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1859年3月15日于柏林
战争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行将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普鲁士应当起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引起普遍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显然都没有确定的意见。有一件事实应当使你们感到惊异，这就是，送到柏林的唯一的一批好战的请愿书，不是来自普鲁士，而是来自莱茵省省会科伦。但是用不着对这些请愿书给予多大的重视，因为这显然是天主教党干的事。无论在德国或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党都是亲奥地利的。在一个问题上可以说整个德国是完全一致的：谁也不表示支持路易－拿破仑，谁也不对这位“解放者”表示丝毫同情，相反地，憎恨和蔑视他的真正洪流日甚一日地在汹涌。天主教党认为他是反对教皇的叛乱者，自然也就诅咒那把亵渎神明的宝剑，这把宝剑眼看着就要指向一个以其与罗马教廷所签订的宗教条约使相当大一部分欧洲重新隶属于教皇宝座的大国[165]。封建政党虽然也装出一副憎恨法国僭位者的样子，实际上它所憎恨的是法兰西民族，它期望通过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圣战，把从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国家输入的可怕的新东西消除净尽。一度把路易·波拿巴誉为伟大的“秩序、财产、宗教和家庭的救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现在也不遗余力地揭露丧心病狂的和平破坏者。这个破坏者不甘心于镇压法国的充沛盈溢的力量以及在拉姆别萨和凯恩[166]用有益的劳动来驯服那些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者，他硬要想出荒唐的主意来降低有价证券的牌价，破坏经济生活的平稳进程，重新唤起革命的热情。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年被迫保持沉默之后，现在有可能对他们认为是造成1848—1849年革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的那个人任意表示自己的憎恨了，他们对此至少是感到非常满意的。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回忆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他们陷约地怀疑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反对德国的一个隐蔽步骤，这就足以使那些出于各种动机的抨击波拿巴的演说带有某种全民族感情的假象。“通报”上的弥天大谎，皇帝的御用文人所编造的无聊的小册子，以及被迫扮演狮子的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惊惶失措以至恐惧的明显迹象，——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它们把普遍的憎恨变成了普遍的蔑视。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整个德国的情绪都是反对波拿巴的，因而统一的德国会站在奥地利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关于奥地利政府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关于华沙会议，关于不流血的布隆采耳会战，关于奥地利在汉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武装游历或者甚至关于俄土战争[167]的回忆未必能使这个矛盾缓和。你们知道，普鲁士政府最近几个声明保持着何等审慎的态度。这些声明说，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普鲁士在事实上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理由必须表明拥护哪一方。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它保留研究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要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德国的利益这一问题的权利。普鲁士的态度还远不限于此。它声明说，奥地利同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单独签订的条约以及提上议事日程的关于废除这些条约的问题，应当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考虑，它们绝不是仅仅涉及德意志联邦的问题。普鲁士在多瑙河问题上公开反对奥地利。它从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中召回了自己的全权代表 ［注：俾斯麦。——编者注］，因为他显然是奥地利利益的过分坚决的拥护者。[168]最后，为了不致让人怀疑它有不爱国的举动，它仿效德意志各小邦的例子，禁止输出马匹；但是，为了把这项禁令的反法矛头移开，它就把这项禁令扩大到整个关税同盟[169]，这样一来，这个矛头就既指向奥地利也指向法国。普鲁士仍然是曾经在巴塞尔签订了单独条约[170]，而在1805年曾派豪格维茨给拿破仑军营送去两封信的那个大国；这两封信中有一封应当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遭到失败的时候转交给皇帝，另一封的内容是对这位外国侵略者的奴颜婢膝的祝贺。不管霍享索伦王朝一贯坚持的传统的宗族政策如何，普鲁士仍然害怕俄国。它知道这个国家在暗中同波拿巴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还促使波拿巴在新年那天发表那个不祥的声明。我们看到，像“新普鲁士报”[171]这样的机关报都在保护皮蒙特国王而反对弗兰茨－约瑟夫，因而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断定，现在刮的是什么风。为了消除任何怀疑，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鼓吹俄法同盟以反对奥英同盟[172]。
但是，问题的真正实质与其说在于政府的意图，不如说在于人民的同情。我应当向你们指出，除了天主教党、封建政党以及1813—1815年间的愚蠢的条顿空谈家的某些残余分子而外，全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北部的居民都感到，德国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当然，如果我们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话来判断，我们就会一致相信，奥地利是每个德国人心中的偶像。我愿简单地叙述一下这家报纸所提出的理论。除了德意志民族而外，欧洲的所有民族都在分化。法国正在分崩离析；意大利应当因自己变成德国的兵营而感到特别幸福；各斯拉夫民族缺乏自己管理自己所必需的道德品质；英国因贸易而腐化了。因此，只有一个德国还是巩固的，而奥地利则是德国在欧洲的代表。它一方面使意大利，另一方面使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受到德国的Sittlichkeit ［注：近似的意思是：德行、伦常。——编者注］（这个字无法翻译）的祟高的影响。奥地利控制了加里西亚、匈牙利、达尔马戚亚沿岸和莫拉维亚并企图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借以保卫祖国不受俄国的侵略，同时它也紧紧控制意大利以保卫德国这个人类文明的心脏不受法国的道德堕落、轻浮和爱虚荣的有害影响。不过，我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在奥地利境外，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只是一些巴伐利亚的Krautjunkers〔落后的容克地主〕除外，他们妄想充当德国文明的代表，其理由就和古代贝奥提亚人[173]妄想充当古希腊智慧的代表时所持的理由差不多。但是，在这一伙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平庸的观点。他们硬说，需要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奥地利在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上的阵地是德国反抗法国侵略的自然军事疆界。1848年拉多维若将军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中提出的这个理论占了上风，它使得议会站到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意大利；但是对于这个竟然把执行权授与奥地利大公[174]的所谓的革命的议会早已作出了判决。德国人开始懂得，quid pro quo〔混淆是非〕的作法使他们坠入迷雾，开始懂得保卫奥地利所必需的军事阵地，对于保卫德国完全是不需要的，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更多的权利把莱茵河看做是自己的自然军事疆界，就像德国人对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所持的看法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3月15日
载于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65]指奥地利，它曾在1855年和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签订了一个宗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1848—1849年革命期间被废除了的许多天主教会的特权恢复了。主教们重新获得了同罗马直接联系的权利，设立了最高宗教检查机构，学校的课程受到教会的监督。为监督宗教条约的执行，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特别宗教会议，由圣使担任主席。——第311页。
[166]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古罗马的一个同名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感化移民区；从1851年至1860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一个城市，政治犯流放和服苦役的地方。——第312页。
[167]关于华沙会议和布隆采耳会战见注131。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是1848—1850年间奥普关系尖锐化的原因之一。1848年3月，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普鲁士站在起义者方面，参加了战争。奥地利在此时期和其他的欧洲列强一起支持丹麦君主国，并对普鲁士施加压力，迫使它在1850年7月和丹麦缔结和约。1851年冬，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奥军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对起义者进行了讨伐，迫使后者放下武器。
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期间，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投机取巧的普鲁士在奥地利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被迫在1854年同意奥地利关于俄军必须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的要求，并答应在战争结束时支持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敦促沙皇政府接受联军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最后通牒。——第312页。
[168]指1858年5—8月在巴黎召开的各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土耳其、普鲁士、撒丁）会议上普鲁士所持的反奥立场，在会上普鲁士不顾奥地利的反对，支持了关于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建议（见注148）。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见注69）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国各邦的反动政策的工具。
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从1851年起是俾斯麦。他在开始进行活动时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第313页。
[169]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313、525页。
[170]关于巴塞尔和约见注86。——第313页。
[171]“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家报纸也称为“十字报”，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第313页。
[172]指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普鲁士人和意大利问题”（《Preuβen und die Italienische Frage》）。——第313页。
[173]贝奥提亚人——贝奥提亚省的居民，这个省被认为是古希腊的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第314页。
[174]指1848年6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摄政王，授权他在帝国宪法生效以前掌管执行权；1849年12月以前担任摄政王的约翰实际上是德国君主们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31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