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9年，我在去远东的路上，曾到过芝加哥，并且由于一些与本书内容无关的原因，我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星期。那时我刚刚出版过一部成功的小说，由于时事新闻的报导，我刚到达就有人来访问我。第二天早上我的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

“我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埃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来看我的妹妹。我们请你今天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我很高兴去。”

他给我约定了时间并把地址告诉了我。

我认识埃略特已有十五年了。他这时已年近六十，高高的个儿，风度翩翩，五官秀美，又厚又卷的黑发稍有一点花白，更显出他容貌出众。他衣着一向讲究。零星服饰他买自夏尔维商店，但衣服、鞋、帽，他要到伦敦去买。他在巴黎塞纳河南岸时髦的圣纪尧姆街上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个商人，可这话如果让他听见，他会非常痛恨的。他有鉴赏力，而且见多识广。他不在乎地承认，在以往的年月里——他初到巴黎定居的时候——他为那些要买画的有钱的收藏家们出过主意；并且，当他通过社会交往听到某个没落的贵族——英国的或法国的——打算卖掉一张第一流的好画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地去找美国博物馆的理事们，因为他无意中听说，他们正在寻访某某画家或某某画家的名画。法国有许多古老的家庭，英国也有一些，境遇逼迫他们卖掉一只有布尔签名的柜子，或一张齐本达尔亲手做的书桌，却不愿声张出去。能够认识这样一个博学多闻、举止文雅、可以不露风声地把事情给他们办好的人，他们当然高兴。人们自然会猜测埃略特从中捞到了好处，但是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说出口。刻薄的人一口咬定他那公寓里的每样东西都是要卖的，还说，每当他用名贵陈酒和丰盛佳肴招待有钱的美国人之后，他那些贵重的画就会有一两张突然失踪，或者一只精工镶嵌的衣柜不见了，而代之出现一只上了漆的。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某件东西会不见的时候，他就解释说，那东西他有点看不上，因此换了件质量好得多的。他一解释，人们便也觉得颇有道理。他还说，一睁眼总是看见那些东西，会腻的。

“Nous autres américains(i)，我们美国人，”他说，“喜欢变花样，这既是我们的弱点，又是我们的长处。”

巴黎有些美国太太自称知道他的底细，说他的家里很穷，他能过现在这种生活，完全是因为他非常精明能干。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但他那位有公爵爵位的房东肯定每月要叫他为他这套公寓付一大笔钱，而且他那公寓里也满是值钱的东西。墙上挂的都是法国大师华托(要)、弗拉戈纳尔(、)、克洛德·洛兰(、)等的画；镶木地板上铺着美丽的萨伏纳里和奥比松地毯；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的十字纹雕花家具，就其花纹的精美来看，这些东西完全可能像他所说，原是当年蓬巴杜夫人(夫)的闺中之物。反正他有的是钱，他用不着去赚钱就能过他认为体面人应过的生活。至于过去他是靠什么办法达到这一步，如果你不希望他和你翻脸，你就放明白点儿，不要提这个问题。由于在物质上他再不用操心，他就一心一意投入生活中他所热爱的事情，那就是社交。他帮法国的或英国的贵族办事，这就使他巩固了他拿着给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初来欧洲时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初来时还年轻。他出身于弗吉尼亚州的名门，从母亲一系来说，他的一位祖先还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字。他的家世使他拿着介绍信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很受看重。他人缘好，又聪明，舞跳得好，枪打得准，并且网球也打得不错。什么宴会都有他的份。鲜花和价钱昂贵的盒装巧克力，他任意买来送人，虽然他很少请客，但请起来独具一格，很受称赞。那些阔太太们被领到苏荷区的风流倜傥的饭馆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店吃饭，都觉得很好玩。他无时不愿意给人帮忙，只要你有求于他，不论事情多么麻烦，他都高高兴兴去做。对上了年纪的女人，他曲意奉承，取悦于她们，所以不久他就成了许多豪门大院里特别吃香的客人。他为人极其和气，假如有人失约使你措手不及，你临时拉他来凑数，他也欣然前来，从不介意；即使你把他安排在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老太太旁边，他也一定会施展本事讨她的欢心。

他在巴黎定居，每年伦敦社交季节后期他赶到那里，初秋拜访一圈乡间别墅。两三年的工夫，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一个年轻美国人能够攀得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那些最初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发现他结交了那么多人，都感到吃惊。令她们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看到自己栽培的年轻人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感到高兴，另一方面看到他和有些人混得那么熟，而她们自己却只能和这些人攀得个淡淡的表面应酬，她们有点窝火。虽然他一如从前，对她们热情，给她们帮忙，但她们心里不舒畅，觉得他利用了她们，把她们当成了在社交界进身的垫脚石。她们认为他是个势利鬼。他当然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势利透顶的势利鬼。他是个厚脸皮的势利鬼。为了让人家请他参加一个他想参加的宴会，或者为了和某个名气很大、脾气厉害的老寡妇拉扯点儿关系，什么侮辱他都受得了，碰多大的钉子他都不在乎，再粗暴的对待他都咽得下。他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一旦他看准了一个目标，他就毫不动摇地追去，就像一个植物学家那样，为了寻找一种特别稀罕的兰花，对洪水、地震、热病、深怀敌意的土人，统统不怕。1914年的世界大战给他提供了使他大功告成的机会。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一个野战卫生队，先是在佛兰德斯，以后又在阿尔贡服务，一年以后他胸戴红带勋章回到了巴黎，在巴黎红十字会弄到了一个位置。这时候他已经很富裕，凡是显贵人物赞助的慈善事业，他都慷慨捐助。任何广泛宣扬的慈善活动，他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及组织才能积极地襄助一番。他参加了巴黎两家人们最难加入的俱乐部。法国最高贵的女士们都把他叫做“好埃略特”。他的雄心终于得逞了。