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1859年5月24日于柏林

法国专制君主所发动的战争，无疑地不仅不可能是政治术语中所指的那种“局部”战争，即战斗行动不应越出意大利半岛，而且相反，这场战争不会局限于两个专制政府之间进行的、由正规军的行动来决定的一般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进一步发展下去将变成一场燃遍欧洲大陆的革命大火，看来，当代的统治者中间有许多人未必能从这场大火中救出自己的宝座和王朝。德国可能成为这一震荡的中心，因为当俄国准备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去[286]的时候，德国必定要成为军事行动的中心。用不着多加思考就能得出结论：在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将在法国或奥地利引起革命震荡。但是，要找到必要材料来说明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有多大的规模，柏林或许是个唯一的地方。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那些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巨大危机的前提在与日俱增，即使各种庸人恐怕也不会怀疑这种危机。风暴将临的征兆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德国各邦君主的嫉妒和勾心斗角将使他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袖手旁观；人民的灾难和愤懑像燎原大火一样燃遍了从维斯拉河到莱茵河的一切地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不仅会有外来的进攻，而且还会有人民的灾难和愤懑所激起的人民起义；最后还有德国境内斯拉夫族居民的起义，——这在对外战争和革命震荡以外又加上内部的民族间的斗争。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局势发展终于迫使德国各邦君主采取某种协同动作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1849—1859年这个时期是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可以说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就拿柏林这一个城市作例子来看吧。1848年柏林勉强有5万男女工厂工人，而现在他们的总数已达18万人。只拿一个工业部门来看：在1848年以前向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羊毛是德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在德国加工的羊毛只勉强够本国工厂的需要。同时，随着工厂、铁路、轮船运输和地下资源勘探的发展，信用制度也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信用制度按其规模来说不仅是和工商业的总的进步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像从法国剽窃来的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之类的经不起风险的发明，它的发展还超出了自己的合法范围。直到现在都占民族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1848年革命时依然固守着把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的古老的亚洲风俗；现在他们把现金换成了各种类别、各种颜色和各种面额的有息证券。1857年的汉堡危机[211]稍稍震动了一下这一新出现的繁荣的大厦，但并未使它受到稍微严重的损害，而现在这座大厦却被波河和提契诺河岸边传来的第一阵炮声震坍了。无疑，你们已经获悉，奥地利的商业危机怎样波及了德国的其余地区，在莱比锡、柏林、慕尼黑、奥格斯堡、马格德堡、加塞尔、法兰克福和德国的其他商业中心，破产是怎样迅速地一个跟一个发生。然而，这些灾难只不过是更高级的“实业”界中行将来临的滔天大祸的征兆。为了使你们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不妨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普鲁士政府刚刚发表的公告。普鲁士政府在这个公告中指出，在西里西亚、柏林、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成批地遣散工业大军是危险的，同时宣称，它不能同意柏林、布勒斯劳、施特廷、但泽和马格德堡的贸易局建议它大量发行币值不变的纸币来进行可疑试验的请愿书，它更加坚决地拒绝仅仅为了使工人就业和挣得工资这个唯一的目的而在公共工程中使用工人。在政府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突然停止业已开始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后一种要求确实显得有些奇怪。战争刚刚开始普鲁士政府就不得不发布这样一个公告，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很多问题。除了工业生活所遭到的这种突然破坏之外，再加上整个德国普遍征收新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以及由于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而引起的一切企业的普遍衰落，你们就可以大致想像到这一社会灾难再过几个月会有多大的规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习惯于把人世的灾难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天降惩罚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听到人民在低声但清楚地说：“责任啊！如果1848年革命没有被欺骗和暴力所扼杀，那末，法国和德国就不会重新互相武装对峙了。如果德国革命的残酷的扼杀者不向什么波拿巴或什么亚历山大低下自己的戴皇冠的头，那末，甚至现在也不会有战争。”这就是人民的喃喃怨言，这种怨言将逐渐汇成隆隆的雷声。

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各邦君主向很不耐烦的观众所表演的那出戏吧。从1月初起，奥地利内阁就玩弄种种外交阴谋，想促使德国各邦把一支庞大的、主要由奥地利兵力组成的联邦军队集中到南德意志的某一地点，而且这种集中一定要威胁到法国，使其东部边境有受到攻击的危险。这样一来，德意志联邦必然会卷入一场进攻战中，而奥地利也会稳有把握地把这场战争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5月13日以汉诺威的名义向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提出的这种性质的决议案，遭到了普鲁士全权代表冯·乌泽多姆先生的反对，他宣读了自己政府的正式抗议。这样便引起了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爱国主义愤懑的总爆发。于是，普鲁士便采取了一些相反性质的措施作为对自己这些行动的补充。

在议会解散之前，普鲁士政府为自己取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它宣布决定坚持“武装调停”的政策。但是，议会刚一解散，这种“武装调停”的规模就大为缩小，变成普鲁士不顾法国和俄国的要求而拒绝宣布自己中立。这种出尔反尔的勇敢，虽然足以引起彼得堡宫廷的盛怒，但却绝不符合普鲁士人民的期望。武装西部和东部要塞同时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服役，其目的在于平息由此引起的人民的怨言。但是，5月19日冯·乌泽多姆先生代表自己政府请求联邦议会把联邦的监视军直接交给普鲁士指挥，而且在必须采取哪些军事措施的问题上，给监视军充分的主动权。现在是奥地利暗中支持的德国各小邦君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忱的真诚的时候了。巴伐利亚宣称，把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军队交给霍亨索伦王朝指挥，还不是时候。汉诺威愤懑地说：《Tu　quoque！》〔“你也一样！”〕，提醒普鲁士自己也曾反对把联邦的监视军集中在南德意志的某一个地点。萨克森则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它的至圣的君主，即使是为了制止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互相倾轧也应当这样做。维尔腾堡几乎准备承认，法国的入侵比普鲁士的领导还好些。于是，神圣德意志帝国[112]的一切劣点都在庆幸自己可耻的复活了。德国的势力已化为乌有，——这就是目前德国各小邦君主之间这些内讧的总结。恢复德国国民议会的要求不过是对这些王朝纷争的第一个软弱的抗议，这一抗议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胆怯的爱妥协的资产阶级。

关于德国境内业已成熟的斯拉夫人的骚动，以后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5月24日

载于1859年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5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86]据传说，公元前390年，侵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军在长期围攻卡皮托里以后，表示同意在获得大量赎金的条件下撤离该城，但是，当黄金已经称出的时候，高卢人的领袖布伦高呼《Vae　victi！》（“战败者罪该万死！”），把自己沉重的剑扔在放有砝码的称盘上，于是破坏了最初的协定。——第371、392、509页。

[112]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创立于962年的一个中世纪的帝国，其领土包括整个德国和部分意大利。后来，法国的部分领土、捷克、奥地利、尼德兰、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帝国。这个帝国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的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251、395页。

[211]马克思指1857年11月周期性危机时期在汉堡成立保证贴现公司，以及发行1500万马克的有息证券作为以商品或国家证券作抵押的货款；货款数应想当于作抵押的商品价值的50%至662/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6—371页卡·马克思“欧洲的金融迎面危机”一文）。—第377、393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