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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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0]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 [191]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 [192]，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193]，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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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 [195]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196]。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 [197]，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决议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 ［注：达尔布瓦。——编者注］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占据了木兰-萨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鲁东说，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 [198]）。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像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西内战”
[189]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恩格斯的导言。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
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是1893年在日内瓦。1905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1891年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1905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伊·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列宁校订和翻译过的地方，在准备本版时得到了考虑。——第216页。
[1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216页。
[191] 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216页。
[192]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团体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216页。
[193]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17页。
[194] 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220页。
[195] 指以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第221页。
[196]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1871年3月31日第90号上。——第222页。
[197] 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命令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5月12日第132号上。——第222页。
[198] 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Pauis，1851）。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3—17页），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