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否裁军？
[393]
序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1893年3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这是我的论断的基本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定的政府的性质相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 最多两年的服现役期限作为起点，那末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规定短得多的期限了。
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了：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的民兵制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谈。
弗·恩格斯
1893年3月28日于伦敦
一
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地方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
我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最终证明了包括预备队和后备军[394]在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就是在当时的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优越于可以找人代役的征兵制。大陆各国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采取了这种制度。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巨大的不幸。主要预备队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又加上了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395]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在法国，地方部队获得了由年龄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队；在德国，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恢复了民军。[396]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到自然的年龄极限为止，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应征人员的名额，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新的干部来训练新兵；但是就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经观看过1891年在香槟举行的大演习并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赞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的英国军官，在这方面是公正的，他们一致指出，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队的青年士兵多得不相称。在德国，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句话，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达到可能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 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在他年龄适于服兵役的整个时期内都要为国防事业出力。而在1870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的革命的特征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像中实现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愈来愈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人们服预备役的长的年限，还是要所有适于服兵役的青年都服兵役，现在都已经是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也在实际上完全实现。
因此，可以借以满足裁军需要的就只剩下一点了，这就是现役期。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得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 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刻缩短，并宣布 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我肯定说，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二
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队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战争环境中的活动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况下是如此。1870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曾经长期服役的帝国步兵的刺刀冲锋的furia francese〔法兰西狂暴〕，以及在维尔特和色当城下的骑兵冲锋的威力；但同时在施皮歇恩城下，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至用较少的兵力就能把那同样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的阵地。[397]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训练水平，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的水平。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末各国军队的战斗能力的对比关系将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现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是这样微不足道，以致于没有什么意义；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支军队中的每一支如何利用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两支军队的人数之比将与两个国家的居民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终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尺。那时就不会有像1813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 这种便宜事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可说的，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因为经常缺钱这一情况到处都使得对一部分应征人员只“匆忙地”训练几个月。这样就不得不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整堆的传统的废话抛在一边，那时人们就会惊奇地发觉，对于把一个体格发达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来说，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训练德国补充兵的军官们对此多么惊异。[398]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军官直截了当地说，服役期几乎和德国的补充兵相同的后备军，在质量上优于常备军。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恰好没有常备军中浪费在传统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那里也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1888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斗的战术布势仅仅局限于最必要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奥地利人从1859年起就很善于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黑森—达姆斯塔德人几乎同时成立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地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营纵队，而在1866年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合理的编制。[399]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为习惯所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在1870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战方法的连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要图，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家”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只重视步法的军事操练精神，使得已经明令废除了的无益的时间浪费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忽然发现，校场操练作为对抗削弱团结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似乎秩序和纪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阅兵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作合理的操练，更不用说外国军官到那时再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士兵——只要他们在这以前还不会——整整站两个小时的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的技能，似乎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野外警戒勤务训练条例之下，在有各种各样执行保安勤务的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就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作军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这就是连队中非战斗的事务工作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末，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吗？——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应征人员，长些的确最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事可做。假如马匹饲料标准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马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中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定额以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用比较紧张地练习重要东西和去掉多余东西的办法来弥补服役期的缩短，那末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人们经常以此作为借口，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末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愿入伍者以及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那末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五十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常看到，在每一支军队中都有其特殊的因袭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级官员、士兵和群众遵守的，是由高级官员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军时就会完全化为乌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我要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 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
三
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弗尔格拉班[400]使用过的六磅或七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速发枪之间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而这还远没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
四十年前步兵的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300步；在这个距离上一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1500—1800步的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600—1000步，火炮的最大射程是3000—4000步。而新的、暂且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在作用半径方面却接近于火炮的作用半径，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三到五倍；因此，一个装备连发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的确，暂时还不能肯定地说，谁应当经受住这种威力，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 ［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还不敢侵犯士兵制服上的发光的钮扣和金属的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有胸甲——总算没有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到炮火下面去，他们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拿虽然极其无聊、但却受到虔诚的尊崇的带穗肩章去为祖国牺牲，毕竟比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规和只重视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上面我是想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使他们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末，现在就可以为一切兵种规定两年的现役服役期。但是我立刻事先做了附带的说明：不应当安于两年。而且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两年服役期的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说，最初是缩短到十八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一年，然后……？从这里开始未来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欧洲和平的保持都是必要的，那末由此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会是确信 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 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被放逐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401]，我感到惊异而高兴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好极了，但遗憾的是，仅止于此。体操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添置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这些器械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加以利用。要在这方面终于认真做起来，难道就那么困难吗？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而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起现在这样在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胳、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和柔韧性来，不是更好一些吗？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先使人们变成残废，然后在服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只要在中小学中及时预防这种残废现象的发生，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个真理是军官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的构成和运动的规则。中小学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特别是如果他们做体操的话；而我们的新兵在队伍里站成什么样子，教会他们在站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教会，而且容易得很，在军队中连想像都想像不到。有些事情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对中小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中小学生只要有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会。如果把夏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和地形练习，那末这无论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几个月服役时间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可以极好地利用来教会中小学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这种远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学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士军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琴弦。对普鲁士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服役期满的军士放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是用他们去当宪兵、边防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中没有哪个角落可怜得可以不安插那些有权任文职的军士。总之，你们曾千方百计地给军士们安插职位；你们曾固执地把他们放在他们不适合的岗位上，委托他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工作；难道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多少通点窍并且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不是让他们去教读、写、算，而是去教体操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生都是有益的。而且，一旦把脱离了兵营的小圈子生活的军士放到众目睽睽的学校操场上，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管辖，那时，我敢打赌，我们那些富于反抗性的青年学生就会把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也教好。
四
下面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谈能否指望用国际协议的办法使类似的关于普遍地、均衡地和逐步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建议被接受的问题。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那末，这个建议能否由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规避协议的作法都需要费不小力气，因此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如果想要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服役，那末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至于谈到个别的国家，那末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个协议，把它当作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个协议。关于俄国，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谈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如果法国在协议上签字并且批准它，那末总的说来，它无疑是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这里假定，存在于有产阶级和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意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这样的破坏永远不会是巨大的，否则巴黎就宁可拒绝接受协议了。而德国处于这样一种幸运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诡计宽宏大量，装作没看见。尽管法国曾千方百计力求使1870年的失败不可能重演，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要更多得多的优越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有逐年增多的优势，现在已经有1200多万。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七十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仔细的检验，在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经受到实践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军队也都具有这种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而且是由一个要混乱得多的组织来试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像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的服役一年的人从军队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是缺点的东西，现在军事方面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同人口对比，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从政治观点看来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对大量的、已经受过充分的普通训练的青年人进行准备担任军官的军事训练。1866年的战局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特别是从1871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的、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注意。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这些军官同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在军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备队和后备军的全体人员中，受过军官训练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由于军官特别多，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编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根据李希特尔的说法（见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402]，——据我所知，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法，——每1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1个机动的预备团、2个后备营和2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3个营就可以提供10个营，换句话说，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的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完成，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的，甚至在接近这样短的期限内也是办不到的。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多；可是对于根据正式声明建立的新部队的干部配备来说，他们应当是够了。这位军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编成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法国所能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在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军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装作看不见吗？
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1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德国的5000万人口集中在5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从军事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俄国的9000万或者最多1亿人口，则散居（根据保守的统计）在3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们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1亿人能比5000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应征人员，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军官只能从贵族和城市等级中间征集；但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krugovaja poruka，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负责；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结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兵的许多欠缺方面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不失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较高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连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军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比在任何别国的军队中都需要更多的军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盗用公款和盗窃现象在俄国官吏中间、而且往往在军官中间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号召转入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和民团 ［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后备军）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行动员，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换句话说：甚至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让他们随便服多长时间的现役，只要沙皇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柯夫诺到卡麦涅茨的全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领土上，陷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胜仗，战场就会从维斯拉河转向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德军的波兰盟军；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问题的纯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1861年的农民解放以及与之有关的——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 欧洲的中国推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这个结束以后，新的铁路为他们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从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用货币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和偿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吃公社的人）和kulaki（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大为加强。而且所有这些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的新的大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资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 ［注：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9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298—303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了。］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续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现了它的其他一些结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到夏天则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位降低了，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整整一代之久。
1891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1891年起俄国始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毁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负债累累，以致必然要摧毁他们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绝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债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债维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40亿马克。它的国内债务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40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场塞得过于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总数5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3亿，其余两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403]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任何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 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输出已经遭到了破坏。现在主要的输出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 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官方的沙皇和大资产阶级的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永远结束对士兵的虐待，逐步缩短服役期对于军队才是有益的，而近年来这种虐待现象在军队中已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的现象是步法操练和校场操练的永恒伴侣；只要普鲁士军队在某个时期成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这两者就在普鲁士军队里广为流传起来，然后它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等。对士兵的这种态度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的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他应当毫无怨言地忍受俨若容克地主的军官们的一切嘲弄和侮辱。正是那些破产了的、变穷了的和寄生的贵族（他们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为数不少）现在还在提供对士兵的凶恶折磨者，在这方面只有喜欢硬充容克地主的傲慢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比得上他们。
这种对士兵吹毛求疵的态度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也没有消除。但是以前它比较少见，而且带有较温和的、有时是幽默的性质。但是，自从一方面需要教士兵愈来愈多的科目，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考虑把过时了的、失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全部无用的废物抛弃的时候起，军士就逐渐取得了愈来愈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采用只要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训练方法；同时，规定军士要在短期内给自己的班有效地灌输这种或那种军事规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提出申诉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嘲弄，中意的旧普鲁士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奇怪了。因为我确信，在德国西部建立的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城市居民的团队中，对士兵的侮辱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对此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解毒药。在使用从枪口装弹药的滑膛枪的时候，在演习时很容易把一块打火石放入枪管，使它落到空弹筒里，因此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常常由于疏忽大意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伦青年，在1849年就是这样死于别人向他的长官射出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觉察不到了；然而军队中自杀事件的统计数字是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当“严重的时刻”到来并使用实弹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又会有人要采用旧的做法，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有的地方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要知道，这是会大大促进胜利的。
[404]
英国军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1891年在香槟演习时法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报刊上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用鞭笞来惩罚的企图就遭到了彻底失败。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长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种作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有关自己未来的敌人毫无怨言地让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们一定会多么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有人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正是1813—1815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且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俩现在却反而日益接近1806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当时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405]，后来就当了法国的俘虏。
人们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谈得多么多啊！可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这些因素！
八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提出了这个建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奥地利军队中似乎比德国军队中更坦率得多地谈论正在一部分军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许多奥地利军官直率地肯定说，服役只有两三个月的后备军部队的战斗素质比常备军高；不管怎样，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像人们所说的，一个后备军的营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一个常备军的营则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组织都是重新建立的，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何，在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热切地盼望减轻军事负担，他们本身的经验向他们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期限。
意大利也会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406]要么将瓦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那末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议，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丝毫不会使自己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能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普遍义务兵役制仅仅在二十年前才在法国实行这一情况，对法国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包含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只是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容易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反抗。所有的军队在打了 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国，最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革命改革状态，所以那里也能比任何地方都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没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407]，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和恢复“国家统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撵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统一“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 ［注：这是套用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谓“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现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敢于提出我们的建议，那末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作为和平的捍卫者而出现，而且这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它会表明自己决心成为裁军的首创者，正如这理应由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的国家来作的那样。不信任一定要变为信任，厌恶一定要变为同情。不只是三国同盟是和平的同盟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压倒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会发现（如果对它各方面进行挑剔的话）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在这以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绝对不可能的形势。不管法国装成什么样子，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挑起各个小国家，挑起英国来反对自己，而且它甚至不能满有把握地取得俄国方面的援助，取得俄国方面这样一种传统的援助，即俄国先教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让它们去听天由命。
我们不会忘记， 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同被敌国领土跟俄国隔开的法国一样，它们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了的巴黎饥馑[408]，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又是俄国的朋友。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由于上述各种情况，甚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末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靠拢德国的敌人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军备的经常增长而引起的战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议的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大为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大为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己对自己负责地开始逐步缩短服役期限和准备实施民兵制度。
是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个能够求得解脱的一步呢？还是等法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取得全部荣誉呢？
写于1893年2月
以一组文章的形式（没有序言）载于1893年3月1—5、7、9和10日“前进报”德51—56、58和59号，并于1893年3月底出版附有序言（3月28日写）的单行本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393]“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1893年2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问题而写的。草案规定大大增加军队和追加军事开支的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一点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因此在1893年5月，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但是在1893年7月，在解散帝国国会和进行了新的选举之后，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法草案。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把手稿寄往柏林准备在“前进报”上发表时，在1893年2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以一组文章（分为八篇）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它，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893年3月底，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专门的序言。
恩格斯的这组文章还转载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选民报”1893年3月20、21、23、24、25、27、28和30日的第65、66和68号以及第69、70、71、72和74号的附刊上。在前面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具有普遍的意义。——第433页。
[394]后备军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后备军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龄较大的后备军兵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奥匈帝国，都仿效普鲁士后备军的样子建立了预备队组织。——第437页。
[395]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
提尔西特和约——见注34。——第438页。
[396]地方部队从1872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参加地方部队服役6年并参加其预备队服役6年。
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438页。
[397]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色当会战——见注194。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做福尔巴赫会战。——第440页。
[398]指1893年2月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关于未来国家的原则的演说。
在普鲁士军队、后来在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的服役期在1874年规定为12年，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军队。——第441页。
[399]指在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斯塔德（这个公国的一部分领土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采用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第441页。
[400]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
库弗尔格拉班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第444页。
[401]恩格斯指他在1860年3月底至4月初因父亲逝世而到巴门去了一趟。——第446页。
[402]恩格斯举的是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老一套的诡计”，内容是批评新的军事法草案。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1885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报纸的领导人是李希特尔。——第451页。
[403]巴黎公债——见注255。——第458页。
[404]恩格斯的著作在“前进报”（1893年3月9日第58号）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辑部代之以用括号括起来的下列按语：“恩格斯这里指出了从前因士兵受到痛苦不堪的虐待而经常引起的那些后果。不论这些材料是多么客观，我们都没有加以登载，因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把为了提出警告而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看成是故意要引起这种事实的再度发生。”
“前进报”编辑部对文章所做的删节以及促使它这样做的情由都证明：报纸编辑部被恩格斯著作的革命调子吓倒了，因为这个地方直接号召起来反抗对士兵所施加的暴力和专横。在单行本中，恢复了被删去的这一段，而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第461页。
[405]关于在耶拿的溃败，见注34。——第462页。
[406]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阵营，这样终于导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国家。——第463页。
[407]1866年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结束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约把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奥地利不得不放弃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并同意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固定下来。根据和约第五条，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切权利让给了普鲁士（从奥、普在1864年战争中战胜了丹麦以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一直处于奥普共同占领之下），同时北什列斯维希必须重新同丹麦合并，如果当地居民通过全民投票同意这一点的话。但是普鲁士没有履行和约的这一条款，而把北什列斯维希据为己有。1878年，布拉格和约第五条被宣告废除。——第464页。
[408]指普法战争时期在1870年9月至1871年1月巴黎被德军围困期间巴黎居民粮食紧张的情况。——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