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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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月11日。

“我的朋友，我看到你额头阴云笼罩，告诉我，艾拉斯特，你是否不欢迎我在此时来到？

你怎么了？到底有什么烦恼？

我一来就听到你在叹息，什么事使你如此心焦？”［注：莫里哀《讨厌的人》第1幕第5场。——编者注］

首先把这些话赠给与我们为邻的“科隆人”！《科隆日报》并不详谈它的“所谓告密书”，它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而一味埋怨人家在这个场合没有以极其愉快的方式把“编辑部”卷进这场论争。但是，亲爱的邻居，既然《科隆日报》的记者可以把我们的一篇柏林通讯同《莱茵报》等量齐观，那么，为什么《莱茵报》就不可以把《科隆日报》的作为回答的莱茵通讯同《科隆日报》等量齐观呢？现在来谈谈关于事实的问题：

“它<《莱茵报》>不是指责我们所造成的事实，而是指责我们的意图！”

我们不仅指责《科隆日报》的意图，而且还指责表现出这一意图的事实。对《科隆日报》来说，这个事实，即发表海尔维格的信这件事，由于外部的偶然性而变成了意图，虽然在这之前该报的意图已经变成事实了。任何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实始终只是意图，但难道因此就可以不对这件事实负法律责任吗？打算在那种阻碍自己的行为实现，使行为不能变成行动，而只能变成行动的意图的偶然性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忠顺的邻居提出了问题，当然，它不是向《莱茵报》发问，它惴惴不安地怀疑《莱茵报》，认为该报在作出答复时，不会由于邻居采取了“正直和认真的态度”而轻易地“陷入窘境”；我们的邻居提问的对象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家报纸所受的怀疑<正确地说应当是：为反对怀疑而作的辩白>的那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公众”。《科隆日报》问道：《莱茵报》从哪儿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意图<即想登载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就没有另外的<无法证明的>意图，即我们还要对该信作者的幼稚而狂妄的行为加以应有的斥责呢”？可是，《科隆日报》又从哪里知道《莱比锡总汇报》发表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是什么呢？为什么《莱比锡总汇报》就绝不可能怀有抢先报道新闻的无害意图呢？为什么它就绝不可能怀有把这封信直接交给社会舆论评判的诚恳意图呢？我们想给我们的邻居讲一则轶闻。罗马曾禁止印刷古兰经。然而一个狡猾的意大利人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他出版了一本驳斥古兰经的书，封面题名为《驳古兰经》，而里面却纯粹是古兰经的翻版。难道一切异教徒不是都善于玩弄这种花招吗？瓦尼尼在他宣布无神论的《世界剧场》一书里尽管认真细致而又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各种反驳无神论的论据，难道他不是仍被烧死了吗？难道伏尔泰不是在他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的正文中宣扬不信教，而在注解里却又宣扬信教吗？有谁相信过这些注解具有净化的效力呢？我们可敬的邻居最后说：

“然而，即使我们有这种意图，难道就可以把我们发表这封本来就已为大家所知道的信的做法同最早公布这封信的行动相提并论吗？”

但是，最亲爱的邻居，其实《莱比锡总汇报》所发表的也只是已经流传着许多副本的信而已。“的确，少爷，你太吹毛求疵了。” ［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3幕第1场。——编者注］

在1832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那天发布的教皇至圣通谕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

“主张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这是荒谬之论(Deliramentum)；而新闻出版自由则更令人深恶痛绝。”

这一警世之言把我们从科隆带往科布伦茨，带到那家“中庸的”报纸，即《莱茵—摩泽尔日报》那里。如果以这段引言为根据，那么这家报纸为反对我们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而发出的哀号也许就可以理解而且无可非议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非常热情的朋友”的声明就显得十分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是两头狮子，然而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修道服。我们要从自然史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1号作者在文中倾诉了衷情：

“它<《莱茵报》>是以这样一种忠顺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保证说，为了维护它所悉心关注的‘合法的地位’，它甚至会起来反对查禁《莱茵—摩泽尔日报》。如果这位为一切被压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的骑士不是在同一时刻脱口而出，突然辱骂众所共知在我国早已真正被查禁的《慕尼黑历史政治论丛》［注：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那么，它所作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倒真是一种抬举和安慰。”

奇怪的是，就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对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作出判决的同时，该报事实上却正在散布谎言！这里所影射的那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深重罪孽呢？” ［注：见本卷第400—401页。——编者注］这段话提到了《慕尼黑政治论丛》曾进行反对新教的“派别论争”。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证明对它的查禁是正当的吗？既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论丛》上看到的“只是矛头所向相反”但“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说这种行为不能成为查禁的理由，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查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们是让《莱茵—摩泽尔日报》凭着良心回答：它是否认为同一种行为一方面可以用来证明查禁是正当的，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用来证明查禁是正当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向它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它所作的判决究竟是针对这种行为本身，还是仅仅针对这种行为的方向呢？《莱茵—摩泽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像我们那样谴责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它谴责的只是那种胆敢维护新教的派别论争。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查禁一事而为该报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查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争吗？由此可见，第1号倒是满怀好意，他给我们用来说明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是情有可原的那些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开性不强”，“日常的”、公开的、不同往常的“政治思想”“还不成熟”，“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特征；而第1号又加上了一条：大部分德国报刊事实上智力低下。《莱茵—摩泽尔日报》以自身为例，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2号，即狮子的修道服，因为在这里，第1号提出的其他种种论据被陈述得更加混乱。狮子的修道服首先向公众吐露了它那令人不感兴趣的心情，说它本来估计我们会“大发雷霆”，而我们却作出了一种“看来是平和的、豁达大度的回答”。但是，在它对这种“意外的宽恕”表示的谢意中，却渗进了一层令人懊恼的疑虑：

“不知那种意外的宽恕实际上应当被视为性情温和的表现，还是精神不愉快和倦怠的结果”。

我们不打算向我们这位虔诚的先生解释，牧师的愉快可能真的会成为精神不愉快的原因，我们打算现在就来谈谈“那篇引起讨论的反驳文章的内容”。这位虔诚的先生承认他“可惜不能隐瞒”如下的事实，即凭他那“最平庸的智力”来看，《莱茵报》“只不过企图用空洞的辩论来掩饰自己的狼狈处境罢了”。而且，为了在任何时刻都不致使人产生“伪装”恭顺或谦逊的印象，这位虔诚的先生随即就用最使人信服的、最无法反驳的实例来确证他那“最平庸的”智力。他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但是——我们这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徒认为——这些过错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确实，这正像一个骗子在法庭上可以列举他那许许多多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的恶劣行径，来为自己进行绝妙的辩护一样)。”

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仅仅是企图为这些过去的罪过进行“辩护”呢？应当把我们的真正推论同它在“最平庸的智力”的镜子上的反映十分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的真正推论是这样的：首先，《莱茵—摩泽尔日报》一一列举了《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因此，我们才为这些罪过开了一张清单，接着，我们写道：“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即《莱茵—摩泽尔日报》具有这样一种无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自己的存在。” ［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并不是说“还有其他的报纸”，而是说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我们明确地把《莱茵—摩泽尔日报》也归入其中)都不能靠互相援例来彻底地进行自我辩解，相反，它们有权利互相提出同样的责难。《莱茵—摩泽尔日报》只能以它的罪过在于没有行动这种并不光彩的长处自夸，也就是说，它只能用自己由于没有行动而犯下的罪过来同《莱比锡总汇报》由于采取行动而犯下的罪过相对抗。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新的例证向《莱茵—摩泽尔日报》说明它的消极的恶劣行径。它现在向寿终正寝的《莱比锡总汇报》大发雷霆，然而当《莱比锡总汇报》在世的时候，《莱茵—摩泽尔日报》却摘登该报的内容，而没有对该报进行驳斥。对“最平庸的智力”为了努力弄清我们的推论所用的那个比喻，需要做一个小小的、但是极重要的修正。他不该只提起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在法庭上以其他逍遥法外的骗子的勾当为依据来进行自我辩解。它应该提两个骗子，其中一个没有改过却逍遥法外，另一个虽已改过但仍被关在监牢里；前一个骗子战胜了后一个。

“此外，”“最平庸的智力”接着说道，“此外‘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可见，甚至极其恶劣的报纸也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在，就具有成为这种恶劣存在的权利(正像人间的其他一切恶劣的东西一样，正由于它们是恶劣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权利也就不容置疑了)”。

看来，这位虔诚的先生是想让我们相信，他不仅没有师从过任何“伟大的”哲学家，甚至也没有师从过任何“渺小的”哲学家。

我们的朋友采用十分奇特的捏造手法，硬把那段话弄得面目全非、语无伦次了，其实，那段话在被“最平庸的智力”的媒介弄得支离破碎之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说的仅仅是：不能由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把这个人监禁起来，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其他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看来，这里有关宗教观点的说法特别使我们这位信奉宗教的朋友感到恼怒。我们希望一种恶劣存在的合法地位不受侵犯，并不是因为它恶劣，而是因为它的恶劣性包藏于思想之中，而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可见，我们是把恶劣思想的存在和恶劣行为的存在对立起来的；对于恶劣思想来说，并没有法庭，至于那些恶劣行为，如果它们是违法的，那就会有审理它们的法庭和惩治它们的法律。可见，我们是说，一种恶劣的存在尽管恶劣，但只要它不违法，它就有存在的权利。我们并不像我们虚假的回声所转述的那样，说一种恶劣的存在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在”，所以它的“存在权利就不容置疑了”。相反，我们这位可敬的施恩者应该相信，我们是要否认他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具有成为恶劣存在的权利，从而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良好的存在，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侵犯《莱茵—摩泽尔日报》及其保镖的“合法的地位”。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我们这位虔诚的狂热分子的“智力水平”：

“但是，如果从事‘政治思想’的报纸居然断言：像《莱比锡总汇报》<首先，当然是《莱茵报》自己>这样的报纸，‘倒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因为即使它们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它们所激起的也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这种奇怪的‘为德意志祖国立下的功绩’表示怀疑了。”

这里摘引的那段话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它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 ［注：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可见，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把那些起关联作用的中间环节省略了。事情就像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说：“老朋友！你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启迪了你的智力，即使我们让你感到有点恼火，但你的智力终究是会带来好处的。”而我们的朋友却回答道：“什么！因为你们使我们感到恼火，我就应该感谢你们吗？”在列举了这些证明“最平庸的智力”的实例之后，人们即使不去进行更深入的心理探讨，也可以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毫无节制的幻想作出解释了。在他的幻想中，我们竟像步兵队那样“一边纵火行劫，一边穿越德意志的各个地区”。最后，我们的朋友抛弃了假面具。“乌尔里希·冯·胡登及其战友”(大家知道，其中也包括路德)将会原谅《莱茵—摩泽尔日报》上的狮子修道服的无力愤怒。把我们和这样一些大人物相提并论，这种抬举只能使我们羞愧。为了以德报德，礼尚往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和主任牧师哥采归为一类，并以莱辛的话作为赠言：

“因此，我所要发表的堂堂正正的挑战声明十分简短。写吧，牧师先生，也指使别人竭尽全力地写吧；我也要写。如果有一天我竟放过你的即使是在细微末节之处所犯的错误而不加批驳，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注：莱辛《箴言。附给汉堡的哥采牧师先生的一封请柬或挑战书》。——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11日

载于1843年1月13日《莱茵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72]《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