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和平民主日报》的声明
[126]
据第28号《公益报》载：
“《科伦日报》刊登了一封莱比锡来信，说不久将在巴黎出版一份由卢格博士主编的德、法文杂志，德·拉马丁先生和德·拉梅耐先生据说已答应给以协助。[127]关于德·拉马丁先生已答应和德·拉梅耐先生一起为某杂志，特别是为上述杂志撰稿之说是不真实的。
德·拉马丁先生全力投身于议会活动，他把政治活动之余的少许闲暇用于著述《吉伦特派历史》一书。”
确实，德·拉马丁先生没有承担和德·拉梅耐先生一起为上述杂志撰稿的任务，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答应我们，在我们筹办的杂志的出版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协助。
我们之所以找到这两位名流，是因为我们认为，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精神联盟这样的事业，事先应得到法国进步力量的一切优秀代表的支持。
然而，我们要声明，《科伦日报》刊登的那封引出《公益报》的文章的莱比锡来信，既不是我们写的，也不是我们哪位朋友写的。
前《德国年鉴》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前《莱茵报》编辑卡尔·马克思 1843年12月10日于巴黎
载于1843年12月11日《和平民主日报》
原文是法文
[126]《德法年鉴》杂志本来应该促进法国和德国先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代表的团结，成为象马克思在1843年10月3日给路·费尔巴哈信中所说的“德法科学联盟”的刊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页）。被邀参加杂志撰稿工作的有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亨·海涅、莫·赫斯、卡·贝尔奈斯、尤·弗吕贝尔以及比·约·蒲鲁东、费·拉梅耐、阿·拉马丁、路易·勃朗、比·勒鲁、埃·卡贝等人。在傅立叶派《和平民主日报》上发表的这篇由马克思和卢格署名的筹办中的杂志编辑部声明，是针对1843年12月10日《公益报》上一封未署名的简讯而写的（简讯作者是拉马丁）。——第371页。
[127]指1843年11月20日《科伦日报》上发表的11月16日莱比锡通讯。——第371页。
《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
1829年巴黎版第1—4卷
第一卷
[128]
[摘录]
“因此，今天被认为是几个过激的狂人的狂妄行为的东西，曾经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情感，而且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第21页）“后来，分歧使民族分裂了；但是，在1788年还没有这种情况：在法国凡是不靠营私舞弊生活的人都为砸烂专制制度这个共同愿望联合起来；凡是不盗窃公共财产的人都希望把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委托给人民的代表；凡是不属于特权等级的人都希望法律对人人一视同仁，公民人人承担相同的义务。”（第27页）
“宪法〈在国王逃跑后〉修改了，它的民主精神比原先制订的少了：更改的不是重要的，但是足以使议会完全丧失其民众性，使宪法失去其最希望得到的批准——全国的批准。”（第32页）
“立法议会的历次会议只是民权反对王权的一场很不隐蔽的战争。这是一场敌对双方轮番把宪法作为矛或盾来使用的战争。战争是激烈的，双方都不断援引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一纸谁也不相信的空文的宪法。其实，这个受宪法束缚的无能的议会，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所以，在它存在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都不是由它产生的。从宪法的观点或从自己的法定权限来看，宫廷和议会都不能、也没有作出任何事情。这两个庞然大物默默地互相注视，企图通过秘密勾结得到它们从法律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第37、38页）
“不论这一或那一〈方〉都缺乏诚意……所以，在制宪议会给法国造成的危机中，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推翻君主制，或者恢复旧秩序。因此，对双方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第38页）
“1791年至1792年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伟大时代，其标志不是那个引人注目的议会斗争。在人民和政权之间，战争继续着。6月20日、佩蒂昂7月14日的胜利以及成为马赛义勇军进入巴黎的借口的运动——这些事件产生了重大后果[129]，虽然议会丝毫没有参与其事。代表们在议会中扮演的角色是阴谋家，而不是代表。甚至宣战的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也是在雅各宾俱乐部[130]通过的。”（第39页）
拉斐德[131]。——第40页。
8月10日[132]。——第41页。
“在8月10日取代了一切权力机关的起义还在继续……这是积极的力量，它镇压了自由的敌人。”（第43页）“在法国从8月10日开始的空位时期[133]存在的唯一力量便是人民的热情、起义、无政府状态……因此，剩下的最后的拯救方法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提供的那些手段，并用无政府状态掀起的粗暴力量来对准我们的敌人。”（第43、44页）
“它〈立法议会〉颁布的法令没有任何效力。由这个无能的议会产生的内阁也没有实际的权力……因此，行政管理权转入那些能够同它们脱离的人手中，即转入人民团体和市参议会手中。但是，这些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是无政府状态本身的产物，没有任何法律上或宪法上的根据，它们仅仅是在它们限于指导人民运动的方向、实现人民的意志对拥有权力的人民代表；一旦它们同人民发生矛盾并试图把法律的约束加在人民头上，那么，它们便不能使人听从了。”（第44、45页）
“脱离我们的正是吉伦特派。比佐放弃了他在制宪议会的席位；维尼奥放弃了他不久前在立法议会还占据着的席位〈即左边的席位〉。”（第49页）“我们远不想制造分歧，佩蒂昂被几乎一致地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执行委员会[134]的其他成员都从上一届议会有影响的代表中选出。”（第49页）
新的代表（山岳派）对内部分裂毫无所知——第50页。
“在我们开会期间，[国民公会的]新代表（占山岳派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存在两个阵营，也不知道并非所有共和派都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愿望。”（第51页）“组成核心的是那些一向惯于附和得势的党派的人和那些在采取某种立场以前先要看一看他的名誉会不会受到损害、他能不能安然坐待事态发展的人。这样的代表起先隐藏在核心里，后来成为热心的山岳派，其后又成为更热心的反动分子。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巴雷尔……西哀士、杜洛尔……布瓦西－当格拉斯。”（第52页）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吉伦特派〉。”（第52页）“成群地涌向我们对面的席位，意味着他们甚至在认清我们以前便自我们宣战了。”（第53页）
吉伦特派的主要演说家是波尔多律师界的律师；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权力极大；同时，他们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是说，左右着公众舆论；在8月10日起义时，他们认为法国是在他们的掌握中，因此，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他们认为，不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发生变化。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股劲头，8月10日后消失了。“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由于[求助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极少出现大多数法国人反对它的决议的情况。”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135]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落到后头了，转入了反对雅各宾派的立场。由吉伦特派在8月10日授予行政权的临时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为人民爱戴的人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第53、54页）。于是吉伦特派采取了敌对立场。“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代表一来到巴黎，就被吸收进受巴黎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由于排挤了他们的权力”，便同那些跟巴黎代表一道站在公社一边的代表一样，“成了他们的敌人”。（第55页）
“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成党派……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第55页）
丹东，——第56、57页。罗伯斯比尔、马拉，——第57、58页。
[136]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不，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第59页）吉伦特派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起初处于守势。（同上）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
丹东，——第60、61、62页。
根据丹东的提议通过的最初两项法令是：（1）“不能有未经人民批准的宪法［注：马克思摘录时译成德文。——编者注］”；（2）“国家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吉伦特派开始斗争。——第63页。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军队（第63页）。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公社，因为它自8月10日起使他们的影响化为乌有；同时也反对丹东，因为他控制着执行委员会（第64页）。在国民公会召开以前，几乎所有的巴黎代表都加入了8月10日成立的巴黎公社（第63页）。因此，吉伦特派疯狂“反对这个危险的公社，尤其反对巴黎的代表。”（第63、64页）
总之，显而易见，吉伦特派要为其失败、为其在8月10日开始的空位时期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报仇。
奥尔良[公爵]约瑟夫·埃加利泰和让·保尔·马拉。——第64、65页。
“这样的人〈马拉〉，如果不是吉伦特派想从他身上追求毅力原则本身，因而夸大了他的作用，让他有机会至少是展示出标志着真正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品质——镇定、坚毅、冷静和蔑视凌辱的话，这种人就连最微小的作用都起不了。”（第65页）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和许多巴黎代表“力图建立专政”。
9月25日。巴巴鲁和雷贝基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鼓吹和解。——第66、67页。吉伦特派继续提出指责。维尼奥反对马拉。——第67页。
马拉，——第68、69页。
[137]
冲突每天都在继续：“罗兰和丹东两位部长之间的分裂、对巴黎公社非法活动的指责、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第69页）。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第70页）。还未有效组织起来的多数人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因此，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第70页）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比佐提出“请部长留任，全体吉伦特派都支持他”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声称]：“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
斗争，罗兰的信等。——第70、71页。 ［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发布解散巴黎公社的法令。——第73、74、75页。 ［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并且总是利用马拉给大会造成的反感来指摘整个山岳派。”（第78页，参看第79页）“……党派纠纷，它使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他们应当全部地、充分地用来同法国的敌人作斗争的力量。”（第79页）
10月29日，罗兰、卢韦指控罗伯斯比尔。——第80页及以下各页。
“……他〈卢韦〉和巴巴鲁毫无疑问是他们党内仅有的实干家。”（第81页）“后者〈罗伯斯比尔〉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第82页）
[138]
“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本身从事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履行了行政权的大量的、经常性的职能。另一方面，各市参议会也给自己揽了相当部分的行政职权。不论民政方面，或是军事方面，以至司法方面的权力都没有定出规章……只要根据某个倡议召开公民大会来处理某件公共事务，它便会同时干预与委托给它的使命毫不相干的事情……如果事实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权力机构，那么，从法律上说，一个集体机构，国民公会，统一了社会机体的全部权力，它经常使用这个权力，它通过它的法令行使立法权，通过它的各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通过对公诉法的广义解释行使司法权。”（第85页）
“作为被消灭了的君主制和正在建立的共和制之间的过渡状态，作为反对贵族、侨民和国外敌人的战争的工具，这种一切权力的集中是个良好的征兆，我甚至想说得更重一些，这种集中是必要的。”（第86页）
“就是他们〈即吉伦特派〉要求颁布对自己的同事提起公诉的法令，就是他们将马拉提交革命法庭审判，从而破坏了当选的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权。”（第87页）［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12月16日比佐关于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提议；卢韦和朗瑞奈支持了比佐。
[139]
罗兰的阴谋。——第88、89页。 ［注：见本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卢韦、罗兰、加代、佩蒂昂、让索内尽管对我们抱有成见，却是真正的、真诚的共和派。”（第90页）
关于吉伦特派——第90、91页。
[140]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也开始感觉到了。塞尔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辞去陆军部长的职位，因此，国民公会便根据罗兰的推荐，毫不犹疑地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公民帕希接任。新部长和他的保护者无论爱憎或观点都不相同。”（第91页）“在发生这些无休止的纠纷期间，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并不象公会本身那样消极；全国保卫委员会在卡诺的影响下支援了我们的军队，为我们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财政委员会（其报告人通常是康邦）通过发行称为阿西涅的经常大幅度贬值的纸币以及出卖国家财产来筹集资金。”（第92、93页）
“1793年1月末……山岳派放弃了他们或许保持得过久了的守势，转而对吉伦特派采取攻势。”（第100页）
在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牺牲后，“吉伦特派已不再拥有多数了”（第101页）。
丹东，——第143页及以下各页。 ［注：见本卷第387页。——编者注］
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
[提纲]
1792年8月10日空位时期开始。立法议会软弱无能，从中产生的内阁也软弱无能。政权转入人民会议和市参议会之手，它们是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它们应当成为人民运动的体现者，因为它们的权力也就是民意的权力（第44、45页）。
有影响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
一派希望恢复被8月10日事件推翻的秩序，并实施现行法律。内阁和立法议会的主要人物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它引起的那股热情的唯一推动力量，是替代现有组织的东西，是外部和内部的唯一对抗力量。这一派的代表在巴黎公社和几乎法国各地的市参议会中占优势，在内阁中拥有一票（丹东）（第45、46页）。
吉伦特派（前一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同人民的潮流对抗。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仅限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这些东西使他们彻底地脱离了大众，却丝毫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这时，巴黎公社派出公民去守卫边界。信号炮每小时都在轰鸣，通报着共同的危险。所有的公民都在各区登记，准备去打敌人。”
这时，九月的日子[141]在激荡。
如果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窒息了（第46、47页）。
在外省，人们咒骂九月屠杀，但感谢那些支持起义狂以使军营充满公民士兵的人们。
人们鄙视吉伦特派，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调动公民同外国军队作战，完全不能有力地反击违法行为；吉伦特派诅咒违法行为，却利用它作为反诬自己强大对手的根据。
选举正是在这个疾风暴雨的时期进行的。
国民公会开幕时巴黎的起义运动还在继续；公社最有权威。
吉伦特派首先同山岳派闹分裂。新来的山岳派不想分裂，这一点从几乎一致推举佩蒂昂为国民公会主席一事中可以说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从上一届议会 ［注：即立法议会。——编者注］有影响的成员中选出。几乎所有新来的代表对内部分歧都一无所知。罗伯斯比尔和佩蒂昂，丹东和加代同样受到他们的尊敬。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吉伦特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左边的）席位，成群地涌向右边的席位，从而向新来的坐在左边——传统上是爱国主义者坐的一边——的共和派宣战。
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拥有多数，同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在8月10日事件时，他们认为法国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和选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劲头。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他们没法制止8月10日迸发出来的那股洪流，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用演说来抗拒潮流。他们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也落到后头了；他们的声誉下降了。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了这个团体，可是，过去当这个团体还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曾经大肆宣扬过它的功绩；而一旦它的想法跟他们不同，它在他们眼中便成为一窝叛乱者了。此外，8月10日吉伦特派把行政权授予临时内阁。这个在国民中得不到支持的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
于是，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开始活动起就采取了敌对立场。
“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新代表一来到就被吸收进受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新对手也叫做雅各宾派[……]起初，他们只是敌视巴黎公社和巴黎的代表，后来，他们的仇视扩及所有坐在雅各宾派通常坐的那一边的、狂热的共和派。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它是由结成一体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被一种共同的感情团结起来。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因此，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保皇党人便趋附他们。他们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很久都处于守势，吉伦特派不能为共同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尊心（第47—59页）。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丹东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和解的演说。如果未经基层议会的多数票通过，任何宪法都不能存在。财产不受侵犯的宣言应作为法令颁布。丹东的两项提案成为法令（国民公会颁布的首批法令）。丹东在演说中认为，人民的骚动是一种必要的、但是暂时的现象；如今应让位于国民公会的合法权力，过火行为应当停止。
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从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可以看出，山岳派为了秩序和自由的利益而谋求普遍和解。吉伦特派则立即露出了复仇的渴望。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吉伦特派的首次宣战，他们极其痛恨巴黎的代表，因为巴黎公社的行动和丹东在执行委员会的控制权使作为立法议会成员的吉伦特派的影响化为乌有。
让·保尔·马拉和约瑟夫·埃加利泰给吉伦特派提供了攻击山岳派的借口，一方面攻击该派嗜血成性和煽动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攻击它贪图虚荣和保皇主义。
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力图建立专政。
9月25日。雷贝基和巴巴鲁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独裁者的候选人。丹东再次鼓吹和解，为巴黎公社辩护，说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在立法议会领导力量薄弱时是必要的；现在应恢复法治。吉伦特派不听从丹东的劝告，他们老是诉诸过去，以便不断从中寻找指控的材料。
维尼奥和布瓦洛攻击马拉。马拉勇敢反击。大会转入讨论当前的问题。但是，已开始的敌对行动在继续。
“在等待决定性事件以及罗兰和丹东之间的分裂到来期间，虚构的巴黎公社违法活动和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在这些最初的冲突发生时，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
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准备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右派表示惋惜。比佐提出挽留罗兰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的议案有损国民公会的尊严，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吉伦特派坚持[比佐]的提案。瓦拉泽宣称，罗兰的名字对他是神圣的。卢韦、巴巴鲁则对罗兰赞不绝口。这一次，反对比佐提案的有中间派的代表巴雷尔、拉克鲁瓦、蒂里奥，他们不属于右派，过去却常常使右派获得多数。
9月30日。罗兰写信给国民公会，表示愿意留任部长。他在信中极力吹嘘自己，教训他的对手，间接指责丹东。对丹东和巴黎公社的一切指责，根据的都是国民公会召开前的事实，并且证明了被击败的一派对获胜的一派的仇恨。
右派每天都在攻击巴黎公社；巴黎代表则为公社辩护。后来终于发布了解散这个革命政权机构的命令，要求它提出总结报告。出现了新的争论点。公社警戒委员会宣布他们截获了清楚说明王室叛变阴谋的重要文件，而且，某些代表的名誉将受到损害。该委员会要求不要将这些文件取走，并让它在利用这些文件的适当时机到来以前继续行使职能[……]吉伦特派把这看作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想无止境地继续其活动的公开愿望，山岳派则认为对方是一些热衷于扼杀真理的人。每一派都从各自的成见出发进行辩论[……]最后，这些文件转交到一个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既无巴黎公社的成员，也无巴黎的代表，也无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既没有发现反对巴黎公社的事，也没有发现反对吉伦特派的事。甚至约瑟夫·德洛奈（吉伦特派）代表的报告实质上也是有利于巴黎公社的。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当左派代表要发言时，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制。罗伯斯比尔被一阵阵嘘叫声和辱骂声赶下讲台。”
马拉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才得以进行答辩。
直到此时，右派经常获得多数。一到事关原则问题、恢复秩序、执行法律时，山岳派便同右派一起投票。
罗兰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一再说，在空位时期所犯的罪行尚未受到惩治；他是借此间接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巴黎的代表。
罗兰由于丹东在委员会中占优势、压倒了他而怒火中烧。
10月29日。罗兰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再次点了罗伯斯比尔的名。罗伯斯比尔站在讲台上进行辩护，但由于吉伦特派起哄以及主席加代老是打断他，不得不停止发言。
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
11月5日。罗伯斯比尔答辩。
“各方面都要求转而讨论当前的问题；甚至维尼奥、加代、佩蒂昂也支持这一点。赞同卢韦的只剩下萨尔、巴巴鲁、朗瑞奈、拉里维埃尔……几乎一致通过转入讨论当前问题。巴巴鲁仍然要求发言以支持指责[……]后来，他下到栏杆前，想作为一个请愿人，甚至作为一个被告来发言。这个难堪的场面持续相当久，结果象通常那样，不了了之，——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第60—83页）
12月16日。根据蒂里奥的提议，宣布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比佐提出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议案；卢韦和朗瑞奈附议。吉伦特派通过这种方法搞了大大削减国民议会代表名额的初步尝试。其实，吉伦特派同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杜木里埃、西耶里、比朗、瓦朗斯——交谊甚笃。
部长们效忠吉伦特派的公开表现。
“当卢韦发言指责罗伯斯比尔时，国民公会决定公布指责和辩护的发言。罗兰下令广泛散发卢韦的发言，并加上‘根据国民公会决议刊印’字样，可是规定罗伯斯比尔的发言只发给国民公会的成员。这样一来，在广大群众中势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出了某种不赞成罗伯斯比尔的决定。在驱逐波旁家族的法令上又采取了这种欺诈作法。在确认法令被通过的记录宣读以前，即法令条文按照通常的规定由大多数批准以前，罗兰已下令迅速把它刊印出来并发给八十四个省；与此同时，对于推迟就菲力浦－埃加利泰的命运作出决定一事却没有那样公布。因此，人们可能以为，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第二天以突然的行动取消了针对他的法令。”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里也开始感觉到了。由于塞尔旺因病辞职，国民公会根据罗兰的推荐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帕希接替他。帕希希望做个独立的人，而且，他同雅各宾派经常有来往。帕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但是一个糟糕的陆军部长。吉伦特派指责他变节，从而加剧了长期以来对罗兰的指责。
阿西涅。有关举行宗教仪式的法律（参看第93页）。粮食法令（见勒瓦瑟尔的演说，第94页及以下各页）。
[142]
在通过食品法令以后不久便进行了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论。这事又引起一场激烈争论。
1793年1月底。也象此次大会开始时那样，毫无根据地表现出敌意。但是，大会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岳派从防守转入进攻。党派斗争白热化。
“人们感到，从此以后，只要两派中的一派没有被完全消灭，就不可能着手组织什么共和国。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的惨遭杀害，导致一场辩论和两个极端党派的公开决裂。”
对吉伦特派的阴谋、蛮不讲理和沽名钓誉感到厌烦的沼泽派，常常同山岳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罗兰的辞职被接受。
1月28日。比佐就一个记者被捕事件发言指责社会保安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除吉伦特派外还有山岳派的塔利安、沙博、巴齐尔），并要求解散它。
“吉伦特派有一个习惯：宁可断送机构，也不让它在对方手中兴旺发达。”（第84—103页）
3月8日。杜木里埃统率的军队在比利时失利引起强烈的愤慨。派出委员到巴黎各区以及各省去号召公民拿起武器。
3月9日。委员们送来报告。纷纷要求保证防止国内搞阴谋。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切卖国贼、阴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许上诉的法令。首都大骚动。戈尔萨斯印刷所被捣毁，他被迫逃亡。人民情绪如此激昂以致要求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命令面包师返回面包房，邮政官员恢复发送电报。
3月10日。关于组织革命法庭的辩论。
巴黎大骚动。国民公会晚上9时举行会议。右边的席位几乎全部空着。午夜过后，聚集在爱丽舍园的人群的情绪具有暴动性质。人们闯入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号召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这些建议遭到了山岳派的拒绝。
[143]
3月11日。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
3月12日。马拉反对3月10日事件。
3月13日。吉伦特派就3月10日事件发出怨言并进行攻击。
“巴黎3月10日的骚动是各个党派引起的，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参与鼓动人民的情绪，他们煽动这种情绪，是要把人民推向极端。3月10日的那些场面就是这种过分激动的必然产物。出席会议的只有山岳派，它在几个小时内使具有威胁性的骚动平息下来。帕希和桑泰尔[……]由于热心工作而受到赞扬。马拉和杜布瓦－德克朗塞使两个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情绪安定下来，说服他们放弃了他们那阴暗的计划。马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3月10日骚乱的倡导者；他敦促通过一个指责首倡者之一美国人富尼埃的法令。拉苏尔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大受赞扬。最后[……]不顾通常对‘人民之友’所表现的可憎的偏见[……]一致通过了对一个右派代表（正是此人在这次会上侮辱了马拉）进行谴责的决议并记录在案。”[第122—123页]
公安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其成员大多是吉伦特派。
3月10日过后不几天，吉伦特派便竭力把责任推到山岳派身上。
“急风暴雨式的会议已成为国民公会的家常便饭。吵吵嚷嚷的场面[……]旁听席上的听众常常卷入这类使会议中断的吵闹。吉伦特派于是开始大叫大嚷，说他们在巴黎已感到不安全；他们向外省的军队求援。山岳派方面则指责对方鼓吹内战。日日夜夜就在这种可悲的辩论中消逝了。”[第127页]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各方都曾承认代表的不可侵犯性。右派首先背离这条规定。加代带头对马拉提出控告。立法委员会起草了起诉书[……]并事先定罪。革命法庭一致宣告马拉无罪，人民大众凯旋般地把他护送回国民公会[第127—129页]。
这个事件引起了重大后果。代表间的党派冲突被赋予了诉讼形式。对马拉的审讯成为5月31日事件的前奏。
[144]
3月18日。杜木里埃在涅尔文登近郊失败。他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包含对国民公会的侮辱（丹东对杜木里埃的意见，第133页）[145]。吉伦特派则对他的粗暴无礼的信件喝采。
3月29日。杜木里埃的又一封来信引起极其强烈的不满。命令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的决定。杜木里埃叛变。
4月3日。拉苏尔斯竟敢宣布丹东是杜木里埃的同伙（第137页）。丹东向吉伦特派宣战。丹东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效果。在这之前，丹东一直谋求大会的两派和解。
“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他经常责怪山岳派狂热，反对罗伯斯比尔猜疑；他公开谋求吉伦特派支持山岳派，以便通力拯救共同事业，而不是同吉伦特派交战。就在拉苏尔斯攻击他的前几天，丹东还在同右派主要领袖磋商；他们达成协议要一致行动并且只考虑同外国人和贵族作斗争。整个山岳派都爱丹东，但是多数人认为，他打算使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结盟是错估了形势。”[第143页]“4月底5月初，辩论具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这已经不是在讲台上的唇枪舌战，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了。双方为了胜利，都开始到会外寻求支持。但是[……]尽管有这些内部纷争，山岳派仍认真从事法国的事业，而吉伦特派想的只是消灭它的政敌，完全放弃了行政管理权。在这两个月中，研究了最高限价问题[146]。[……]右派采取诋毁的办法反对这个措施。它指责说这侵犯了财产私有权并威胁到私有主的生活。这种振振有词的声明目的在于挑动中产阶级起来反对山岳派……最高限价通过了。”[第147、150页]
吉伦特派在问题涉及党派纠纷时，例如在讨论控告马拉、三月骚乱、各区的请愿、十二人委员会[147]等问题时总是得到多数。山岳派则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即在关于最高限价、革命征兵所需的资金、特别法庭、强制公债等等问题上得到多数。
在辩论最高限价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杜科站在讲台上谴责那些拟议的措施并把长裤汉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时，从一处旁听席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声。加代要求把国民公会的会议移到凡尔赛去举行。右派大声表示赞同。勒瓦瑟尔建议坚持议事规则并撤销旁听席。右派反对。菲力波、丹东、拉克鲁瓦徒劳无益地要求大会考虑它的尊严，考虑它的迫切责任。他们徒劳无益地呼吁不要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中断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吉伦特派势必发泄一通才会冷静下来。热烈的辩论。对巴黎政权的攻击。以外省要报复相威胁。
就这样，在问题涉及导致人民起义的利益的时刻，响起了内战的警钟。有人想挑动人民的两个阶级互相残杀。山岳派同人民群众的党派并肩前进，在人民群众中有的是强劲的双手、坚毅精神和矢忠矢诚[第152—153页]。
万第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内战。需要招收新兵，需要新的国家开支。丹东、德穆兰、菲力波、库通寻找取得这一切的方法。唯一可能满足迫切需要的手段是将国家财产投入流通。向有多余资金的公民发行强制公债（参看第161页及以后各页）。
吉伦特派谴责山岳派的措施，但是他们从没有提出别的什么计划来同它们抗衡。他们根本没有干什么事。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底—1844年初
第一次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第一版第3卷；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128]马克思写这份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回忆录》第一卷（《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1829—1831年巴黎版第1—4卷（《Mémoires de R．Levasseur（de la Sarthe）》Vol．1-4．Paris，1829—1831）的提纲为的是要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还在1843年夏，马克思就已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革命事件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他在关于世界史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摘抄了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和路德维希有关这个题材的专著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阿·卢格的证明（卢格1844年5月15日给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5月20日和7月9日给弗莱舍的信；见《阿·卢格书信日记集》1886年柏林版第1卷）。1843年秋马克思移居巴黎以后产生了写一部国民公会史的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他在1844年紧张地工作了好几个月，读了大量材料，包括报刊、同代人的回忆录等等。关于马克思的这个没有实现的意图，1845年激进的《特利尔日报》就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一事发表评论时也曾提到。1844年《前进报》曾刊登过勒瓦瑟尔回忆录的片断，可能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刊登的。
马克思写这份提纲的时间看来与他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间相同：提纲写在摘录经济学家著作的一组笔记的第三册中，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到巴黎后至1844年8月期间记的。除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提纲之外，这册笔记还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法文版摘录的结尾部分（开头部分在第二册笔记中）。
笔记各页用直线划成两栏。左栏是用法文摘录的该书原文（仅一处用德文）或个别段落的简要转述（用德文）。马克思本人写的是一些言简意赅的批注和参考索引，在本卷中是用五号铅字排印的。笔记本中相应各页的右栏扼要地、比较连贯地叙述了该书内容，马克思给这部分笔记加了一个标题《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全文除若干法文术语和用语之外都用德文写成。在许多场合，特别是涉及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时，马克思几乎逐字引用勒瓦瑟尔的原话并将其译成德文。这些段落发表时作为引文用的是小号字（引号是编者加的）。
本卷先刊印左栏的文字，编者加了一个副标题《摘录》，然后刊印右栏的提纲，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第372页。
[129]1792年6月20日在巴黎，在立法议会大厦和土伊勒里宫前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取消国王对在巴黎近郊建立马赛义勇军军营的法令所颁布的否决令，要求恢复被国王免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的内阁职务。由于这些要求实际上被拒绝了，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因庇护示威者而被解职的巴黎市长、吉伦特派佩蒂昂在巴黎各区的压力下于7月中旬复职了。尽管有国王的否决令，1792年7月，从马赛和其他城市不断有义勇军开到巴黎，他们加强了废除王权的运动和对革命的外来敌人的有力反击。——第373页。
[130]1792年4月20日立法议会表决了向奥地利宣战的法令，从而奠定了革命的法国与反革命国家的同盟长期武装斗争的始基。在此之前，雅各宾俱乐部曾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开展了积极的战争鼓动（1792年2月15日和17日的告人民书）。俱乐部左派的代表们（罗伯斯比尔等）则相反，认为应当尽量推迟不可避免的战争冲突，以便赢得时间来巩固革命秩序。
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创立于1789年10月，最初联合了反专制阵营的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由于内部斗争，1791年7月温和的立宪派离开了俱乐部，而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吉伦特派也离开了，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的影响完全控制了它。俱乐部成为该派中心，它与各省分部在实现革命改造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第373页。
[131]在这一页，勒瓦瑟尔描写了温和的立宪派的领袖之一拉斐德将军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前夕的暧昧处境。他既没有得到国王的信任，更没有得到对立面——革命爱国阵营的信任。——第373页。
[132]1792年8月10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制度的日子。——第373页。
[133]空位时期是指1792年8月10日—9月20日国民公会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是在9月21日）的这一段时期，共四十二天；这个时期充满着立法议会和革命的巴黎公社之间的尖锐斗争。巴黎公社是在8月10日起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代替了过去的市参议会并领导了起义者的行动。——第373页。
[134]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由一名每二周改选一次的主席和六名秘书组成。——第373页。
[135]斐扬派——温和的立宪派，其代表（拉梅特兄弟等）在1791年7月16日雅各宾俱乐部（见注130）通过关于推翻国王的请愿书以后退出该俱乐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俱乐部（曾在1789年被取缔的斐扬僧团旧址开会，因而得名）。斐扬派利用其在立法议会中的相当影响，竭力阻碍革命进一步深入，为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效劳。——第374页。
[136]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反驳了吉伦特派对山岳派领袖提出的所谓著名山岳派被外国侨民和外国间谍收买的指控。他把丹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但附带说明后者没有抛弃他的“荒诞”理论）说成是无私的、对革命忠诚的活动家。——第375页。
[137]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引述了马拉1792年9月15日在国民公会上的辩护词的内容。马拉在辩护词中有力地证明了吉伦特派指控他煽动反对国民公会的起义是毫无根据的，竭力使谴责他的活动的提案不被通过。勒瓦瑟尔对马拉是反感的，但他不能不承认他同他的敌人所掀起的诽谤和敌视运动作斗争时的勇敢和冷静。——第376页。
[138]勒瓦瑟尔是这样写的：“后者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是很难同卢韦的空洞的华丽词藻比高低的。”接着，勒瓦瑟尔证明，指控罗伯斯比尔追求独裁和1792年9月煽动迫害被囚禁的保皇党人是没有根据的。罗伯斯比尔本人1792年11月5日在国民公会上的发言把吉伦特派的这些诬蔑驳得体无完肤。——第377页。
[139]比佐关于将驱逐被推翻的波旁王族的法令扩及该王朝旁系代表——奥尔良公爵家族成员——的提案经多数票表决延期审议。据勒瓦瑟尔证明，许多国民公会代表担心驱逐前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埃加利泰会成为违反代表人身不可侵犯权的危险先例。——第377页。
[140]在这几页勒瓦瑟尔把吉伦特派说成是一个其行动在客观上为反革命势力效劳的派别。“虽然他们曾经是狂热的共和派，但是，不幸，他们将武器交给了保皇派，更糟糕的是把某些保皇派窝藏在他们中间。”——第377页。
[141]1792年9月2—5日，在敌军进犯、传闻有反革命阴谋和准备对反对外国敌人的爱国者家属下毒手的情况下，巴黎的人民群众占领了监狱，组织了临时法庭，处死了约一千名在押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吉伦特派利用人民的这种自发的恐怖行动来指控雅各宾党人组织了“九月屠杀”。——第379页。
[142]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是在国民公会于1792年12月12日和14日讨论关于初等教育的报告时产生的。在辩论过程中否决了在小学进行宗教教育的提案，但是同时山岳派著名活动家（罗伯斯比尔、丹东）反对某些代表提出的完全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意见。
所谓粮食法令是指国民公会1792年12月由于吉伦特派的坚持而通过的取消有关谷物贸易的规章和武力镇压要求保持稳定价格的运动的决定。这些措施对那些备受粮食匮乏和粮价上涨之苦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极大。山岳派代表在这期间虽然拒绝了吉伦特派所维护的贸易充分自由的原则，但是没有支持人民群众稳定面包和其他食品价格的要求。于是，1792年12月2日勒瓦瑟尔就粮食问题发言，坚持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对付农场主和面包商暗中破坏出售面包的行为。——第385页。
[143]1793年3月10日革命阵营中最激进的平民派代表，所谓的“疯人派”（他们要求稳定价格、采取消除贫困的社会措施、惩办投机商）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在起义时有两处吉伦特派印刷所被捣毁。起义的参加者起草了请愿书，要求将吉伦特派逐出国民公会。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当时尚未决定公开反对吉伦特派的雅各宾党人的支持，“疯人派”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科尔德利俱乐部（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是法国革命时期在1790年建立的最激进的民主主义组织之一。雅各宾左派在俱乐部中占优势。虽然“疯人派”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但是俱乐部并不支持他们1793年3月10日的行动。——第386页。
[144]1793年5月31日和6月26巴黎发生了人民起义，结果吉伦特派被逐出国民公会。建立了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的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革命力量（雅各宾党人、“疯人派”）在反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倾向的吉伦特派的政治统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使起义取得成功。——第387页。
[145]据勒瓦瑟尔证明，丹东认定杜木里埃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将军，但是他的政治信念，从共和派的观点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丹东也注意到杜木里埃极爱虚荣，注意到他明显地不愿受国民公会的监督，喜欢让一群阿谀奉承、搞阴谋诡计的人围着自己转。——第387页。
[146]粮食危机的加深、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疯人派”要求稳定价格的鼓动促使国民公会在1793年春又回过头来讨论粮食问题。雅各宾党人考虑到人民的情绪，这一次赞成规定谷物价格（规定最高限价）。尽管吉伦特派抵制，1793年5月4日通过了谷物最高限价的法令。——第387页。
[147]十二人委员会是国民公会在极力要打击首都革命组织的吉伦特派的坚持下，为了调查巴黎公社的活动于1793年5月18日成立的。5月31日人民起义后被解散了。——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