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痴迷于运用心理技巧去影响身体。在13岁时，我收到了一个盘式磁带录音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机会听到我唱歌时的声音。如同我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在少年时也对甲壳虫乐队十分痴迷，大概在10岁、11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吉他和唱歌了。但当我听到自己录在磁带上的歌声时，我震惊了，因为跑调太严重了。
后来，我在妈妈的私人图书馆里偶然遇到了一本关于自我催眠的书。我读了一下，希望能够运用催眠来训练自己，使自己唱歌不跑调。之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运用催眠技巧改善自己的歌声，我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催眠经历导致我对利用催眠影响身心产生了狂热的兴趣。不久，我开始尝试着把催眠技巧应用到体育领域，提高自己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到16岁时，街区的小伙伴们听说我对催眠很有兴趣之后，我开始为他们施行催眠术。到18岁时，我开始为大学里将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进行催眠。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读研究生时，我才正式接受催眠方面的专业训练。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第一次运用催眠技巧是帮助那些做过手术的病人。我发现，催眠技巧能够奇迹般地提高他们在手术后快速康复的能力。
当然，作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我对探索如何改变人的意识状态以及这种改变对直觉、精神等的影响充满了好奇心。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同几位生物反馈实验室的同学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我们尝试着利用脑电反馈影响脑波律动，创造出阿尔法状态（即宁静、放松和深沉的半意识状态）。虽然这样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有趣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人的放松程度和警觉程度），但这并没有对人的意识状态产生深刻的影响。最后，我发现催眠在改变意识状态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而且可以改变人体的健康状况。通过催眠，人体感官对输入信息的解读与体验有可能得到改变，进而改变人体感受。我可以通过催眠让自己产生漂浮感，改变自己的视觉感知，全面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就像吸食鸦片类毒品之后产生的那种情绪一样。我也可以利用催眠使自己同大自然之间产生更加密切的精神联系，感觉自己能够更好地与自然界和谐共融。
这些体验不仅仅局限于我读研期间。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成年以后，在自己身上和向我求助的病人身上付出了很多时间去探索这些较高层次的意识。我知道，这些精神状态可以让人们改善直觉，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比如，同自己的内心、大自然、上帝或生活中的其他力量产生更密切的协调感和融合感。
我下面会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在心身医学工作中的体会列举一些例子。这样做的意义就是再次向读者表明大脑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我们可以重新训练大脑来根除不健康的本能，让身体接受新的、高效的生理模式与情绪模式，帮助我们实现最佳的健康状况。通过形成一些新的大脑环路，我们就能找到通向健康与快乐的新路径。如果你仍然怀疑我所说的内容，那么我希望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尝试着运用本书提出的各种技巧，不久你便能够理解大脑和意识的力量。很多事情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没有意义的痛苦
将得到管理的不适与没有得到管理的不适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我从本书伊始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这样解读，即“杀不死我的，只会使我变得更坚强”。事实上，适度的逆境会使人变得更坚强，但过度的逆境则会把人压垮。2011年，有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逆境的影响和价值，最后发现一些非极端的逆境会让人变得更具坚韧性和灵活性。换句话讲，一些只会引发不适的逆境则不会增强人们的坚韧性和灵活性。能否逆势而进，关键是人们是否有能力管理好不适，然后摆脱不适。当连续不断地承受痛苦时，人们很少会从中实现成长与发展，反而会引发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也就是说，会导致人退步和瘫痪，而不是进步。然而，得到有效管理的逆境和不适会推动人的成长与变化。有句老话说“痛难免，苦可选”，指的就是令人不适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应对则因人而异，应对得当则可免受痛苦，反之会产生痛苦。
我坚定地认为，与舒适相比，不适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更多。不适或许是最有力的催化剂，促使我们开发出自己的潜力，实现所期待的成功人生。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本书构思和写作之际，我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变故。虽然过去很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备受不适感折磨的人，但本书真正的灵感源泉却来自我个人的经历。30多年来，我一直在创造并运用各种技巧来管理本书描述的不适，去帮助那些在困难之际允许我为其服务的病人。最近几年来，科学迅速进步，论证了这些技巧产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表明它们能够从细胞和生化反应层面改变人体对不适因素的体验。我几乎没有想到，在我最黯淡的时光里，我帮助他人管理不适的经历竟然给自己带来了巨大价值。
直到我自己遭遇不适，我才发现日趋严重的不适竟然侵蚀了我的生命力，禁锢了我的心灵。当我感觉自己被不适情绪征服和压垮的时候，这些不适管理技巧为我摆脱黯淡时光提供了一条路径、一道亮光和一线希望。所以，我对此充满了感激。
这些不适管理技巧不仅仅在我遭遇困苦之际挽救了我的人生，而且我逐渐认识到，它们转变了我对不适因素的体验与认知模式，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高级意识状态的大门。人们掌握了不适管理技巧之后，即便遭遇了不适，也不妨碍维系内心的安全感。这时，人们就有可能认识到不适感的真正内涵，认识到不适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我本人而言，直到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不适，才能说我真正领会了痛苦与不适的真正价值。这些年来，我帮助过很多走进人生低谷的病人，我自己也经历过创伤，但只有我自己采取行动应对不适、实现平和，才算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才推动我实现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实现的重大转变，并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不适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就无法催生有益的转变。持续不断的不适可能会让人瘫痪，让人选择逃避现实。我刚刚遭遇不适的时候，感觉就像陷入了流沙一样，缓缓地被吞噬，无法动弹。然而，随着我逐步学会了管理不适，内心就感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安全感。在此之后，我也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把自己的不适感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因此，我们能否利用不适感促成自身实现良性转变，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不适感，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管理好不适感。如果我们一味地去追求舒适，那么可能会引发破坏性，甚至致命性的后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不适，这有利于促进我们成长，促使我们增强适应能力并实现良性转变。一定程度的不适感能够让我们保持警醒，使我们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纠正的行为，以及应该制定并达成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竭力去要求舒适、寻找舒适时，我们的人生可能无意之间就会陷入停滞、萎缩和退化的状态。
尽管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有必要的，但这毕竟会给人们带来不适感，让人产生脆弱感，所以，不适与人们的脆弱感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在《情绪的治愈力量》（The Healing Power of Emotion）这本书中，精神病学专家、神经科学专家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Siegel）描述了为什么我们的生存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人的脆弱感，并探讨了脆弱感如何给人带来智慧，并最终促使不同的大脑部位实现更好的协调。我们遭遇的不适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同样，脆弱感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些脆弱感只能引起中等程度的不适，而有些则能引发让人窒息的不适。但其实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有可能实现自我的转变。我们能够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去拓展生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不适感或脆弱感或许是最有力的诱变因子。
我们对不适的忍耐能力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我们很多与生俱来的能力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我们忍耐和应对不适的能力。俄勒冈大学的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是风险认知领域的一位理论家和研究者。他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当面临风险时，我们如何判断风险的特征与严重性。在一项研究中，斯洛维克注意到，对于任何一项技术，人们从中看到的利益越多，则其风险感知能力就越低。今天，这一发现尤其适用于整容术和胃改道术（帮助肥胖病人的常规措施）等医疗手段。这些高科技的手术其实有很多风险，但人们往往过于注重其中的利益而顾不得风险。别人许诺的结果（比如，会让你变得更苗条、更美丽）的分量超过了手术风险（比如手术失败引发的副作用）的分量。斯洛维克的观察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不适”这一主题具有密切关系。简单地讲，我们从不适中感知到的利益越多，不适给我们带来的恐惧就越少，我们从中感知到的风险就越少，就会将不适视为一笔值得保护的人生财富。从本质上讲，虽然不适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如果得到了有效管理，却有助于我们创造更好的、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可以接纳不适，将其视为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必要元素，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展现不适体验的意涵。
显然，本书还涉及我们日益萎缩的心理舒适区。但实际上，我们比自己所想的更能够忍耐不适。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数千年以来，人类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痛苦与磨难的考验，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薇罗妮卡·乔布（Veronika Job）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意志力是有限的，那么它就是有限的，而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意志力是越来越强大的，那么你的意志力就会变得更强大，而你抵御诱惑、应对不适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点来提高自己的不适管理能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对不适的能力比我们的文化教给我们的要强得多。
让下一代做好准备
你可以想象得到，向我求助的那些人之间，大部分人的生活遭遇了危机，无论是身体上的危机，还是情绪上的危机。很显然，在你具备更好的焦虑管理能力和不适忍耐能力之前，我不希望你的人生步入低谷。为了获得我所提到的不适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人们有必要经历重大的情绪波折。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注重不断地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物质上的舒适，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提一下。
如果迫不及待地创造物质上的舒适，会不会妨碍我们融入社会以及变得更加坚韧与灵活呢？会不会损害我们的长远利益呢？我想此时此刻你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一点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就得到了体现，因为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的物质舒适的确远远超过了上一代，但他们的焦虑水平却高于上一代。今天的孩子被家长催促着在一个又一个活动之间不停地转换，放学后急匆匆地去参加足球训练，然后还要按时回家上钢琴课，钢琴课结束后还有数学家教，临到睡觉之前还不得不完成学校里布置的家庭作业，而且由于前几项活动，做作业的时间可能会被挤占，最后在作业中结束了自己的一天。这一代孩子有空闲时间吗？这种局面导致孩子们普遍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乐趣，平淡乏味，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渴望自己能过上一种刺激的生活，而且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从临床角度来看，我在医学实践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无法有效管理焦虑，无法抑制生存本能而患上了类似的症状和疾病。生存本能就像一个潜伏的老虎一样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我知道我的同事们也发现了这种现象。
的确，这个问题对父母们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父母们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愿望，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免受我们这代人在儿童时代遭受的创伤。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女儿三四岁的时候，和她的双胞胎弟弟以及幼儿园的一个小男孩儿一起去野炊。那个小男孩儿走到我儿子和女儿的跟前说：“我们去爬那座山吧。”我儿子和女儿同时站起来要和他一起去，但他对我女儿说：“女孩儿不能来，只有男孩儿能来。”我的女儿怔住了，我确切地知道这对我女儿意味着什么：她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拒绝的滋味。我无法阻止她的想法，感觉很无助。我看到她的双颊上挂着泪珠。我试图安慰她，但这无法消除她第一次被拒绝的痛苦。我顿时感觉很伤心，很心烦，觉得自己无法保护好孩子，无法阻止外部世界给她带去失望和冷漠，感觉自己让孩子失望了。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位父亲的本能反应。
其他人也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过度抚育”话题的文章，所谓过度抚育，指的是父母们为孩子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为孩子提供了过度的保护。我倾向于认为今天的父母存在过度抚育的问题，因为所谓抚育，不仅仅意味着教会孩子们照顾好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意味着训练孩子去管理自己的不适。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学着去面对不适，不要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也不能寻思着为孩子寻找什么短期性的解决办法，要相信孩子们可以学会巧妙地控制不适，并赢取未来的成功。简单地讲，教孩子掌握住在不适面前获得安全感的能力，是父母给予孩子最伟大的礼物。
一个安全的道路在等着你
最近，在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7岁小男孩儿，他笑得非常好看。他的母亲很年轻，我认识她，只是多年未见了。当那个男孩儿向我投来一个短暂的微笑时，我走向他，把他抱了起来，然后举到空中，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喜爱和善意。他很快就对我说：“我不喜欢这样。”于是，我立即将他放了下来。但他一站稳就对我说：“这真有趣。”他又补充说：“但我现在不想再这样做了。”
在我看来，这个小男孩儿的反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恐惧感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身体和心理的重新训练，那么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不经意间就会遭到这种恐惧感的袭击。在小男孩儿这个案例中，他的反应很好地说明了当我们遭遇不适之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不”，但之后我们又发现不适也有一些令人舒适的元素，而我们未来仍然会抵制不适。很多减肥者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等他们体重降低许多、身材变好了之后，又开始怀念减肥之前的舒适，不愿意继续面对减肥给他们带来的不适，于是恢复了减肥之前那种舒适的生活方式。
我们很多人在面临不适时都会做出这种反应。在不适面前，生存本能开始发挥作用，我们选择后退，下意识地阻止自己去探索和接受新的生活或工作方式，即便这些新方式能够让我们同搭档建立密切的关系，能帮助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能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或者能在更大程度上开发我们的潜力。简单地说，我们选择让我们的生存去主导我们的生活，而且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完全被生存本能控制了。
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部族的文化都认为，作为成人礼的一部分，有必要承受严重的身体痛苦，这样才能学会承受痛苦，然后设法生存下去。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身体伤痛无疑会让我们挑战内在的恐惧感，但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我发现情绪上的伤痛更具挑战性。身体伤痛往往局限于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情绪伤痛则是全面性的，没有办法将其隔离到某个具体部位。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当生存本能感知到潜在的精神伤害和危险之后，就会迅速行动起来保护我们。只要我们的生存本能发挥作用，保护我们免受情绪伤痛，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一些原始的本能反应，比如生气、瘫痪、暴饮暴食、生病、好斗和自闭。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忍耐较高程度的情感不适，避免生存本能遭到激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的确会帮助我们探寻并开发出自己真实的潜力，迈向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完善我们的直觉、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心理状态。我们只有学会了如何在不激发生存本能的前提下处理好情绪问题，这些较高层次的意识状态才会形成。为了获得这些较高层次的体验，人的大脑和身体必须明白，无论外界给自己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会引发多大程度的不适，都能得到稳妥的处理，都不影响人的安全感。如果你没有实现安全感，那么你就无法长期稳定地维持这些高级的意识状态。
这样一来，我就涉及了不适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在史前时期，舒适有利于人类生存，而在当前世界，不适或创伤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现在，如果人们一味地追求并满足于舒适的或自己熟悉的状态，则会带来僵化，大脑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限制。在古代，我们努力寻求舒适的或自己熟悉的状态，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生存，而今天，这种做法却会妨碍我们创造更加成功的活动与成长方式。成长体现了我们的行为与习惯，也体现了我们在生命中对不适的处理方式。
从一开始，我就在强调，不适管理或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能。无论你的目标是改善工作业绩、健康状况、人际关系还是实现更好的生活水平，如果要实现这些目标，最终你必须提高自己的不适阈值，或者说提高忍耐与管理不适的能力，少依靠生存本能去实现安全感。在21世纪，过度活跃的生存本能将成为我们获得健康与幸福的最大障碍，将阻止我们去探索让生活更有价值的领域。
生存本能实际上是我们内在的守门人。在茹毛饮血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动物性较为显著，经过漫长的演变，人类成为了更为高级的物种，动物性趋势弱化，但两类演变形态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生存本能发挥的作用。史前时期，生存本能有利于人类防范风险，能够促进人类生存，而在现代社会，生存本能的频繁激发则妨碍生存。因此，在不适和创伤面前获得舒适感，就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生存工具。一旦你学会了以这种新方式去面对不适，生存本能就会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与生存本能相比，其他任何障碍的严峻性都低得多，而且管理起来也更加容易。
所有这些目标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前进的旅途上，处理好同“不适”这个搭档的关系，我们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