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伊勒里宫的叹息

拿破仑皇帝的处境大概确实非常悲惨，因为他不仅写了一封凄怆的信，而且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弗·赫德爵士。后者在小政治家中远不是最乐观愉快的人。赫德爵士把这封信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149]，这家报纸在不列颠的报纸中也远不是最乐观的报纸，因而使整个事件具有一种高卢人的快乐的国家中从未见过的特别庄严的气氛，甚至在这里，在多雾的英国，这听起来也像是送葬的钟声一样。皇帝在信的开头亲切地称这个肥皂泡从男爵[150]为“我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在信的结尾同样写着：“我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看来弗兰西斯爵士在此以前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过一些维护皇帝的信。用不着怀疑，这些信是写得很出色的，就像通常报纸的记者自动写的通讯报道那样。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想不起曾读过或者至少是浏览过这些信。我们相信，这些信件在帝国议会中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讨论过。拿破仑陛下从作者那里收到了这些作品，由于伟人们通常总是要对送给他们的荡刀布或大块干酪表示感激，因此拿破仑陛下也带着忧郁的神情感谢弗·赫德爵士所写的文章。皇帝很高兴地相信，在英国还有人未忘记他，他感动地回忆起在英国的那些日子，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小店主曾经给与他任何一个流浪亲王[151]都不曾享受过的贷款。

他说：“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权力会带来多少麻烦，在我看来最不愉快的，正是那些你所最器重并愿意同他和睦相处的人不了解你，不正确地指责你。”

此外，他还公然宣称，自由就是欺骗。

他说：“我深感惋惜，自由像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样，有自己的极限！为什么它不传播真理而要尽力掩盖真理？为什么它不鼓励和发展高尚的情操而要播种不信任和仇恨呢？”

于是这位圣体被自由束缚住的皇帝非常感谢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因为他毫不动摇地、真挚地、无私地和坚决地起来反对类似的谬误。

我们丝毫也不了解拿破仑第三陛下目前的悲哀的政治细节，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希望他今后的心情将经常欢乐而愉快。难道家庭的生活道路（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冒充的成员）曾是那样可喜可乐和光辉灿烂，以致当他窃据了法国的王位，当他以自己的生命、自由和他能借到的钱作赌注冒险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侵袭[152]以后，他就可以追求奢侈逸乐的玫瑰花冠，追求支配人的权力，追求个人享受，追求约翰牛的祝福和追求对欧洲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有招摇撞骗的本领）了吗？难道他从未听见过“圣威廉”的意见：

“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席的！”［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难道他不是认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偏偏是他命中注定要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在土伊勒里宫中受偏头疼的折磨吗？为什么他要投入弗·赫德爵士的宽广的怀抱并因为他热心追求的皇冠把他的头压得太紧而啼哭呢？如果他认为需要给“泰晤士报”写信，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写，而要由一个没落的从男爵越俎代庖呢？要知道他曾一再粗暴地蔑视过礼节，难道他现在就不能那样做了吗？

可卑的欺骗伎俩（如果对于达官贵人们可以使用这种不恭敬的词句的话）是伯父擅长的手法，侄儿显然相当成功地仿效了他。王朝的缔造者喜欢痛哭流涕地、多愁善感地和漫无边际地侈谈自己的痛苦、烦恼、忧患和遭到的危险，特别是“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对他的恶劣态度。但是我们以为，他一次也未能做到使他写给英国人的信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拿破仑第一做到了使英国人尽情地嘲笑他，使法国人极其真诚地惋惜他，然而有时他也能使他的嘿嘿窃笑的邻居哭泣。但是，如果拿破仑第一所关心的只是给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赫德爵士们写信，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那末，恐怕早在他被送往圣海伦岛上静穆的修道院以前，人们就把他从土伊勒里宫中的使他受折磨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3月8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3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49]指拿破仑第三写给英国作家弗兰西斯·赫德的信。这封信刊载在1859年3月5日的“泰晤士报”上。——第302页。

[150]暗指弗·赫德的著作“拿骚泉源的肥皂泡”。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就获得了从男爵的封号。——第302页。

[151]暗指路易·波拿巴亲王在1838—1840年和1846—1848年间作为流亡者侨居英国一事。——第302页。

[152]指路易·波拿巴在1836年和1840年先后企图在法军中掀起叛乱都遭到失败的事实（见注71）。——第30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