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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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月7日。被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外交辞令称为中庸报纸，即能力平平常常、性情非常平和、智力极其平庸的报纸的一家莱茵报纸 ［注：指《莱茵—摩泽尔日报》，“中庸”一词见1843年1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号上刊登的古·科尔布的文章《海尔维格》。——编者注］，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像我们是说：谎言是报刊的一个必要部分。这家中庸报纸从我们的论断中摘出一个句子，而不屑于把它那崇高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那篇和前一篇文章所作的论述上，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并不十分介意。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并不准备研究平庸的精神王国的这位居民为驳倒我们而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只想研究这位居民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129]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173](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注：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 ［注：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的深重罪孽呢？)、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斯·卡尔主编的《黄蜂》杂志上的一句妙语。这句妙语是：基佐先生说梯也尔先生是卖国贼，而梯也尔先生则说基佐先生是卖国贼，遗憾的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具有这样一种无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自己的存在。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这家“中庸”报纸指责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散布谎言。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谴责我们把谎言视为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谎言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德国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有关思想的谎言，不是精神意义上的谎言，而是有关事实的谎言，即物质意义上的谎言。用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这家信奉基督教的报纸会这样大叫大嚷。用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是，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朋友决不是玄想家。请这家“中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各个栏目吧，难道它不是同《普鲁士国家报》以及德国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黎的谎言，报道有关法国内阁即将更替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纸所编造的、而在次日或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欺人之谈吗？也许《莱茵—摩泽尔日报》认为，有关事实的谎言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各栏是必要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内却是应受诅咒的、罪该万死的违法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把尺子、两杆秤？这是哪里来的对真理的两重看法？为什么同一家报纸在这一栏可以像长舌妇那样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必须像官方公报那样做到言之凿凿、无可辩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德国的无时间性。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它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等城市取代彼得堡、伦敦、巴黎而成为德国政治精神领域的中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值得颂扬的业绩。

德国和普鲁士的一些报纸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使德国和普鲁士成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注意的中心，要把国家由神秘的、僧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人人了解个个有关的尘世的东西，要使国家变得与公民血肉相联；如果这些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比不上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如果它们的报道往往显得笨拙而又虚假，那么，请想一想，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门户并不是透明的玻璃，而秘密的国家组织也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请不要把这种完全属于国家的缺陷说成报纸的缺陷吧，何况这些报纸正在力求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我们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该报主要是满足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而我们则主要是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自然，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要的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7日

载于1843年1月8日《莱茵报》第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29]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305、400。

[172]《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173]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土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 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48)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报还同《莱茵—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