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443]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评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辩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似的。

[444]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445]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

[446]

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说，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骄子，那末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宣扬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天之骄子；据说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评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注：在原文中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1885年日内瓦版）

[447]

而在谈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户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乌拉尔哥萨克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乌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塞尔的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448]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 ［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449]］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 ［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在“祖国纪事”（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 [450]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V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 [451]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 [452]马克思接着说过 [453]：“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454]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的一些错误；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　komitet）的政府 [455]。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 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那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看到，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维持官僚，首先是维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维持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库的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们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而且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 ［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443]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注441）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490—491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

这篇跋的俄译文（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拉·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出版。——第494页。

[444] 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Verfasser　der　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Jahrgang　1874．Zürich，Typographie　der　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和第610—623页）。——第494页。

[445] 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A．Haxthausen．《Studien　über　innern　Zustände，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ｎdlichen　Einrichtungen　Ruβlands》．Th．Ⅰ—Ⅲ．Hannover-Berlin，1847—1852）。——第494页。

[446]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The　English　Republic》）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转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诺夫书中的那个样子。

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第497页。

[447] 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啥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两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第498页。

[4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503页。

[4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13—116页。——第504页。

[450] 指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册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нｕｋ　Ｅβрｏｎы》）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从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

“祖国纪事”（《Ｏｍｅчｅｃｍβｅннｂｌｅ　Зａｎｕｃｋｕ》）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1846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祖国纪事”的作用开始下降。从1863年杂志转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手里以后，“祖国纪事”又走上新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闭。——第504页。

[451]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是马克思在该杂志登载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不久写的。这封信没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504页。

[452] K．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Ⅰ，Hamburg， 1867，Ｓ．76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第505页。

[453] 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29和130页）。——第505页。

[4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18页。——第505页。

[455] 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