表面看来是任意的行动中显示出来。谁要是抛弃这个客观观点，他就会带着片面性沉浸在怨恨的情绪之中，去对待那些曾经代表现存关系的严酷性来反对他的个人。
人们不仅应当把书报检查机关造成的某些困难视为报刊面临的特殊障碍，而且同样也应当把一切特殊条件视为这种障碍，这些条件使书报检查的对象连企图露一下面都不可能，结果使得书报检查机关成为多余的东西。在书报检查机关引人注目地、持续而尖锐地同报刊发生冲突的地方，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报刊已经获得了活力，具有了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因为只有能觉察到的作用才会引起能觉察到的反作用。而在虽然存在着对自由的、也就是能够成为书报检查的对象的报刊的需要，但并没有报刊，因而也没有书报检查机关的地方，人们则应当注意发现某些条件所起的预先书报检查的作用，在思想还处于比较质朴的形态时，这些条件就已经使它退缩了。
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对这些特殊条件进行哪怕只是接近于全面的描述；如果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试图描述自1830年以来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有关的当代史。我们认为，只要证明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开的言论都受到特别的阻挠，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管发表这种言论的形式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贫困居民情绪低落、精神沮丧，这本来就挫伤了他们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而形形色色的告密行为又必然促使法院以“在官吏执行公务时或因其执行公务而侮辱官吏”的罪名对许多人判刑，这种情况就更加使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沮丧。
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葡萄种植者说来还记忆犹新。一位县长 ［注：康·弗·冯·盖尔特讷。——编者注］在欢庆国王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寿辰的晚会上开怀畅饮，第二天，一个因慈善而特别受人爱戴的市民 ［注：约翰·奥伯霍文。——编者注］以开玩笑的口吻向这位县长的女仆说：“贵主人昨晚有点醉了。”由于说了这样一句毫无恶意的话，他受到特里尔违警法庭的公开审讯，不过，他后来理所当然地被宣告无罪。
我们之所以恰恰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一番简单的反思。县长们就是他们管辖的各个县城的书报检查官。但是，县长主持的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地方报刊最容易接触到的、因而也是它们反映的最主要的对象。如果说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总是很难下判断，那么，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类表现了人们以病态的敏感态度来坚持官方尊严不容触犯这一观念的事件，就确凿无疑地证明，单单是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存在就足以构成坦率地发表意见的地方报刊不存在的原因了。
这样，既然口头讲了一句毫无成见的、平平常常的话就得到违警法庭去受审，那么，作为发表自由意见的书面形式的请愿书虽然还远不像报刊那样具有公开性，但结果也同样会受到违警法庭的追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官方尊严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法律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
由于1836年7月3日的“内阁指令”中提到国王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派遣王子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到莱茵省了解该省情况，特里尔行政区的一些农民就感到有必要请求他们的“省议会议员” ［注：尼·瓦尔德奈尔。——编者注］为他们写一份请愿书给太子。同时，他们还提出了需要申诉的几点。为了增加请愿者的人数，从而使请愿书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位省议会议员派了一个使者到周围的地区去，结果他征集了160个农民的签名。请愿书原文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了名的、特里尔行政区所属……县的居民，得悉我们仁慈的国王派遣太子殿下前来视察我们的情况。为使殿下免去听取众人逐一申诉之劳顿，特委托我们的省议会议员……先生极其恭谨地向殿下，无比仁慈的国王的儿子、普鲁士的太子禀告：(1)由于我们多余的产品，特别是牲畜和葡萄酒没有销路，我们无力交纳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太重的税款；因此，我们恳请大大减轻税负，否则我们就只有把全部财产交给税务官了。对此，有附录足以证明(附录内有一位税务官发布的关于每收入1塔勒应交纳25银格罗申5分尼税的命令［注：塔勒和银格罗申是德国的旧银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编者注］)；
(2)但愿殿下不要根据那些不可胜数的高薪职员、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政府临时雇员、文职和军职人员、食利者和实业家的生活水平来判断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产品的价格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在城市里不必花费很多钱就能过非常阔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在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可怜的小屋子里是不可能看到的，因此相形之下就使得农民非常愤慨。以前这个地方有27个官员，其薪金共为29 000塔勒，现在则有63个官员，其薪金共为105 000塔勒，其中还不包括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官员；
(3)但愿我们乡镇机关的官员能像以前那样直接由普通居民选举产生；
(4)税务局的大门在白天不应该一连几个钟头关着，而应该随时开着，使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迟到几分钟的农民不致被迫在街头挨冻五六个钟头甚至整整一夜，或者在白天受烈日熏烤，因为官员应当而且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效劳；
(5)依据1828年4月28日的法令第12条，水沟边沿两英尺以内的土地禁止耕种。违禁者将受到惩罚。最近，《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又于8月22日重申了这一规定。我们希望，在穿过境内的大道两侧不再执行上述规定，准许土地所有者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直到路旁水沟为止，以免他们的土地遭到道路管理人员的侵夺。”
殿下最忠诚的臣民谨上(签名)
这位省议会议员想呈送给太子的这份请愿书，被另一个人收下了，这个人满口答应将请愿书转交太子殿下。后来，这份请愿书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司法机关倒对这位省议会议员提起了公诉，说他是请愿书的起草人，说请愿书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根据这个指控，这位省议会议员在特里尔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并罚交诉讼费。但是后来上诉法院修改了这一处罚，只将上述判决中罚交诉讼费这一条保留下来，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有些轻率，因而引起了这场诉讼。而请愿书的内容本身则被认为是完全无罪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请愿一方面由于太子出巡所抱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具有省议会议员的身分，必然会在周围整个地区发展成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必然会引起公众十分密切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次请愿的结果既不可能激励人们公开而坦率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当局或许还怀有这方面的愿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对报刊进行的实际限制，即书报检查机关实行查禁的情况，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很少有人尝试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进行一场能够成为书报检查对象的讨论。
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准许发表；在这份记录里除了有一些古怪的言论外，还有一些坦率的言论。这次会议是在乡镇委员会里举行的，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则是由乡镇长 ［注：雅·施万。——编者注］整理的。这份记录一开头就说道：
“各位先生！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高原到洪斯吕克山，在物质上都非常贫困，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于同德意志签定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地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
最后，即使一种公开而坦率的言论突破了上文所说的一切障碍，一反常规地被刊登在报纸上，它也会被视为违反常规的现象，并在事后遭到取缔。关于这一点，也同样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几年前，波恩的官房学教授考夫曼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的文章，在三个月内，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后该文就被王国行政区政府查禁了，而且这个禁令现在实际上仍然有效。
我认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12月10日的内阁指令，对以该指令为依据的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对报刊从那时以来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的问题，已经由这一切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解答。余下的事情是再论证一下我所提出的下列论断：“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这句引起争议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和“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依我看来，第一句话用不着再证明了。对于第二句话，即“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我们不能像总督先生所做的那样，直接根据第一句话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求助的呼声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不过，如果把“上级机关”理解为“官场”的同义语，那么添上这几个字也是可行的。
葡萄种植者的“求助的呼声”一语不仅可以作为比喻，而且还可以在它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上述的全部报道中看出。一方面，这种求助的呼声被指责为不讲道理，而对贫困本身的描述又被认为过分夸大，并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另一方面，处于这种贫困境地的人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则被理解为“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我们的这些看法已经为政府的发言和刑事诉讼所证实。其次，一种夸大其词的、曲解实际情况的、因动机恶劣而言过其实的、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指责的叫喊，就等于“吵闹”，并且等于“无理取闹”，我们的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之谈。因此，等式的一方最后可以用它的另一方来代替，看来这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
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和20日《莱茵报》第15、17、18、19和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39]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66]《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或这一天把C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1月26日刚到任的新书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1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的主要原因之一。——357。
[167]《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364。
[168]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374。
[169]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