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
[190]
科隆3月9日。《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如此谦逊，既不认为它是“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也不认为它是“政治思想的体现者”。[191]它对科隆市的议员选举发表了一通评论，其中谈到：
“我们乐于承认梅尔肯斯先生和康普豪森先生是很值得尊敬的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注：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3幕第2场。——编者注］——悲剧中是这么说的>，甚至<真不得了！>，甚至对《莱茵报》，当它得意扬扬地把这两个人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乐于表示赞赏<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但是，我们应当更尖锐而坚决地谴责那些被人用来试图对选举这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的理由，这倒不是因为这些理由不值得考虑，而是因为这些理由不值得作为唯一的理由，而只能作为次要的理由加以考虑。”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曾向科隆市的一些选民散发如下的石印信件：
“科隆市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无疑是它的贸易和工业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选举这样的人：他们除了思想正派、在我们当中具有独立的市民地位外，还确切地了解这些事业在各方面的进展情况，并且能以正确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它们，推动它们前进。”
接着提到了上面所说的那两位无疑是很值得尊敬的人。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目前，我市在贸易界已占突出地位。但它的贸易和工业还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且这一发展时期已经不远了。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192]时代——只不过必须在即将举行的省议会上明智地、审慎地维护我市的真正利益。
一群选民
2月24日于科隆”
这封信促使最注重精神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发表了这样一通严厉的训诫之词：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哦，你，伟大的科隆市，你，神圣的科隆市，你，机智的科隆市，你的某些子孙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何等低下的程度！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莱茵—摩泽尔日报》不是谴责议员的选举，而是谴责那些照它看来是对这次选举“施加影响”的理由。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莱茵—摩泽尔日报》援引了一封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其中提到“贸易和工业的地位”是科隆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所要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莱茵—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封连《莱茵—摩泽尔日报》自己也承认只送到“一些”选民手中的传阅信件对选民的情绪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它对梅尔肯斯和康普豪森两位先生的当选起了主要的、唯一的决定作用呢？难道因为在一封传阅信件中纯粹出于特殊的理由而提议选举这两位先生，同时又因为这两位先生确实已经当选，就可以随随便便地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位先生的当选是这个提议和为此而提出的特殊理由所造成的结果吗？ 当《莱茵报》“得意扬扬地”把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时，《莱茵—摩泽尔日报》对它表示赞赏。是什么促使它“表示赞赏”呢？显然是当选者的品格。但是，难道他们的品格在科隆不如在科布伦茨 ［注：《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出版地点。——编者注］那样为人知晓吗？在省议会上所应维护的各项利益中，《莱茵—摩泽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区乡制度”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它是否认为，在科隆人们不知道梅尔肯斯先生在历届省议会上曾为“自由的区乡制度”而奋斗[193]，并因此声名卓著，不知道他在某次省议会上甚至同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针锋相对，勇敢地、坚持不懈地捍卫了自由的区乡制度？至于说到“扩大等级利益”，那么，在科隆人人都知道，梅尔肯斯先生首先反对利用自治权来损害这些利益，可是，当等级利益同普遍利益、普遍权利和理性发生冲突时，他则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指出等级利益不应超出自己的范围，例如在进行关于林木盗窃法和狩猎法的辩论时，他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看来，既然梅尔肯斯先生的全部议会活动无庸置疑地证明了他具有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既然康普豪森先生的少有的渊博学识、卓越的才智和令人敬佩的一丝不苟的品格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那么，《莱茵—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两位先生的当选不是由于这些明显的理由，而是由于上面援引的那封传阅信件呢？
可敬的报纸会对我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我的精细入微的唯灵论的心灵所怨恨的只是那封传阅信件的作者们，只是那样一些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提出人民的精神利益和真正利益，却提出一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格调低下得多的理由，他们企图以不合适的理由对选举那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并企图以此来影响那些“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十分低下程度的“科隆子孙”！
可是，如果《莱茵—摩泽尔日报》只是针对那封匿名信件的作者们，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叫嚷呢？为什么要说：
“如果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县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难道本地的物质利益因为在一封匿名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吗？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司法的利益不可能因为在另一封也是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一样！难道每个城市不是像每个家庭一样，都有头脑迟钝的孩子吗？而根据这些孩子的情况来推断某个城市或家庭的特征，这种做法难道是合理的吗？ 不过，要是认真研究这封传阅信件，就会发现它确实不像可敬的科布伦茨报纸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应受谴责。甚至省等级会议[51]的已由法律规定的职责，也可以证明这封传阅信件是完全正当的。等级会议的法定职责一方面在于维护全省的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它的特殊的等级利益。至于说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是莱茵省利益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大家深信不疑的看法，不需要传阅信件的作者进一步证实，甚至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上一笔。
既然这两位先生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已无可争辩，那么，问题主要就在于对一个科隆代表的特殊要求了。问题在于科隆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城市利益是什么！有谁会否定这就是“贸易和工业的地位”！而且，光是简单的否定是不够的，还得提出证据来。
《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下面这一段话感到特别恼火：
“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时代。”
令人痛惜啊，可怜的科隆市！它竟如此受人欺骗！它又是如此欺骗自己！《莱茵—摩泽尔日报》哀叹道：
“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可怜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它不懂，所谓“旧汉撒同盟时代”只是指往昔贸易繁荣的时代；它不懂，如果科隆真想恢复汉撒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的时代，即恢复中世纪时代，那么，“一切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就必定会真的被埋葬，“精神状态”就必定会完全错乱，一切“历史记忆”就必定会荡然无存！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屏弃现代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和健康的观点，以便从此生活在过去的梦幻之中，难道政府不应当把“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私有领域吗？在有人千方百计企图彻底毁掉现在和未来，以便恢复过时的、腐朽的秩序的地方，难道紧握权柄不正是政府的责任，不正是它为了保存自己而应承担的责任吗？ 我们想坦率地把全部实情告诉我们的读者。在科隆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选举斗争，一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这是科隆在政治上富有生气的最好证明。过去时代的人，那些企图原封不动地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的人，尽管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来了这么一些古怪的唯物主义者，每一艘汽船、每一条铁路都清楚地证明他们极端愚昧无知；他们虚伪地侈谈什么“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并在巴比伦的河边为“伟大的科隆市，神圣的科隆市，机智的科隆市”而哭泣——但愿他们的眼泪不致很快就哭干！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9日
载于1843年3月9日《莱茵报》第6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51]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136、307、407、435。
[190]1843年3月2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摩泽尔日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这篇通讯写的。马克思认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益。——432。
[191]1843年3月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67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者”。——432。
[192]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14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433。
[193]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1831年莱茵省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18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1808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307—314页。——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