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386]
一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la bella Italia〔美丽的意大利〕千方百计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马案件的国度——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国〕，也不亚于有信教习谷和韦耳夫基金[387]的国度——纯洁和畏神的德国。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托斯卡纳的，一家那不勒斯的，一家西西里的和两家罗马的，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足值的支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但是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1892年12月31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到1893年3月31日。
还在克里斯比内阁时期，即在1889年，由于必须对这种银行特权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当时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流言，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业务。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耳维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帮助他，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季尼去给他当鉴定家。孔西利奥发现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耳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明文件，在阿耳维西死后，人们得到了一份通常认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副本，由此也就产生了意大利人所谓的《panamino》，即小巴拿马。
当时克里斯比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耳维西的报告压下不管。阿耳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事情闹出来，但是每一次都让别人堵住了嘴。当原来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由于又要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做了一个替罗马银行大肆吹嘘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耳维西不要以揭露来损害他和国内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耳维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斯比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成立了现在执政的焦利蒂内阁。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的确定的银行法，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就像在儿童游戏“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相传，最后到12月21日，最后一点火星才用最违法的方式无情地踩灭掉。
还在1892年12月6日，根据焦利蒂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关于把银行特权延长 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暗中有关于在银行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流言在传播，焦利蒂在12月21日就要求把该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3月31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议员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宣读了阿耳维西关于罗马银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季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原有现金进行审核的结果的专门报告中的个别段落。于是就暴露出来了惊人的事情！非法超额发行的银行券达900万法郎；银行的现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银行章程是禁止这样做的）；总存量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据；曾经从银行基金中拨出了7300万贷款发放给179个特权人物，其中3350万仅仅发给了19个人。在银行的债务人中间，有借款超过100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400万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等等。此外，科拉扬尼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说的还要多，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的业务进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耳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其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将近1200万，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内却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比内阁期间下过调查命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焦利蒂、克里斯比和鲁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在发言时是多么义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被人揭露他拿好样品给人订货，却用最次品交货的时候，也不可能燃起如此高尚的怒火的。
同一天，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5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的银行券，而银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下跌了100法郎。然而在大臣们的豪言壮语之后，到傍晚时，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事情已成过去。
二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谈的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拉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完全是按家庭式地发放了近900万的贷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个银行的管理一般都是“按家庭式的”——patriarcalmente；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把作工商业优惠贷款用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担保的抵押发放出去或者发放给那些把工业仅仅理解为从事各种各样投机勾当的人，凭不断延期的票据或者甚至按公开的往来户进行发放。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 一百五十位本届众议院议员，即大部分明明是没有支付能力或甚至仅仅靠借债度日的人，成了银行账本上的债务人。阿耳维西的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员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的借款数为50—60万法郎。在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的人 ［注：梅诺蒂·加里波第。——编者注］和 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马耳迪和马尔提尼；格里马耳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25000法郎。这已经非常可观了，但这些都是1889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甚至还不是小巴拿马，而只不过是panaminetto，即很小很小的巴拿马。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勾当的传说（其中当然也有夸大的），在科拉扬尼的发言推动下，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人们中流传开来。人们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数1400万中提取了900万以上），并且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它的银行券。政府感到，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一届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去办的事情（妥善地解决关于银行和纸币的问题），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在1月的头几天内，关于把两家罗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关的谈判就开始了，同时内阁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无条件地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失；因此它进行阻挠，顽固地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任变成了张惶失措。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100万以上的存款，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50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的股票在科拉扬尼的发言后跌到670法郎，1月15日的牌价只有504法郎，尽管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银行券了。
但是这时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结果。诚然，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1月13日他还了400万法郎，1月14日又还了60万，15日还了余下的200万。诚然，行长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那不勒斯信使报”[388]以此明显地暗指国王 ［注：翁伯托一世。——编者注］）偿还了大臣格里马耳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然，激进立宪派议员福提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款的。但是，这些怎么能同下面这个消息相比，这个消息说，根据重新 检查的材料，只有权发行7000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 共发行了银行券13300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债权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4900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注明1893年1月3日这样近的日期的普通收据领取了2500万（1月21—22日的“世纪报”[389]）。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只是因为：总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拉扎罗尼男爵曾经专门为此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in natura〔用原物〕归还这笔钱；不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当时把罗马银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事情的揭露已经到处引起了满城风雨，150个议员的名字被人们多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内阁是知道这件事的，它们为了进行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交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些盗用的公款，它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而有意识地加以隐瞒，因而就助长了继续盗用公款。
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在1月19—20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发表的比亚季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确有其事。
三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干过欺骗勾当、挥霍浪费过银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握有政权，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政权。很自然，把刀子一按到他们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一个共犯者采取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刽子手的崇高决定。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就是鲁维埃、弗洛凯和弗雷西讷之流把累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累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把刀子按到脖子上”（照沙尔·累塞普斯的说法），来从巴拿马骗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经费的。同样焦利蒂和格里马耳迪也把自己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前任先前曾向这个人勒索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马耳迪的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老江湖，一个饱经世故的老意大利人，在骗人行当中决不是年轻没有经验的新手，不像曾不得不为赖纳克之流安排巴拿马骗局的沙尔·累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4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情，” ［注：引自海涅：“归乡集”补遗。——编者注］，——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打交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过于仓卒地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出现了小巴拿马案件时的情形也同法国出现了巴拿马案件时一样，人们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某些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这些证明文件完全消失。于是汤隆古决定，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和揭露事实真相的文据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推事手里，而只能够保存在梵蒂冈。
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当内阁一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后者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按每股450法郎（股票价值是1000法郎）付款给股东；当内阁一觉得可用这个协议保证不公布那些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勇敢的汤隆古就不能不立即看到，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对效劳所给予的报酬是忘恩负义。从1月16日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哨；1月19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决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议会报”[390]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但是希望他们明白，这是自找麻烦……如果想要我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末我就要把事情闹出来……他们不是想要使我破产吗？那时我要公开宣布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曾屡次说这些钱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occorrono）。而且我有证据……经常都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现在垮台，那末跟我作伴的就大有人在。”
而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1月25日被带往雷季纳·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我死在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们那样百依百顺的，不会像他们那样不以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为自己哀求宽大判决的。虽然汤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高大而结实的人，是一个“真正七十高龄的胸甲骑兵”；他过去的一切说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cassetta d’oro〔金匣子〕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它里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愿他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1月25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也闹开了。焦利蒂能够对他的150名议员高声叫喊的，只是鲁维埃对自己的104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东西：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这也确实如此。克里斯比和鲁迪尼所能说的也只是这些话。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不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法庭上。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整个这一事件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论是巴拿马案件，小巴拿马案件，还是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反抗——不花费大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隐讳的目的而用隐蔽的方式去谋取资金。这方面的行家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那里取用。”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写于1893年1月26日和29日之间
载于1893年2月1、2和3日“前进报”第27、28和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386]“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是恩格斯为了评论1892年12月—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的辩论而写的；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pana-mino（小巴拿马）。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当时与他通信的意大利学者、社会党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寄来的材料（议会报告、报纸）。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们的书信往来，于是匿名发表了这篇文章；因为正如他在1893年1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指出的，署名可能“使罗马的坏蛋们找到我的意大利报告人的踪迹”。——第418页。
[387]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第418页。
[388]“那不勒斯信使报”（《Corriere di Napoli》）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88年创刊。——第422页。
[389]“世纪报”（《Il Secolo》）是意大利激进派的日报；从1866年起在米兰出版。——第423页。
[390]“议会报”（《Il Parlamento》）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