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
[79]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分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 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 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 [80]，——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 [81]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 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79]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没有指出。
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 Recht auf 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页。
[80] 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页。
[81] “凉亭”（《Die 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