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
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言行，一天天明朗化了，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所说的“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利亚海”的自由的含义。对他自己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305]毫无二致。通过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把法国从欧洲战争中“拯救”出来之后，这位“解放者”现在又打算通过使那些被土伊勒里宫的主人一言废黜了的君主强行复位的办法，通过对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国的人民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办法，来“拯救”意大利社会。当英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苏黎世会议大概会修改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款的模糊的臆测和on dits〔传闻〕的时候，当约翰·罗素勋爵持着他那固有的不可救药的轻率态度（这种轻率态度曾促使帕麦斯顿勋爵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认为自己有权在向下院作的庄严声明中宣布波拿巴将拒绝把自己的刺刀交给那些被推翻的君主支配的时候，8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一版上登载了如下的官方消息：
“苏黎世会议即将召开，以缔结最后和约，其主要条款已在维拉弗兰卡达成协议。任何一个注意到会议的明显作用的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不仅国外报刊，甚至连奥地利的报刊，都敢于对维拉弗兰卡条约条款的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为两位皇帝的亲笔签名所固定下来的和约的预备条款的执行，是有两位君主的庄严诺言和权力作保证的。”
这说得非常明确。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受骗的意大利人在徒然地抗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用刺刀、线膛炮以及其他《armes de précision》〔“线膛武器”〕作后盾的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则是《sic volo，sic jubeo》[306]。如果意大利的爱国者不愿听从甜蜜的劝导，他们就得对武力让步。别的选择余地是没有的，尽管罗素勋爵作了相反的断言。他这样说也许是完全出于真诚，因为通过他的口说出这种断言来，只是为了在预定让意大利遭到联盟暴君铁蹄践踏的期间，搪塞一下不列颠议会而已。至于教皇在教皇国的世俗政权，路易-拿破仑甚至不等到战争结束就宣布，它将保存下去。维拉弗兰卡预备条约的条款规定让奥地利的君主们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复位。让帕尔马女公爵重新执政的规定没有包括在这些条款里，因为弗兰茨-约瑟夫想对这位公主公开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同奥地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行为实行报复；但是，路易-拿破仑出于自己天生的宽宏大量，俯允听取这个donna errante〔流浪妇女〕的委婉哀求。他通过瓦列夫斯基向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同时也是女公爵的全权代表圣芒先生保证说，她的宝座将得到恢复，并且她的公国也将保有原来的疆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皮阿琴察要塞，——如果维克多-艾曼努尔在苏黎世会议上表现好的话，这个要塞应该转交给他。使这个暴发户感到无限欣慰的不仅是充当出身波旁皇族的姊妹的保护人这一念头；而且他还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博得圣热尔门郊区[307]的好感的可靠手段，这个郊区至今对他的巴结蔑然视之并且对他表现出高傲矜持的态度。
但是，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怎样才能成为“法制和秩序”的传教士、“现存社会”的救主呢？怎样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不大富于诗意的角色呢？这是急转直下的一步。使公众对维拉弗兰卡条约的预备条款的真正意义抱怀疑态度，并对这种态度加以支持，既纵容荒诞的传闻，又听任合理的猜测，其目的显然在于逐渐把欧洲引导到最坏的境地。憎恨奥地利、自称热爱意大利而且被公认为是拿破仑第三的代理人的帕麦斯顿勋爵支持了这位站在不可靠基础上的十二月英雄[49]。帕麦斯顿利用得比政府对奥地利的同情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他显然已在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面前，替自己至圣的盟友，即拿破仑第三的意愿的真诚性作出了保证。这样一来，他有意识地把议会引入歧途，然后沉着镇静地推开了议会，或者可以说，甚至解散了它。他曾明确地声明，英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欧洲会议（这个会议可能会批准苏黎世会议的决定，从而把责任分摊到欧洲各国身上，以减轻否则要由拿破仑一个人承担的仇恨的重担）；这一声明遭到了普鲁士报纸的驳斥，它们发表了一则半官方消息，肯定说，英国和俄国已经一起向柏林宫廷提出了参加这次欧洲会议的建议。
拿破仑只是在舆论的激烈愤懑稍微平息之后才在撒丁王国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他企图说服维克多-艾曼努尔代他去做这件棘手的事情。看来，维克多-艾曼努尔得到了奥地利及其藩属所丧失的一切。虽然还没有相称的封号，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国的统治者，那里的居民到处都承认了他的王朝，虽然这不是出于对皮蒙特的热爱，而是由于对奥地利的憎恨。法国的自由保卫者向自己的这个新藩臣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放弃对人民运动的正式领导。维克多-艾曼努尔无力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他命令撒丁全权代表离开各公国和教皇国，并且从佛罗伦萨召回了邦康帕尼，从罗曼尼亚召回了马西莫·德·阿塞利奥，从摩地那召回了法里尼（至少是作为正式全权代表）[308]。
但是，这位戴皇冠的“解放者”还不满足。他以前在法国的经验使他有足够的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因此就要求撒丁国王设法影响那些起义的省份的人民投票的进程，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省份的君权是由人民的意志恢复起来的。自然，维克多-艾曼努尔对这种要求连听也不想听，因为实现这种要求，必定会永远断送意大利自由的前途，必定会把整个半岛高喊《evviva！》〔“万岁！”〕的呼声变成同声咒骂。据说，维克多-艾曼努尔用下面的话回答了法国诱惑者德-莱泽伯爵：
“阁下，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君主。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对我说来意大利的利益比你们需要暗示的欧洲利益有更大的意义。我不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来支持被推翻了的统治者复位，我绝不会这样做。我让这些事件自然发展，已经是非常宽容了。”
甚至有人说，这位侠义的国王还说了下面的话：
“如果要通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你们还必须听听我的意见。至于说到联邦，我的利益和荣誉，都同样迫使我反对，因此我将同它斗争到底。”
这一回答转交给巴黎后，很快就出现了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有名的责斥意大利人忘恩负义的文章[309]，这篇文章包含着一个不祥的暗示：如果保护者抽回了强有力的手，那末奥地利的鹰徽很快就会挂到都灵王宫的前面。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得悉：他能否得到皮阿琴察，将依他的表现好坏而定，而意大利各国君主对正在准备成立的联邦能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萨瓦居民的民族归属问题的讨论，使他受到了彻底的打击；同时，这也暗示出，如果波拿巴帮助维克多-艾曼努尔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维克多-艾曼努尔也未必能拒绝把萨瓦从撒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些威胁很快就具有了一种明显的形式——骚动，这一骚动根据从巴黎发出的信号突然在萨瓦的拥护封建制度的和天主教的人士中开始了。
一家巴黎的报纸大声疾呼道：“为意大利的事业花费自己的金钱，让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萨瓦人对这种事已经厌倦了。”
对于维克多-艾曼努尔来说，这就是有力的argumentum adhominem ［注：针对具体的人提出的理由；不是根据客观材料而是根据被说服者的感情提出的论据。——编者注］，如果他不直接承担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那末就有一定的理由担心，他至少已经答应为法国的武装干涉扫清道路。8月9日帕尔马来电说：“皮蒙特军队已被逐出城市，红色共和国宣告成立，有产者和秩序之友慌忙逃命。”如果可以相信这则消息，那末，它对于未来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怎么样，不论这则消息是真是假，它对于“秩序和财产的救主”来说，完全可以成为进行干涉，派遣他的朱阿夫兵去反对“不可救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为各国君主的复位扫清道路的一种信号。这些君主当中的一个，托斯卡纳大公（已逊位予子）的儿子 ［注：列奥波特二世和斐迪南四世。——编者注］，已经在土伊勒里宫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正在撤回来的法国军队，接到了留驻意大利的命令，因此，苏黎世顺利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就将消失。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8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8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05]指1849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派遣远征军到意大利去一事。——第541页。
[306]《Sic volo，sic jubeo》原文应为：《Hoc volo，sic jubeo》（“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六篇中的话，作者在诗中抨击了贵族的贪得无厌的权力欲。——第542页。
[307]圣热尔门郊区——巴黎的贵族聚居区。——第542页。
[308]列举出的这些撒丁特命全权代表，是维克多—艾曼努尔派到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各公国和罗曼尼亚（教皇国）去的，目的是策划这些地区归并于皮蒙特。当在意大利全境引起抗议运动的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245）签订以后，维克多—艾曼努尔在法国的压力下，召回了这些代表。——第544页。
[309]指法国记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意大利忘恩负义”，发表在1859年8月3日的“立宪主义者报”上。——第544页。
[49]指拿破仑第三。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第182、196、307、435、501、543、592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