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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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 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3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509]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 [510]）。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 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511]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 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 [512]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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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 partibus〔在国外〕 ［注：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 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 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 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 [513]，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 [514]，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 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 [515]，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352000，1877年为493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 [516]，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517]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 [518]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 ［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 [519]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 [520]，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 ［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 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 [521]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 [522]，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 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 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 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 [523]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 ［注：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 voluntas 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 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1895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508]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
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ло》）杂志第1册上。
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页。
[509]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编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述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页）。——第593页。
[5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593页。
[5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页。——第594页。
[512]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594页。
[513]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598页。
[514] 关于“民族原则”，见注14。——第599页。
[515]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第600页。
[516]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601页。
[517] 恩格斯援引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第602页。
[518] 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194）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220页。——第606页。
[519] 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607页。
[520] 见注416。——第608页。
[521]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608页。
[522] 见注249。——第610页。
[523] 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