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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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2月31日。德国报刊在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各省被查禁这一事实，正颇为令人信服地打破轻信者对将来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沾沾自喜的幻想。既然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而被查禁的，那么与此同时，希望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国内问题的想法也就一并遭到了禁止。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实际结论。

对《莱比锡总汇报》提出的主要责难大致如下：

“该报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这些传闻后来至少有一半被证明是谣言。此外，该报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紧盯着动机；尽管该报在这方面的见解常常是错误的，但它总是以不容争议的庄重语调，而且往往带着充满敌意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该报的行为是反复无常的、‘轻率的’、‘不老成的’，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初创时的做法都同德国报刊一样，而且所有这些报刊当然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责难。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表现出真正“朴实的”政治态度，在一般情况下，连报刊的敌人对这种政治态度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对年轻“报刊”纷纷提出的责难是相互排斥的。有人说，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多么坚定、稳妥和明确。这些报纸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因此，人们忽而责备报刊要对没有政党负责，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并创立政党。可是事情很明显，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准确性不像对这一事件赖以产生影响的道德实质那样关心；不管人们认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事件的道德实质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是一种真实的童话。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即使年轻的报刊每天都使自己遭到非议，即使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来了解自己的状况，并且知道，报刊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承担着各种罪过，并为它忍受着屈辱；为了它的荣誉，它的报刊正在抛弃高傲、自负和刚愎自用的作风，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作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因为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斗争都是这一存在得到认可和这一存在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这种权利究竟是一种让步还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31日

载于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162]《<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1842年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