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贿选活动
1859年10月18日于伦敦
被委派去调查格罗斯特和威克菲尔德两个选区情况的委员会每天的发现，只是证明了曾经做过改革俱乐部[346]竞选代理人的柯波克老头儿的话。他说，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 贿赂。格罗斯特历来就是一个“腐朽的市镇”[347]，而威克菲尔德则是由于议会改革[348]而建立的选区，在格罗斯特搞贿选活动的是托利党的头子，博得了道勃雷这一荣称的罗伯特·卡登爵士，而在威克菲尔德搞贿选活动的则是激进主义者布莱特先生的妹夫里瑟姆先生，这一情况使得目前的调查特别有趣。议会候选人在这两个地方表现出来的童稚的天真，在我们这个怀疑主义的堕落时代，实在令人感到欢欣不已。两位候选人都搞钱来收买选票，但是，两个人都尽力不让人知道这笔钱的用途。从选举开始直到结束，他们的代理人的帐单以几何级数在增加着，而他们认为选民们洁白无疵这个信心也以同样的级数在增加。拿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在议会中代表这些选民是他们平生最大的宿愿。譬如，拿这位标准的战栗教徒，可敬的里瑟姆先生来瞧瞧吧。1857年他是威克菲尔德区的候选人，当时曾得力于据说是他的一位名叫威因莱特的代理人的“律师朋友”的帮助。威因莱特出于一片赤诚，把他这位战栗教徒朋友拉到一旁去谈话；天真无邪的里瑟姆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本来认为自己是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由于他本人，他个人的品德而受人爱戴的人〕，人们应该为了pour le roi de Prusse〔那双美丽的眼睛而无报酬地〕把他选入议会，而现在有人却很刺耳地告诉他，选举首先是英镑、先令和辨士的问题，因此“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弄到。威因莱特肯定说所需的款项是1000英镑。里瑟姆感慨地说：“我没有这笔款子，但我一定设法借到。”于是，忠于诺言的里瑟姆靠伦敦伦巴特街的两位战栗教徒银行家奥维伦德和葛尼的帮助，寄给了威因莱特1000英镑。此后不久，这位威因莱特（看来他是一个喜欢进行秘密pourparlers〔商谈〕的人）又把里瑟姆叫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说，原来竞选的开销比他以前估计的要大，还需要500英镑。天真无邪的里瑟姆“觉得这有点奇怪”，但是，他仔细一想，记起1852年的竞选花了1600英镑，于是又借了500英镑。这件事里面最有趣的是，他好像不太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又过了两个星期，不讲情面的威因莱特又坚决要求再给他1000英镑。这时我们的里瑟姆——这位天真无邪的化身——表演了一出传奇剧。
他说：“这个要求使我很生气，我把这一点直接对他讲了，并且还说，在他办事房里搞的许多事情很不合我的胃口。我发现那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物，但是，我仍然希望那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威因莱特说：‘你应该把这件事交给我，并且不要提出任何问题。你应该把1000英镑交给我支配，虽然我不认为这笔钱是我需要的。’当时我没有很好考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钱，我想，仍然是用那个老办法弄到的。”
“取钱的”那位神秘的陌生人是里瑟姆先生的伙伴，但是，当现在进行追查的时候，他却不露面了，因为尽管现在季节很不适宜，他却突然决定去周游大陆了。
战栗教徒里瑟姆虽然具有轻信的性格，但仍然有点担心，他只是别出心裁地用“不提出任何问题”的办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罗·卡登爵士——要知道，“对于清白人一切都是清白的”，——却由于他有1857年参加格罗斯特竞选的经验而感到非常兴奋，所以，1859年他又提出要做这个地方的候选人，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促使他企图踩着格罗斯特选民的肩膀走进圣斯蒂凡教堂[349]的真正动机在于，他认为格罗斯特真是完美无缺的，能成为它在议会中的代表真是一种荣幸和特别受尊敬的标志，“而柯波克同他那些侏儒通常却把格罗斯特称为干酪”，因为它“腐烂得令人馋涎欲滴”，说得简单点，是因为这个污水坑发出了一股贿选的臭气。竞选开支由最先谈妥的500英镑猛增到近6000英镑，而且甚至当监察员在报告中查明合法开支为616英镑8先令1辨士以后，卡登勋爵认为在格罗斯特办的事无可指责的信念仍然毫不动摇。
“就在几天以前他还相信，选举工作的进行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一听到那些揭露出来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后，他不禁大为震惊。这些揭露对他说来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可见，议会候选人的全部竞选哲学就在于，他们不让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以便在天真无邪的水里洗净双手。打开自己的腰包，不提出任何问题，相信人类的美德，——这一切使他们感到最惬意不过了。
至于谈到法律界——竞选时要请来帮忙的辩护士、代理人、律师，那末，他们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报酬。总不能要求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去白“干”一场吧。
有一位这种格罗斯特的议员制造者大叫道：“我为什么要白白地投他们的票呢？看看那24位律师吧，他们每人一次就得到25英镑，每天还要拿5基尼；因此要白白地投他们的票我可不干！”
同罗·卡登爵士一起拉票的绅士乔治·布卡南先生说：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搞钱。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每天只挣3先令6辨士的穷人那样任人辱骂，不做什么事情而得到巨款的职业家们却一身清白。”
至于这些议员制造者们本身，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们的特征了。罗·卡登爵士的代理人和拉票人符·克拉特尔巴克先生暗笑着说，“格罗斯特的贿卖价格并不比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高”。他立即看中了“库比一家”。库比这一家有八九口人，历来就在格罗斯特选举中起卓越的作用。克拉特尔巴克说：“这是些需要别人来逗乐的人。”因此他就到库比家中去了，他同库比全家人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但是，没有直接对他们许下什么诺言，是的，根本没有！但是，到底还是“给了他们一点希望”。在他之后，包工头约翰·华德先生接踵而去，提出给库比全家每人5英镑，据他说，有两个人收下了钱。诚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不过有人代他投了票。
包工头约翰·华德说：“我给了库比家九口人每人5英镑，而已故者给了3英镑。在1857年选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他那一票还是投给了罗·卡登爵士。”
接着梅西先生发言。
他说：“我开一个小杂货铺，而我的职业是理发师。”
梅西确信，“贿选进入了高潮”，因此，他就以每张票2—12英镑的价钱来收买选民。有个叫伊文思的普通人幸运地得到了12英镑。
我们这位可尊敬的理发师说：“伊文思非常了解一切下层选民的情况。这个人作为一个选民和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能值20英镑。”
显然是这位能干的理发师梅西唆使了一个叫克雷门特的人率领一批暴徒，在提出候选人的那一天，绑架了“白狮子”小饭馆的一个名叫沃尔顿的老选民（不过他——梅西——本人没有露面），以便从这只“狮子身上剥一层皮”。梅西在审讯时说，这个人“又老又瞎，无力反抗，而且还喝醉了酒”。在威克菲尔德，价钱比格罗斯特高，每张选票值5—70英镑。而竞选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更厉害的强迫手段。一位有多年经验的斯密斯先生认为，威克菲尔德是全欧洲贿赂之风最盛行的选区，在那里只要有钱和啤酒，就可以把随便什么人选出来。在战栗教徒、激进主义者里瑟姆同保守党人查理瓦特先生之间竞争的最后阶段，“全城都知道”，在我们那位洁白无疵的战栗教徒的代理人“威因莱特的公事房里，你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不同的唯一的重大特点是，后者一有机会就不择手段地发行“假银行券”，而前者付的则是足值的钞票。半打左右的威克菲尔德选民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为的是要在投票接近尾声时按他们的意愿来左右秤盘的轻重。有个叫特·弗·陶尔的理发师投了里瑟姆的票，因为里瑟姆的一个拉票人花了40英镑买了他的一把头发刷子。有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物，名叫约翰·威尔柯克斯，根本没有投票，因为他得了25英镑，答应投里瑟姆的票，又得了30英镑，答应投里瑟姆的竞选对手的票。结果“他认为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投票”。有个叫本杰明·英加姆的，投了里瑟姆的票，但他甚至说不上他得到多少钱，因为“当时他照例是喝醉了酒”。托利党人把一个叫做詹姆士·克拉克的算命和观星卜卦的先生骗进了一个旅馆，把他灌醉，并“在旅馆的一个客房里把他关了好几天，让他尽情吃喝”。但是他最后还是溜走了，他投了里瑟姆的票，“这一方面是想气一气穿蓝衣服的家伙，因为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捞到50英镑。”
其次，还有个叫威廉·狄克逊的，论职业是自来水工人，这天早晨他在提耳先生的漂白厂里干活。
“当他到楼上一个房间去想再拿几根水管把活干完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外面一下子把门关上了，上了锁并把门钉死。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强迫他要放老实些；他们拿着绳子，在必要的时候好把他捆起来。”
一句话，自由党人以造“假银行券”为特色，保守党人则因使用强力而出名。
鉴于对英国选举制度作了这些令人愤慨的揭露，布鲁姆勋爵认为有必要在布莱得弗德发表长篇演说，公开承认同贿选有关的罪行正在迅速增加，这些罪行在1832年以前比较少，但从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却大大增加了。布鲁姆勋爵打算减少这种罪恶。布鲁姆勋爵找到的减少这种罪恶的奇妙办法是怎样的呢？在受贿的小资产阶级和收买小资产阶级的各上等阶级没有改正过来以前，不给 各劳动阶级以选举权！这种奇谈怪论只能用年老昏聩来解释。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0月18日
载于1859年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8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46]改革俱乐部——伦敦一个自由派政治俱乐部，于1834年成立；是自由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第586页。
[347]“腐朽的市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镇”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镇”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586页。
[348]指1832年的议会改革（见100）。——第586页。
[349]指英国议会；从1547年起，下院历次议会都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宫）举行的。——第58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