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对华战争
一
1859年9月13日于伦敦
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约”[328]而到处受人祝贺的时候，我曾设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329]。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和平的景象已经烟消云散了。
[330]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一些事实。
可敬的普鲁斯先生已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启程，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京。该远征舰队是由海军司令贺布统率的，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英国工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经由这条道路进京。因此，海军司令贺布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停留了9天（自6月17日至25日）以后，就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两国公使于6月20日赶上该舰队）。海军司令贺布进到白河时，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所拆毁的大沽炮台，已经修复了，——我们应该en passant〔顺便〕指出，这个事实他早应知道，因为“京报”[331]上曾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3艘英国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而参加作战的60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国舰队则不得不停泊在宁波附近的镇海对面。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下流报纸却简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Orlando Furioso〔疯狂的罗兰〕 ［注：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编者注］的角色。
例如，伦敦“每日电讯”[332]写道：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上十来个在桅杆上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够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国在帝国满洲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然而我们姑且搁下帕麦斯顿派下流作家的这些胡言乱语而来看看各种事实，以便根据现有的一点材料来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立即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破坏了这个用海盗式的战争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条约呢？据欧洲大陆的邮电传来的消息，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件[333]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应该明白地承认：英国人如此解释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是极其奇怪的，这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侵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一个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质的冲突。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他们为回答中国人所提出的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曾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进抵北京”，就是说统率威武十足的舰队沿白河上驶。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天津条约赋予英国以设立使馆的抽象权利，但是额尔金勋爵难道没有至少在目前时期拒绝实际应用这种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 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334]，每个公正无私的人都能深信：第一，允许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原不应在现时实行，而应在 较晚的时候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英文条约底本中关于允许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款，即有绝对意义的第三款，曾根据中国使节的要求，在条约的中文底本中加以修改了。额尔金勋爵本人也承认条约两个底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根据自己所得的训令，曾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底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的行动不是根据英文条约底本而是根据中文条约底本，同时据额尔金勋爵承认，英文条约底本与“协定的精确意思”本来稍有出入——试问能否根据这一点就来斥责中国人呢？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契泽姆·安斯提先生的正式声明，他在致伦敦“晨星报”[335]编辑的信中写道：
“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利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和特权。”
印度的纠纷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也许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应该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少有可能）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336]联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二
1859年9月16日于伦敦
内阁会议决定于明日举行，以求决定采取应付中国事变的方针。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尺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发动另一次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基卜生先生首先将争论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其次他将反对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又发出向帕麦斯顿内阁进行新攻击和自由派联盟瓦解的信号（这个联盟过去曾引起得比内阁的倒台）。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因为基卜生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基卜生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这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获得关于内阁会议结果如何的消息。此刻判断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最好不要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材料，而要根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在起初发表最近的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消息时故意瞒过的那些事实。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批准，中国皇帝 ［注：咸丰皇帝。——编者注］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337]批准书的消息。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的报纸所瞒过，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谁都不会相信，可敬的普鲁斯先生破坏上一次对华战争所抱的表面目的，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的，他只不过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得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长外交部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因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迫离开西班牙[338]；而当上院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了布尔韦尔并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训令，而是奉行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又在玩弄着一种手腕，这至少使那些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秘史的人们可以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案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设在大沽炮台上使英国舰队遭受极大损失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见到大批哥萨克军队远在贝加尔湖以东、在旧大陆阴暗边陲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发现无数商队的来往；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专使（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将军）正带着秘密阴谋，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那末，我国舆论一定会愤激不已的。”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339]。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曾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340]，既然现在俄国想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帕麦斯顿便要匆匆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顿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反而向那个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和英国疏远，并且用这种绕圈子的方法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的整个过去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行的阿富汗文件[341]。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阴险政策以及近30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结果英军遭到复没[342]。他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说多斯特·穆罕默德与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秘密同盟。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343]。白恩士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杀，但是由于他生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他的某些官方信札的副本寄给他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1839年帕麦斯顿编辑的“阿富汗文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白恩士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起见，刊印了若干文件的原稿。但这些隐情，直到今年夏天才暴露出来。在得比内阁任内，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将一切有关的“阿富汗文件”全部发表。这个命令以这样一种形式付诸执行，即令最愚钝的人也会明了：帕麦斯顿为了 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确是实情。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文件汇编中仅部分刊载，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省略之处以括号（ ）标出。”
保证这个文件汇编确属真实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密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学家”。
帕麦斯顿曾诡称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要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暂且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够了。俄国代办维特凯维奇于1837年到喀布尔，他携有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在他本人的发文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内，曾一再提到这件事。但这份沙皇书信的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出的文件中整个被删去了，而且在凡是提及这件事的每一份文件内，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以求隐瞒“俄国皇帝”与出使喀布尔这件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伪造文书的目的，在于隐瞒沙皇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以便在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可以正式声明不同意他的言行。举例来说，在蓝皮书第82页上，可以找到一封致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如下，括弧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一位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奉命在坎大哈拜访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阿富汗国王……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驻德黑兰大使的书信。俄国大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等等。”
帕麦斯顿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作的诸如此类的伪造还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露的唯一的奇迹。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曾主张以此作为破坏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白恩士爵士所做的原来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而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而且，还用篡改和伪造的办法使得发表的信札与原意完全相反。
正是这个人现在打算用制止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来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1859年9月20日于伦敦
英国要对天朝人民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这件事，看来英国报纸现在一般都加以肯定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过去叫嚷要流血叫得最凶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显然由于爱国狂热而不能自已，对这种双重的背约行为大发雷霆，这就是：怯懦的蒙古人 ［注：这是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部队。1859年他们驻守于天津的两个主要海口大沽和北塘，但在1860年被入侵的英法侵略军所击溃。——译者注］用精心伪装阵容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司令这样的bonhomme〔老实人〕；北京朝廷以更狡猾的奸诈伎俩让这些蒙古吃人妖魔去干这种不可饶恕的恶作剧。奇怪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翻腾，然而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地把其中对于天数已尽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谨慎地删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热情狂发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无论怎样，在9月16日，也就是说仅仅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做了急剧的转变，悄悄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去掉了一个。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约”；
但为了弥补这个无可奈何的让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 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恳请满清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约获得批准的。”
既然如此，还能说北京朝廷背约吗？连丝毫背约的形迹也没有，但是“泰晤士报”对此还有两点疑虑。
该报说：“企图用这样的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也许值得怀疑。而动用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究竟是否合适，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家“主要的机关报”在一味发怒之余，竟做出了这样一个有破绽的结论，不过，根据该报自己的逻辑，尽管它说不出作战的理由，但并不放弃战争本身。自从詹·威尔逊先生就任印度财务大臣以来，另一家半官方刊物，即曾以热烈辩护炮轰广州事件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用经济的观点而较少空谈了。“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344]；前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话做结尾：
“就上述一切而论，显然，规定我们的公使有权去北京观光或在北京居住的条文，确实是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如果认为遵守条文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强制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仍有不少表示谅解和忍耐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表示，因而会是我们所能执行的最有害的政策。难道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在处理同这些东方政府的关系时就有权利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所应坚决奉行的原则吗？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末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用对我们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彻底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在当时克制了他们的畏惧心理，而显出相当的实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关于使条约生效的方式——那末，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约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准备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且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索取赔偿。但也可能是这样：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再发生类似额尔金勋爵去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的事件，并未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末，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没有得到这种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之前——我们认为有理由保留我们的判断，而仔细想一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付我们所用的没有什么差别。”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性。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2876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计1200万英镑。但是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另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在国际结算的范围内英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经济学家”写道：“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的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销了。en passant〔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1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道：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像的灾难要大得多”；这种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经济学家”自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如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现时争论中的两个新特征”，这两个新特征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征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调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料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为了暂时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任何分裂，声明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但是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将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这个紧急问题就被搁下了。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黄色报纸“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在最近某一期上写道：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会引起不利于政府的表决，那必将诉诸全体选民了……宣称蒙古人完全有理的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应当归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一贯不怀好意的分子之列，下院有鉴于此，将要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考验自己的活动的结果。”
至于托利党人由于听任自己受骗去对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所执行的事件负责而陷入尴尬境地，我也许会找到别的机会来加以评论。
四
1859年9月30日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肯定地说过，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迫使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采纳当时的反对党首领，尊贵的子爵的计划。现在首先，认为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于英国现任首相所拟定的“训令”而发生的看法，已经毫不新颖了，因为在讨论划艇事件所引起的战争的时候，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位熟悉真相的人物已经向下院暗示过这种看法了，而且奇怪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这样一位权威人士本人也已经确认了。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国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违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来控制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来足以危害我国的利益。”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看一下标题为“ 1857年至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这份蓝皮书，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是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打定主意要实行的。在该书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件发文：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猛烈号”战舰
“爵士阁下：关于我在2月17日致阁下的发文，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我在昨天的谈话中已经告知阁下的、女王陛下政府关于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通过的决定，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相当的接待。同时：毫无疑义，这种希望也可能并不会实现。无论如何，我相信当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他有强大的兵力护送。在这种情况下，谨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日期不会推迟太久，可否尽速在最短期间，将足够的炮舰集中在上海以作此用。
额尔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今年3月7日来文已收到。现谨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件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将炮艇舰队集中在上海，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这样，额尔金勋爵预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强大的炮舰”来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作好准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发文中，赞同了额尔金伯爵对舰队司令提出的建议。全部信件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而马姆兹伯里勋爵则是仆从。额尔金勋爵经常采取主动，根据原先从帕麦斯顿方面得到的各种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满足于一味服从他那傲慢的属僚预期他会感觉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英国人无权进入中国内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英国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的条款时，对中国人应持更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他本人过去的声明，而主张有权用“强大的炮艇舰队”强行驶入白河，他也毫不犹豫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可谓一模一样 ［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四幕第二场，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马姆兹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呕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他还没有忘掉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竟敢公然反对尊贵的子爵对印度的政策，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爱国勇气，他在得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345]。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使托利党人必须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方针这一点上进行难堪的抉择。现在他们或者是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帕麦斯顿继续当政；或者揭开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拚命加以恭维的马姆兹伯里。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难解决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被从他们手里抢去，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更多纠葛，欧洲和印度的事情看来已经够危急了。他们并未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28]见注185。——第568页。
[329]指卡·马克思的文章“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弗·恩格斯的文章“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21—626页和第661—665页）。——第568页。
[330]本文下面所描写的白河挑衅事件成了1860年夏天开始的第三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英法殖民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强迫中国接受新的奴役性的条件；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于1860年10月在北京签订了新的掠夺性的条约，并且批准了天津条约（见注185）。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和法国得到了大量赔款，开天津为商埠，英法有权在中国招募工人到殖民地去做工，英国兼并了九龙半岛的南部。——第568页。
[331]“京报”——著名的中国政府的官方通报的名称，从1644年到1911年在北京出版。——第569页。
[332]“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一家英国日报，起初属于自由派，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属于保守派；该报以这个名称从1855年至1837年在伦敦出版；从1937年起，与“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的名称出版。——第569页。
[333]指1856年10月英军野蛮地炮轰广州一事；英国人利用广州的中国当局逮捕走私船“亚罗号”划艇的水手一事作为借口，英国领事硬说这只船处于英国国旗保护之下。炮轰广州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第570页。
[334]指“1857年至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一书，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s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69》．London，1859．）。——第570页。
[335]“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从1856年到1869年伦敦出版。——第571页。
[336]皮尔分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罗·皮尔周围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皮尔分子集团便独立出来了。1850年皮尔逝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第571页。
[337]指1858年6月中国与俄国和美国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同中国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相类似。——第572页。
[338]指英国驻马德里公使布尔韦尔粗暴地干涉西班牙的内政，结果使西班牙和英国于1848年7月断绝外交关系一事。——第573页。
[339]指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这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当局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储备。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发生了俄国同中国的接近，使俄国能够在1851年7月与中国签订伊宁条约，给予俄国在华北贸易的优惠条件。——第574页。
[340]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政府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天津条约以前，就于1858年5月与俄国签订了瑗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黑龙江北岸土地并入俄国。——第574页。
[341]“东印度（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East India （Cabul and Affghanistan），Ordered by the Houseof Commons to be printed，8 June 1859》）。——第574页。
[342]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第574页。
[343]“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183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ersia and Affghanistan》．London，1839）。——第574页。
[344]指1859年9月17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第838期上刊载的“中国的贫困”和“中国的贸易”两文。——第578页。
[345]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间的冲突。主张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埃伦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于是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得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持政权。——第58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