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112]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年9月）[113]，比利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了工联出席将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 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 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并没有确定。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末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邀请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将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信任受骗了，1891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动[114]，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那末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大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碰回去的话；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既成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使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 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115]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范围，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严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责成他们不要太就字面来了解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于寸步难行，而我们的竞争者却能继续活动的境地。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毫无疑问，将要作出种种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也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1891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尝试是要做的，而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末我们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那时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布满明显圈套（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看穿其中的毒计，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 ［注：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前的六段在手稿中用垂直线划掉。——编者注］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靠：（1）法国集体主义派[116]和布朗基主义者（而且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转入布朗热主义者阵营而减少了），（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117]，（6）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利用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为自己服务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3）比利时人；（4）荷兰人；（5）巴塞罗纳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利人；（8）占丹麦所有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1889年更庞大得多的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末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毫无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至今还在使用的毫无作为的办法，那末，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受到损失。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裂“丑事”而不得不至今抱中立态度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有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易于接受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独裁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能够在其中起显著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而首先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 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末，作为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决不是可能派。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1889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必须确定。
（2）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规章、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议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束。
（3）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名额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提出一定的建议，但提出建议不是我的事情）。
（4）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应予规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格审查方式和议程的建议，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写于1890年9月9日和15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112]“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是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1890年9月9日来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该文中制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筹备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方面的策略路线。沙·博尼埃告诉恩格斯，有一些事实证明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动摇，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有可能转到法国可能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方面的危险。还在筹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巴黎代表大会，见注97）期间立场就不坚定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既接受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委托他们与瑞士社会主义者共同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又接受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关于可能派代表大会，见注97）的委托来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可能派利用了这种情况，就通过比利时人进行活动，再一次企图攫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恩格斯在1890年9月15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和1890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也都阐述了给博尼埃复信中的基本思想。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复信是给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恩格斯的指示帮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争取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1891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83页。
[113]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460人，代表着140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第83页。
[114]指两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前者于1889年3月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同时用德文载于1880年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和第1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1—532页）；后者于1889年6月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38—555页），其摘录载于1889年6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在这两篇根据恩格斯的授意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执笔并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动。——第83页。
[115]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7—529页）。——第84页。
[116]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党分裂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104）。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工人党的名称。——第85页。
[117]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Arbeideren》）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1889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