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

一

　　1859年4月8日于伦敦

印度的财政危机同战争传闻和竞选宣传一样，是吸引英国舆论界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危机应该从西方面来看：它不但引起暂时困难，而且也引起经常的困难。

2月14日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建议授权政府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的公债来弥补印度事务管理机关今年的非常开支。6个星期后，约翰牛由于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就把印度起义[180]镇压下去而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胜利心情，被大陆寄来的一个邮件无情地打消了，这个邮件把加尔各答政府关于印度财政状况困难的哀号传进了它的耳朵。3月25日得比勋爵在上院站起来声称，为了弥补今年的需要，除了现在提交议会批准的700万英镑的公债以外，还需要再发行500万英镑的印度公债，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剩下一些要求支出的至少达200万英镑的赔偿费和奖金[181]没有着落，必须另行设法开销。斯坦利勋爵为了给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在第一篇声明中只提到伦敦的印度金库资金缺乏，让印度的英国政府用自己的资金来开支，虽然他从收到的那些紧急报告中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用的。坎宁勋爵根据普通收入增加80万英镑和军费开支减少200万英镑的情况，不算英国政府或伦敦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本身的开支，他估计今年（1859—1860年度）加尔各答政府的预算赤字为1200万英镑。加尔各答政府已经拮据到停发一部分文职人员的薪金，它的信贷下跌到连利率5%的政府证券的市价也要按票面额减低12%，而它的财政混乱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只有在几个月内从英国经海路把300万英镑的白银运到印度去，才能使它不致于破产。这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斯坦利勋爵的最初声明是“支吾搪塞”：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全部债务，而且甚至没有提到印度政府在印度的直接需要。第二，在整个起义期间，如果不算1857年从伦敦运到印度去的100万英镑的白银，那末加尔各答政府就只有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来抵偿大部分理应在印度支付的非常军费开支，安顿新补充的约6万名欧洲士兵和赔偿被抢走了的贵重物品所需的开支，以及由于起义而完全没有得到的地方管理机关的收入。第三，除了在英国的印度事务主管部门资金缺乏以外，还有今年必须弥补的1200万英镑的赤字。借助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可疑性质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数目将减少到900万英镑，其中500万英镑要用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400万英镑要用在英国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后一部分有100万英镑的银锭已经从伦敦经海路运往加尔各答，尚有200万英镑必须在最近期间启运。

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英国主子们对待印度政府是相当不老实的，他们在印度政府处于困境时撒手不管，为的只是想蒙骗约翰牛；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坎宁勋爵在财政活动方面的庸碌无能甚至超过了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功勋。直到1859年1月底，他才通过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获得了必要的资金，这些公债一部分是用政府有价证券的方式发行的，一部分是用国库期票的方式发行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努力在革命时期达到了目的，而在英国以武力恢复统治以后却彻底失败了。而且不仅失败了，甚至在对待政府证券方面也发生了混乱现象；各种证券价值空前下跌，以致孟买和加尔各答贸易局提出了抗议；在加尔各答，英国和当地的金融商人举行的公众大会纷纷谴责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不稳定、太随便、软弱无力、考虑不周。在1859年1月以前向政府提供资金的印度借贷资本在此以后开始涸竭，政府获得借贷的可能性看来也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在1841至1857年间借贷的2100万英镑，仅仅在1857和1858年两年中就耗费了约900万英镑，几乎等于过去16年内贷入款项的一半。虽然这种资金不足的情况说明了后来把政府公债的利率从4%提高到6%是必要的，但是，它显然远不能说明印度证券市场的混乱状况和总督完全无力弥补最迫切需要的情形。这个谜可以从下述情况中得到解答：坎宁勋爵养成了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法的习惯，即 在前一种公债尚未认购完毕时，他就以更高的利息发行新公债，而事先丝毫不告知公众，并且还完全不让公众对以后的财政措施有任何了解。由于采取这种手法造成的证券贬值估计在1100万英镑以上。坎宁勋爵困于国库涸竭，慑于证券市场的混乱情况，迫于各贸易局以及加尔各答各种集会的抗议，于是认为必须做一个乖孩子，并且尽力按照金融界的意愿办事；但是，他1859年2月21日的报告再次表明，人的理智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不该以不同的条件同时发行两种公债，而应该立即向金融界提出今年所必需的款额，不必用接二连三的、彼此矛盾的声明去欺骗他们。那末坎宁勋爵在他报告中是怎样做的呢？起初他说，必须用在印度市场上发行利率为５1/2%的1859—1860年度公债的办法来弄到500万英镑，而且

“当这个数目推销完毕时，1859—1860年度公债的认购就将停止，并且今年在印度将不再发行新的公债”。

然而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说了一句话，使得刚才做的保证失去了任何价值，他说：

“1859—1860年度在印度将不发行利息更高的公债，除非是英国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有所指示。”

不仅如此。实际上他正以不同的条件发行着 双份公债。他一面宣布，“以1859年1月26日公布的条件发行的国库期票将在4月30日结束”，一面又声明，“从5月1日起将宣布发行新的国库期票”，并且，这次发行的期票的利率将是53/4%左右，自发行之日起一年以后还本付息。两种公债是同时发行的，因为1月间宣布发行的公债尚未变购完毕。看来，坎宁勋爵所懂得的唯一的财政问题，就是他的年薪名义上是2万英镑，而实际上却达到4万英镑。因此，尽管得比内阁讥笑他，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无能，但他出于“义务感”，仍然抓住自己的职位不放。

印度财政危机对英国本国市场的影响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首先，在通常从墨西哥输入的白银由于那里发生严重骚动[182]而不能运到的时期，由政府拨运出了一批白银，再加上根据商业结算拨运出的大量白银，结果自然使得银锭的价格上涨。3月25日银锭价格暴涨到每盎斯623/4辨士，这就使欧洲各地的白银大量流入，结果伦敦的白银价格又回跌到623/8辨士，同时，汉堡的贴现率却从21/2%上涨到3%。由于白银大量输入，交易所的行市变得不利于英国，金条也开始外流，这现在暂时使英国金融市场避免了货币过剩现象，但是，如果注意到，除了这种情况，还有相当数量的大陆公债，那末，归根到底，这将严重地影响英国的金融市场。不管怎么样，印度政府证券和有保证的铁路股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的贬值——这对于将在本季度发行的政府公债和铁路公债会发生不良影响——无疑是印度财政危机在英国本国市场上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虽然印度铁路股票的5%的利息的收入是由政府保证的，但是许多铁路股票仍然按票面额减价2%或3%出售。

不过，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切情况，但仍然认为，同印度国库的总危机相比，印度财政短时期的混乱还是次要的事情，这个总危机我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谈。

二

　　1859年4月12日于伦敦

最近的大陆邮件所带来的消息不仅没有谈到印度的财政危机有什么缓和，相反地，却透露了几乎难以预料的混乱状况。印度政府为了弥补自己最迫切的需要而被迫玩弄的诡计，可以从孟买总督不久以前采取的措施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孟买是一个每年平均可以销售3万箱马尔瓦鸦片的市场。马尔瓦每月可以供应2000—3000箱鸦片；这笔交易是用在孟买支付的期票计算的。输入孟买的鸦片每箱抽税400卢比，政府每年从马尔瓦鸦片中得到120万英镑的收入。现在，为了充实涸竭了的国库和预防即将到来的破产，孟买总督宣布，马尔瓦鸦片每箱的税额从400卢比提高到500卢比，但同时也指出，只是从7月1日起才开始按新税额征收，这样一来，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还可以在4个月内，按旧税额输入他们的药物。因为6月15日才开始刮贸易风，所以从宣布提高税额的3月中旬起到7月1日，一共只有两个半月可以输入鸦片。不言而喻，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将会利用给他们提供的这一段时间按照旧的税率来运入鸦片，因此在两个半月中，他们将把自己的全部现有存货推销给管区[183]。由于马尔瓦最近两次收获的鸦片还剩下26000箱，而马尔瓦鸦片的价格每箱达1250卢比，因此马尔瓦的商人就要孟买商人支付300万英镑以上的期票，其中有100多万英镑将要落入孟买的金库。这种财政上的诡计目的非常明显。税额的即将提高对鸦片商人说来in　terrorem〔是一种威胁〕，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全年的鸦片税提前弄到手，迫使做这种生意的商人立即把税款交出来。在这种发明的诈骗性质上耗费笔墨是完全多余的，这种发明现在正充实着国库，然而它将在最近几个月中造成国库的相应的空虚，不过，也很难举出更加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说明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们[184]资金涸竭的情况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最近一次起义之后印度财政的总的状况。根据最近的官方报告，不列颠人从他们在印度的领地上获得的纯收入是23208000英镑，按整数算是2400万英镑。这样的年收入总是不够弥补年支出。从1836年到1850年，纯赤字共计13171096英镑，平均每年约100万英镑。甚至在1856年由于达尔豪西勋爵大肆吞并、掠夺和勒索，国库空前充实的时候，收支不仅没有达到平衡，反而还在已经积累起来的赤字上加上了约25万英镑。1857年的赤字是900万英镑，1858年达到1300万英镑，而1859年的赤字根据印度政府自己的计算是1200万英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甚至在一般情况下赤字也总是不断增加的，而在非常情况下赤字要达到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印度政府的收支之间已有的差额已经扩大到了什么程度？甚至根据最乐观的英国财政学家们的估计，由于镇压西帕依起义而增加了的新的长期债务有4000万到5000万英镑，而威尔逊先生估计， 固定赤字，或者说必须从年收入中支付的这笔新债的年息至少在300万英镑以上。但是，如果认为，这300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就是起义者留给胜利者的唯一的遗产，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于镇压起义的费用不仅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将来有关。甚至在平静的时期，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至少也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因为这笔开支超过1200万英镑，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在起义初期，在印度的欧洲军队有战斗人员38000人，土著军队为26万人。而现在在印度服役的兵力却包括112000欧洲士兵和32万土著士兵。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随着使兵员增加到现有数目的非常情况的消失，这个空前的数目将会缩减到较为适当的程度。但是，不列颠政府任命的军事委员会却做出结论说，如果有土著军队20万人，在印度还需要有8万人的欧洲常备军，这就是说军费开支将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在4月7日上院辩论印度财政的时候，所有有声望的发言人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一方面，仅仅军队的年开支几乎就要占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不相容，另一方面，很难设想，目前局势会允许英国人在许多年内不在印度驻扎比起义开始前多一倍的欧洲军队而毫无危险。但是，就算欧洲军队在一个长时期内只比原有人员增加三分之一，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赤字至少也有400万英镑。可见，新的固定赤字一方面是由起义期间所形成的长期债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印度的英国驻军人数不断增加造成的，这笔新的固定赤字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要有700万英镑。

此外还必须加上债务增加和收入减少这两项。根据伦敦印度事务主管部门所属铁路局不久前发表的声明，批准在印度修筑的铁路全长为4817英里，到现在才修成559英里。各铁路公司的投资总额为4000万英镑，其中1900万英镑已经支付，还有2100万英镑尚待支付，而且这个总额的96%是在英国筹措的，在印度筹措的只有4%。政府保证这笔总数为4000万英镑的款项能得到5%的利息的收入，因此，每年应该从印度收入中支付的利息达200万英镑，这些利息还必须在铁路通车并带来某些收入以前支付。据埃伦伯勒伯爵计算，这项投资给印度财政造成的损失在最近3年中为600万英镑，而这些铁路在以后带来的固定赤字将是50万英镑。最后，印度的2400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有3619000英镑是靠把鸦片卖给别的国家取得的，现在到处都承认，这笔收入的来源由于最近同中国签订了条约[185]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减少。可见，很明显，除了彻底镇压起义的必要性所造成的紧急开支以外，每年至少有800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必须从2400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支出，这个纯收入，政府依靠征收新的赋税可能会增加到2600万英镑。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是必须把印度债务的责任推给英国的纳税人，正如乔·康·路易斯在下院宣布的。

“每年要拨款400万或500万，作为对不列颠皇室的所谓重要的殖民地的补助金。”

必须承认，“光荣”收复印度的这种财政后果造成了远远不是令人愉快的印象，而为了保证曼彻斯特自由贸易派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约翰牛不得不缴纳相当高的保护关税。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4月8日和12日

载于1859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2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80]见注144。——第325页。

[181]奖金是政府决定授予参加消灭或截获敌人船只以及走私的中立船只的战舰舰员的款项。——第325页。

[182]1854年墨西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接着发生了内战，一直继续到1860年底，结果封建主和僧侣的反动势力被粉碎了。——第328页。

[183]指的是孟买，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孟买和孟加拉、马德拉斯一起被划为由总督统辖的特别管区。——第330页。

[184]马克思讥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是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大莫卧儿帝国（当时对一个执政王朝的称呼）是1526年由突厥族征服者——莫卧儿人（现代人认为就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它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领土和一部分阿富汗的领土以后，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由于多次的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族人民对征服者不断反抗，同时它内部经常发生内讧以及封建分离主义的倾向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十八世纪上半期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第331页。

[185]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年）——英法反对中国的掠夺性战争——以后，于1858年6月签订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附件。这个条约规定，除了以前已经开辟的5个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以外，在扬子江、满洲、台湾和海南岛再开辟5个商埠；允许外国在北京驻经常的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国内自由来往和在内河自由航行，保证传教士受到保护。英国殖民者根据天津条约大大扩大了在中国的特权以后，同意限制鸦片贸易；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殖民者本身开发这些资源的可能性。

条约的附件谈到要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规定向中国输入鸦片要征收高额税款：外国商人只能在条约严格规定的商埠上贩卖鸦片，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贸易方面的一切优惠条件不适用于鸦片贸易——第333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