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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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月3日。《科隆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查禁这家报纸的内阁指令所署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这个谜容易解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而《科隆日报》认为不但可以编造出一篇通讯，而且还可以编造出一名通讯记者，并且硬把它自己的声音说成是从可爱的莱比锡市发出的。《科隆日报》的“商人式的”幻想是如此“精明圆滑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隆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报馆不可能设在科隆。如果《科隆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为自己的幻想把戏辩护，说它是确凿的真情实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实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代表德国所有的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3日

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71]《<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